金宇澄：文学就是记录没有用的东西

金宇澄的新书《方岛》《轻寒》《碗》，书写了作者早年在东北农场的知青经历和少时听父亲所说的家乡往事，书写了复杂、暧昧的记忆。在2018上海书展期间举行的文景艺文季上，作家金宇澄说他很感谢文学，让自己可以把很多无用的事情记录下来。

活动现场。 本文图片 任强 摄

新书：保存无用的记忆

《方岛》：北方记忆

金宇澄：1986年，上海作协办了首届青年创作学习班，把我们大家拉到宁波附近一个山里边，半个月。结束时候必须交一个小说出来。有天晚上我就写了《风中鸟》这个小说。小说写了什么？我那天晚上不知怎么想到，还是听有人聊到了棺材。棺材这东西，城市人，尤其上海都是火葬，根本不知道怎么个讲究、怎么个做法。但我当时在东北，是20岁的时候吧，在我们那个农场，如果今晚有人要死了，医生就得通知木匠，赶紧加班做棺材，这种加班的场面，我经历过多次。

中国棺材和外国棺材完全是两回事，价值观也是两回事。我印象中的中国棺材，几乎是给外人看的，就是它的底板都特别薄，最厚的是一个盖子，有钱人，盖子会非常夸张非常之厚。当然农场的棺材都是极薄的白皮棺材。

这小说写的，就是年轻人加夜班做了棺材，要死的病人却抢救过来了。这个棺材就搁在木匠房门口，风吹雨打，这个阶段一直没有人死，棺材就越来越丑陋，板缝都裂开了。刚开始大家可以坐在上面聊天打牌，之后就在里面养鸡养鸭，惨不忍睹。年轻人后来发现，周围身体不好的、年纪大的人特别注意这棺材——农场的规矩就是，接下来谁死，这棺材就是他的。对于年轻人，这是个非常难看的大板箱子而已，对某些人来说，就是归属。

小说写“我”当时做木匠，很多女青年来找我做小板凳，我就很烦。有一回看见很远有两个女青年过来，“我”就躲在棺材里了，她们走过来说，这个小南，怎么忽然不见了，棺材有不少裂缝，我躺进里面，盖上了盖子，忽然就笑不起来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受，等于你是一个死人，通过棺材缝子，却看到了人世，后来看见了两个女孩子的尼龙袜子，她们的脚踝，看见青草，看到了阳光，这感受是小说里抒情的一小段，表明人多么恐惧这种黑暗，你眼中的光明和你平时看到的完全不同。

所以这个小说到最后，年轻人发现不少上年纪的老人，都非常害怕这个东西，并且掩饰这种恐惧，有时是在半夜，会发现一个老头蹲在棺材附近……小说结尾就是：本地有两个老人都已经弥留，都已经差不多了，但医生发现，这两人谁也死不掉……小说是在这地方结束的。这是我中短篇小说集《方岛》其中的一篇。

《轻寒》：江南暧昧的细节

金宇澄：《轻寒》是1990年发表在《收获》的一个四万多字中篇。按现在说法，是个抗战题材。但它里面基本没出现日本人，实际是讲的一个在日本人占领时期中国人的故事，他们怎么互相争斗……背景为江南小镇，有各种元素，有三角恋、有悬疑、有惊悚的情节细节。在那个阶段我特别研究了江南小镇，故乡黎里这地方的方方面面内容，所以后来再写《回望》时，对我的帮助非常之大，我对故乡的了解，就是吴江这么一个小镇，也有更复杂更深奥的一个内涵在。

小说最特殊的一个桥段是，我听父亲说，沦陷后镇上做的一件最丢脸的事，日本人驻扎在黎里附近的平望，要镇上维持会送女人过去，镇维持会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把镇上几个最无依无靠的尼姑用船送到平望。这天早上，全镇都听到女人的哭声，小船穿过一个一个桥洞，这个声音从弱到响，从响到弱，这个声音影响了几代人，当地应该有很多老人都知道这事，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直不会忘记的这种追忆。这小说或者这个小镇，都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在细节上给人以复杂的滋味。不像一般的说要宏大叙事或史诗或者什么。江南味道，只在细枝末节，所以这部分，也恰恰是我最注意的内容。我喜欢的题材一般都小，包括《繁花》都是一些接近市民的内容。

在我印象中，江南小镇显现的是某些有意味的细小特征，或者说，它都是那么具体，但又那么暧昧。记得陈丹青说，午后的江南小镇，给人一种“偷情”的印象，大致这么一句话，传递了某种暧昧，眼前是曲折安静的小巷，是很多紧闭的窗，却不知窗里在做什么，是不是没有人，有时却飘来了评弹的女声，气息清淡，也是浓郁，给你有了很多想象空间，不是北方相对敞亮的那种建筑感觉，是一种暧昧。

到我现在这个年龄，看人或者看生活，越来越看不清楚，这也许是我和其他作者的想法不同的地方。对于人际关系，我越来越看不清楚，它会有无数可能，你将非常难以定义，或者说对有些写得特别清楚的内容，我就会特别怀疑。做编辑我做了很多年，我觉得小说要留更多的空间，给读者更多的想象——我面对的是现在的读者们，当前是中国历朝历代一个最有文化的时代，从写《繁花》阶段天天与读者交手，我知道的读者是洋洋大观，比我懂得多，他们走遍世界，藏龙卧虎，爱好广泛，并且有那么细化的兴趣分类，这是我在青年时代不敢想象的事。

我一直在怀疑我过去所喜欢的，或者过去我们所推崇的过去的小说。一个是，当然我们现在不会再那么仔细地、像我青年时代那么大部头地看过去的小说。另一个，这样的小说是不是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了？因为那时代的读者，没有那么多信息量，没那么多的故事参照分析力，需要的小说也就得非常详尽，面面俱到。而现在来说，作者把人物内情写得越详细，读者可能越早就会判断到——它有各种问题，因为他们阅人无数，他们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的丰富经验。

现在再看《轻寒》这样的小说，我虽然环境写得具体，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我几乎已经忘记，难道那时已经觉得不该写到明白？使这些故事链，保持了弹性，期待感十足。就等于说，我这个作者在场，但是看不清楚，显现了明显的暧昧，就是某一种我不了解的，我确实不完全了解的状态——确实如此，即使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根本不知道他每天的细节和活动，他心里想了什么，我知道1/10也难。

暧昧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永远的主题，再过五百年，可能人类会更暧昧，人将越来越不知道他人的真实是什么，那时每个人都通晓得更多吧，但也将越来越个人化和私密化……随着社会的进步，保护私密的要求也就会更水涨船高，人一直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努力的——人的两大特点，一就是千方百计打听别人的事，八卦。另一个是，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隐私，这总是一个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也就是“暧昧”两字的不断扩展，是必然结果。

《碗》：对于死亡的无功用记述

金宇澄：我的青年时代和各位不一样。那时，我的同龄人死了一些，一大群人朝夕相处的特殊情况，在这种相似的环境里，所谓的死亡却非常不同，记忆深刻。

到了我现在这年龄，同伙当中也有不少人已经离开了。我只知道：人临死时的样子完全变了。我跟好几个朋友都有过这方面的谈话，比如原本他挣了很多钱，有很多房子，很有成就，一旦知道即将失去生命，也立刻觉得非常虚无，因为这一切的东西都不能带走了。比如会问我说，人有什么东西可以最后带走啊？我说这我不知道。我心里这么想，因为我没有死。我说，你自己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东西可以带走？比如他说，觉得只有自己对某个人的所谓感情，可以带走。想想在生命中，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想起来了，现在越想，越觉得有意思，这是非常实实在在的记忆，栩栩如生的记忆，是可以带走的——这就是人与人最重要的关系。除此之外的钱财等等，就一个数字而已，这些是根本不行的。有的人躺在医院里问我说，是带走我曾经的感情吗？可惜啊，这一块什么也没有啊。也有人很是慰藉，很花心地喃喃自语，想一想也就算了，觉得本人的这辈子很值了……这就是人千变万化、即将离开时的一种态度。

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只能表现在脑海里的，或者是文字里的丰富，或者说，记忆的，文学记录的都是没有用的东西，它不是一种物质，也不会产生一种摸得到的效益，没有办法留存，写作是起到一个玻璃罩子，一个保存的作用，像一个标本，告诉大家，人的过去像一阵风，一阵雨，他们的要求多么特别，人的行为和表达，多么复杂，要死的时候，可以说那么多话。

我在《碗》里写了一些经历，比如我20岁在黑河，有个老头是广东人，他要死了，打电话来说他要喝甘蔗水。这是在1970年代东北大雪之夜，他的老朋友也是广东的，多年前他们从广东发配来黑河的。他朋友放下电话说，这个老头子是昏头了，这里不是广东，哪里去弄甘蔗水？只能这样，小金，我这里呢有一点白糖，就代我去医院一次，给这个老头送一点糖水。我对这事的印象特别深，他牵来了一匹马，外面大风雪，我穿了很多的衣服，骑上马，顺着电线杆有8公里路，就是顺电线杆跑，没有路，大雪天骑马特别难受，马蹄会把雪刨起来，胸口，脸上都是雪，把糖送到老广东眼前，他立刻就死了。走出医院，我发现马已经跑回去了，缰绳没系住，老马识途。

这晚上我特别难受，我觉得唯一的收获就是，你还能把它记下来，如果对于一个不能把它记下来的人，几乎是在做一件根本没有价值的事，价值就是跟朋友说一下，价值应该是让读者知道，我真的非常感谢写作，做了很多无用功的事，但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金宇澄

作者绕不出少年时代

金宇澄：各花各爱，文学有非常宽泛的内容，但有些是万世不变，每个作者的面都是窄的，每个人只能取世界的一小部分。对我来说，我知道不能一直往前跑，一直向前，我什么都懂，就是小熊掰苞米，以为前头会更好，一边走一边扔，最后只剩下两个，小熊要找到熟悉的地方，坐下来大吃一顿才好，意思就是作者不会有更多可能性，只有某个区域我可以发言，每一个作者最大动力源就是少年时期，很难跨越、绕不出这一块，绕出去都陌生。

如果写陌生的东西，结果可想而知，只有写最熟悉的，才可以跟别人有所分别，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如果写别人熟悉的东西，一定就是模仿了，或者是按照他人的范围来做，别人一看就觉得，一点新鲜感都没有，你无法走出这一步。

常常以为有一些内容，自己的已经写过了，写了两篇了，要写别的了。而实际两篇或者二十篇只是刚刚开始，不能轻易走过。越往前走也就是“文学的尽头”，这一块熟悉的地方，肯定就是你的地盘，会慢慢渗透出来属于你自己的材料，但你以为已经写过了……所以刚才有记者问，关于东北记忆的小说，会不会还要写？我说这可不知道，但这些是我的范围，说不定哪一天像写《碗》这种书，有什么事情激动了我，就会写的，现在很难说，我不是有计划的人，但知道什么是我熟悉的地盘。

站在人生的角度看

金宇澄：人生境遇，《方岛》和《碗》相隔了好多年，却是接通的，都是当年遇到的这种值得一写的内容，可以告诉读者，人生是怎么回事。

曾经认识一个老汉，专门硝各种皮子，比如一张狐狸皮，经过手工方法，从生做到熟，最不是人干的活，臭得无法呼吸的环境，在农场属于地位低微的工作。当年我师傅带我去，说这老汉过去叛变了革命，为什么叛变？受不了刑罚。当时抓起来上刑，脱下裤子，烧红一块方铁，红到发白，把这块红铁放到他的屁股上，这块铁立刻冒油烟就沉下去，他立刻就招了。（我师傅）走进去皮铺子里面说：“老王，当年怎么叛变革命的，把裤子脱下来看看。”这人习惯了，立刻脱下裤子来，屁股上四四方方一个烙印，之前我们常常熟读“烙印”这个词，但是没见过，农场的牛马到了一定年龄烙印编号，不是人，看不到人的表情，而这个情景，是很难解释的一种观感。有人问，你写作的很多内容，都是当时记下的？其实很多事不需要记的，比如这件事，我不用动笔，会永远记得。

人生常常像变戏法，有个老人，抗战的国共合作阶段，他和一个最要好的同学从青岛赶到山西参加抗战，到了山西一个大院里，都是年轻的大学生，排队登记。他们走到大院子里，发现队伍的终点，摆着两个报名的桌子，一个属于共产党系统，一个是国民党系统，挨着上前，必须是一左一右的程序报名，你没得自己选。就这样，他和这位最要好的同学分道扬镳，最要好的同学参加了共产党军队，在共产党的桌子上登记了，他就是国民党，其实就是这一秒钟的过程，他和他最要好的同学就分手了。

到淮海战争的时候，他已是一个国民党的营级干部，最后被俘虏，立刻就给判刑，之后开犯人大会，看见坐在上面的首长他就呆了，那就是他当年的好同学。想想看这个戏剧人生。台上台下，目光交集。散会时勤务兵就跑来说，我们首长说，他马上要调去东北嫩江，在那里办一个劳改农场，如果愿意的话，你就报名，说完勤务兵就走了。然后他说，我当时想，既然我同学这么转话给我，当然报名。他就报名去了我以后去的农场。他说，实际去了嫩江农场，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他到了农场没多久，这个同学就调走了。可想而知，在那种动荡的年代，人生往往是无从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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