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逝世三十周年,专访《沈从文的前半生》作者张新颖 即使毫无希望 他也能绝处逢生

半岛全媒体记者刘依佳

沈从文,生于1902年,逝于1988年5月10日。转眼间,这位温润儒雅、年轻时曾在青岛小住的文化大师,已乘鹤西去三十载。

30年后,当我们再提起这个名字,或是经过福山路3号的故居时,我们会怎样谈论他?

是津津乐道他的浪漫?——“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还是扼腕叹息后人的遗憾?——“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

但或许比起上述两点,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多远——今时今日,我们再读沈从文的文学和人生,意义何在?

“开阔而坚韧,绝处可逢生。”研究沈从文近20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评论家张新颖日前在接受半岛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是沈从文最强大、最励志的地方,“在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他总是能凭自身的能力创造出希望来”。这种生命的韧性和强大,在张新颖新近推出的《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本版简称《沈从文的前半生》)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

新的资料新的感悟

促使再写“前半生”

两年前的盛夏,耗费张新颖十多年精力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本版简称《沈从文的后半生》)终于摆进了书店。在这部很快引起轰动、并入选“文津图书奖十大图书”力作中,张新颖曾明确地表示:“沈从文(1902～1948)的前半生,在已经出版的传记中,有几种的叙述相当详实而精彩。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不认为我有必要去做大同小异的重复工作。”

但是,写完《沈从文的后半生》后,张新颖的想法有了变化。4月23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他表示,写沈从文的前半生,做这个决定“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说“不容易”,是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沈从文研究刚兴起的时候,有两本关于沈从文的传记出版了,一本是凌宇的《沈从文传》,另一本是美国学者金介甫撰写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在包括张新颖在内的研究学者们看来,这两本传记都堪称典范。“金介甫本人是学历史的,所以他对现有资料的把握、对传主的考查十分精确、细致；凌宇先生是苗族人,在沈从文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跟沈从文交往密切,二人在心灵上十分相通,凌宇的传记,感情强烈,文学性也很好。”

一史一文,前人既趋完美,后人似乎再无重复之必要。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之初,张新颖也是这样认为。但是,当他写完“后半生”,再回望沈从文的前半生,则看到“新的气象”,产生了“新的理解”:“我们是后来人,我们有一个优势,能看到沈从文完整的生命。当我看到他生命的最终,此时再回过头看,看他的小时候,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是如何一点一滴地和他后来的命运轨迹联系起来的……这是很有意义的,对沈从文这个人的认识,豁然开朗。”

张新颖告诉记者,让他下决心去写沈从文前半生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关于沈从文的资料不断地被披露,尤其是2002年《沈从文全集》的出版。“出版的《沈从文全集》共32卷,其中大概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是沈从文生前没有发表过的,这部分也是凌宇和金介甫在作传时无法利用到的宝贵资料。此外,在写《沈从文的前半生》中,不可避免地要写到与沈从文有过交往的人,比如胡适、闻一多、丁玲等,而他们的传记、全集和完整资料,大部分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陆续披露的。所以我再写沈从文,从资料的丰富性上来讲,是具有优势的。”

掌握的材料愈丰富,笔下的传主就有可能愈丰满。再加上多年来对沈从文的偏爱,让张新颖终于“抑制不住冲动”,再度提笔。

不仅呈现传主经历

还要解读时代内涵

1902年12月28日,农历十一月廿九,湘西小城镇筸(凤凰的旧称)的一户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沈岳焕。这个男孩,就是沈从文。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也是由此开始,讲述这个湘西顽童沈岳焕,是如何一步一步的,从当兵到从文,从湘西到北平,从“百十小说作者其中一员”,到“比较优秀的一员”,再一点一点地成长为现代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的——天才、勤奋以及文学青年面临的困境,沈从文一概经历着,也悉数展现于书中。用张新颖的话来说,他写《沈从文的前半生》,是“用了一种很老实、很笨的写法,是按照传主经历的时间顺序,一年又一年的写法”。

那么,什么是“聪明的传记写法”?张新颖告诉记者,比较聪明的做法,是写作者可以把同类的事情一次叙述完,写起来也更自由,“但我认为生命是连续的,只有把一个人的生命从头到尾连接起来了,读者才能看到他的变化,他的成长,对他也更加了解。我这样一年一年按顺序写,就像人过日子那样,我一天一天地写,他一天一天地过,很踏实。”

但若据此认为,张新颖想在这本书里呈现出来的,仅仅是沈从文个人的半生经历的话,那就错了,虽然沈从文在生活和精神上的持久磨难史,也足以让人感慨万千了。

“我希望能够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是时代和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个人与它相比太渺小了,悬殊之别,要构成有意义的关系,确实困难重重。这样一种长久的困难压抑了建立关系的自觉意识,进而把这个问题掩盖了起来。不过总会有那么一些个人,以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坚持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张新颖告诉记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上,沈从文是个重要存在,他的作品、人生走向以及他所处的时代,颇有耐人寻味之处,因此,在这部传记中,张新颖力图在呈现渐趋完整和接近真实的沈从文的同时,也从他所牵涉的各种社会关系、他与那个时代密切相连却持续强韧地保持紧张的“对话”中,解读时代的内涵,以及身处时代洪流中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起伏。可以说,《沈从文的前半生》既是写沈从文自己的故事,也牵涉到作者对各种社会关系的映照与分析,从而把一个人身上所承载的文学、思想和感情的重量,交织进现代中国复杂纹路里。而作者的这一层深意,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即1937年～1948年间,沈从文先南迁后北上的经历,以及与同时代文人学者的交往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不受禁锢,绝处逢生

是沈版的“现代启示录”

充分尊重传主,而不是要表现自己,张新颖认为,这是在传记写作中应有的心态。因此,他始终坚持尽可能直接引述沈从文的原话,而不是改用自己的话重新编排叙述:“我想,倘若我是一个读者,比起作者代替传主表达,我更愿意看到传主自己直接表达。”尤其对于《沈从文的前半生》来说,张新颖不仅要写事实性的社会经历和遭遇,更要写身处动荡年代里,沈从文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丰富、复杂、长时期的个人精神活动,绝对不能由推测、想象甚至虚构而来,必须见诸沈从文自己的表述。”张新颖告诉记者,幸运的是,沈从文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这样写作有特别方便之处,但也有格外困难的地方,“把那么多杂乱的资料理成一本书,不仅要贴合传主本人生命的状态,还要贴合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写作者,对传主的认识。”张新颖告诉记者,显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不一定非要让自己从叙述中“跳出来”,用大段的评论来表现自己,“其实,你对传主的理解和见解,还隐藏在你对材料的应用上,你只要把传主本身的丰富性,充分地表现出来就行了。”

在沈从文留下的卷帙浩繁的作品中浮沉二十载,在他人眼中可能是“寂寞难耐的冷板凳”,在张新颖看来却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通过阅读沈从文,研究他,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汲取了很多营养,也从他身上,看到了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张新颖对记者说,任何人在一生中,都会碰到所谓的顺境和逆境,与很多同时代的学人不同的是,沈从文具有一个很强大的、绝处逢生的能力,“这种绝处逢生的能力,使他能在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凭着自身的能力创造出希望来。比如他摆脱行伍之身去北京,在求学谋生两无路的情况下,他居然能一步一步的,让自己成为了优秀的作家；再比如,他在后半生,无法从事创作之路了,但他又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同样成就非凡。一个人,能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在张新颖看来,当年那个顽野而内向的15岁少年两手空空走出湘西,闯荡世界的时候,他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携带着一个积蓄了丰富信息和能量的顽强自我。“他不会为各种各样的理论和观念所限制住自己生命的视野和思想,所以他能更自由地吸收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所听到的一切事物,并在严峻的考验中调整、坚持、扩充,一次又一次重新发现和重新确认,最终把这一切,变成自己生命里的优雅和强大。”张新颖说。

这,或许正是当下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阅读沈从文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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