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母亲 怀故人

隋福军撰文/供图

我的母亲叫王朋花，1928年4月5日出生，2010年4月12日病逝。母亲没念过书，但通情达理，性格刚强，做事干脆，是个很有主见的人。

1942年冬天，日本鬼子对胶东地区实行“大扫荡”。血雨腥风中，14岁的母亲自告奋勇参加了区担架队，她那时长得身材高挑。母亲说，抬担架两人一伙，从自己村走到饶涧村、大龙口村、尚山村，再到马石山，来回有六七十里地，一天至少要抬两个来回，有时黑夜也要去。母亲说，她们抬着伤员走山岗路，攀树岚子，爬地堰子，要不就走河沟，还不能走快了，怕颠着伤员。伤员大多伤势较重，有的失血过多，抬到半路上就牺牲了。所以她们一边走，一边小声吆喝着，安慰伤员。

有一次，她和同伴抬着伤员走到一片刺槐林，就听到有人喊：“快躲起来，敌人追上来了！”紧接着，枪声响起，母亲跟同伴说：“快跑，到前面的松树林躲起来。”她俩把伤员安顿在浓密的松树林下面藏起来，直到枪声停了，才出来继续抬着伤员艰难前行。当她和同伴抬着伤员走到村口的西河坝埂上时，亲眼见到日本兵把四个牺牲的八路军战士的胸腔用刺刀豁开了，尸体旁全是血污，很惨。

所见所闻，更激起了母亲的抗战决心和对日本鬼子的刻骨仇恨。马石山“反扫荡”胜利后，母亲参加了村里的民兵组织。

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为了孩子的生命和家人的生活，母亲什么苦都能吃。有一年，我的两个弟弟和妹妹相继患了急性脑膜炎，其中二弟弟的病情最重，全身抽搐，牙关紧闭，母亲用筷子撬都撬不开。母亲淌着泪，抱着二弟直摇晃，呼喊道：“二的呀、二的呀，你快醒醒呀！你快醒醒呀！”说着说着，又朝我吼：“你还站在儿这干什么？还不去叫你爷和你叔！”于是，我撒腿就去喊我爷找我叔（父亲远在莱西教书）。我叔步行20多里地，才把大夫请到家里，救了我弟妹一命。

母亲生我三弟弟的时候，头天晚上还爬到棚子上取地瓜。棚子离地近3米，即将临盆的母亲拐着一篓子地瓜扶着梯子下行，一不小心踩空了，仰面跌倒在梯子旁。第二天她就生了，还好，没有出危险。

日子实在困难，母亲就去讨饭。有一次，她去讨饭时，看到人家想用萝卜换鞋，母亲毫不犹豫地把穿在脚上的鞋———那是她出嫁时的绣花鞋———脱下来，换了20斤萝卜。十几里的路，她硬是光着脚走回家的。换来的萝卜，熬成萝卜汤，饥肠辘辘的家人喝了好多顿。

吃食堂那年，母亲去村里食堂领饭，端回来的却是一碗稀汤饭。我嚷着要，母亲却先喝了起来，急得我直哭，母亲却不理我。喝完了，母亲才用手指贴着碗底一刮，将碗底沉淀的那点汤面送进了我嘴里。原来，母亲是把“浮上”的水喝了，把那点干货留给我———那口汤面，实在太少了。

再说一件事。那年夏天，我三弟在家睡觉，母亲在门口和邻居聊天乘凉。我弟被蚊子咬醒了，找妈找不着，就拿着煤油灯去燎蚊子，结果把蚊帐点着了，火顺势就上了房。弟害怕了，就用布单蒙上头躺下了，那时小啊，不知道跑。门口有人看到了，惊呼：“你家起火了！通亮的！”“坏了坏了！我家还有孩子在炕上躺着！”母亲一头冲进火光熊熊的家中，迅即将我弟抱出来，一把塞给了我：“快把他抱走！”

这时，村里人都来救火，大火已经烧到房顶了，大伙儿上房的上房，爬墙的爬墙，搬东西的搬东西，挑水的挑水，个个奋不顾身，其中有一个女青年帮我们家搬大柜时，手挤在了墙上，硬是把一根手指挤掉了半截，她却浑然不觉，直把大柜搬到屋外后她才发觉。她忍着剧痛，找了块布包上，却并不走，仍然继续帮忙抢救东西。第二天，全村的人都来帮忙了，瓦匠、石匠、苫匠、大工、小工都来了，有送麦草的，有送粮食的，还有送木头和推泥和灰的，仅用一天工夫就把房子修好了。村里人的这份恩情，让我们一家刻骨铭心，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父亲去世得早，所以我对母亲格外用心，每年春节都接母亲到烟台家中过年。母亲一共在我家过了8个春节，2010年是最后一个。2009年春天，母亲体检时发现罹患肺癌，身体每况愈下。我把母亲接到我家住，经过治疗，她似乎好些了，母亲说：“我不能死在你家，我要回老家。”怎么也劝不住，执意要回，母亲说：“你们不用担心，我还能活一阵子。”把母亲送回老家，母亲说：“你跟我来。”她从坛子里拿出十几个咸鸭蛋给我，说：“你妈也就腌这一次了，你拿走吧。”我难受地哭了。母亲时日已不多，但她依然还是想着自己能为孩子做些什么。母亲的病一天天加重，没过多长时间，就离开了我们。

每当我怀念母亲时，只想对别人说一句：趁父母健在时，好好尽孝吧。

2009年作者的母亲在烟台过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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