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遗产继承和抚养费那些事儿

法定继承纠纷案件中，继承人以外的人能否主张分配遗产？协议离婚就可以不抚养孩子了吗？最近，即墨法院审理了两起关于继承和抚养问题的两个典型案例，既符合法律规定又遵守了社会道德的传统，给人们的道德思想启示颇深。

案例

侄子赡养老人也可继承遗产

“司法实践中，法官会结合具体案情以及对酌情分得遗产权的主体范围、扶养关系和扶养程度等的认定，充分考量继承人以外的人参与分配遗产的权利，并作出合理裁判。”即墨办案法官介绍，刘某生前有一处房屋，为其个人合法财产。生前刘某主要由五位侄子赡养，2012年刘某因病去世。

2017年11月8日，王某以刘某亲生女儿的名义将五位堂兄弟，即刘某的五位侄子，起诉至即墨法院，要求确认刘某生前所留房屋由其继承，并要求堂兄弟排除妨害、腾出该房屋。五被告对原告王某的身份不予认可，认为王某主张房屋权利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即墨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某系刘某的亲生女儿，自幼随母亲改嫁，是刘某唯一第一顺序继承人。刘某生前主要由五被告赡养。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即墨法院依法认定被继承人刘某所留涉案房屋50%的份额归王某继承所有，50%的份额归五被告继承所有。

关于王某主张排除妨害、腾出房屋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尽到赡养义务的“外人”也有遗产继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对继承人范围及继承顺序作了明确规定，其中子女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优先享有继承权，而本案中的被告并不属于继承人范围。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对酌情分得遗产权进行了明确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一条规定：“依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分给他们遗产时，按具体情况可多于或少于继承人”。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法院认定本案原告系被继承人刘某生女的身份，综合考虑到原告自幼随母亲改嫁、被继承人多由五被告赡养的事实，法院判决原、被告对被继承人所留涉案房屋各占一半份额比较适宜，恰当地处理了法定继承纠纷中的酌情分得遗产权，均衡了第一顺位继承人与尽了生养死葬义务的其他人对被继承人遗产的继承权利。

案例

离婚协议中的抚养约定能不能改

男方周某与女方顾某于2017年3月6日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约定孩子周小某归男方周某抚养，女方顾某不承担抚养费，同时约定周某名下婚前购买房产一处（有贷款）与男方名下婚后购买机动车一辆归孩子周小某所有，房屋贷款由周某负担。2018年，周小某经诊断患有自闭症，经鉴定为智力残疾二级，治疗康复等花费巨大，周某一人无力承担，故在2019年5月13日以孩子周小某的名义向即墨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顾某支付孩子抚养费至孩子自立时止。

顾某辩称，离婚协议约定孩子归男方抚养，女方无需支付抚养费，且双方约定房子和车都归孩子所有，被告放弃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现自己生活困难，没有能力支付抚养费。故顾某认为应当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履行，拒绝支付周小某的抚养费。

法官说法

子女可在必要时提出超过协议的要求

当事人双方在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中已经约定抚养费，未成年子女可以在必要时向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原定数额的抚养费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本案中，即使顾某已经与周某离婚，但顾某作为周小某的母亲，其对周小某进行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因离婚而消除，周小某有权在必要时向顾某提出支付抚养费的合理要求。周小某因患病治疗康复等花费巨大，仅周某一人无力承担，因此，顾某应当支付周小某的抚养费。

关于顾某应当支付周小某多少抚养费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七条的规定：“子女抚养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 ”

本案中，考虑到周小某的实际需要、顾某现阶段生活情况及离婚时放弃了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本院酌定判决顾某自2019年5月起至原告周小某自立时止，每月负担原告抚养费400元。

■记者手记

法律提升道德修养

这两起案例中，一个是涉及赡养老人问题；一个是涉及抚养孩子问题。虽然看似两起案例，却有着十分相似之处，那就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通过这两起典型案例可以看出，法律

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来说，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十分重要，制定法律规则同样重要。法律与道德二者各有各的边界，道德是道德，法律是法律，它们有各自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不能简单偏重于某一个方面。关键在于，在平等的法律面前，是否可以唤回更多的人间道德人性。

记者认为，对于法律规则来说，无论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还是社会习俗演化而成的法律，都适用于社会公共行为领域。在法律规则管辖的公共领域，维护社会正义、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权利是根本要求。而道德更多涉及个人内心的自我修为，它可以高标特立，但只能针对自己，不能强迫他人。因此，法律以公共利益为指针，道德以效法圣贤为理想；法律讲求的是底线正义，道德追求的是高尚人格。

两起典型安全均说明一个道理，法律能够为社会道德的生成提供有益制度构架，为个人道德培育提供良好生活环境。法律固然不是道德，但能够净化人们的内心，让人们激浊扬清、去恶存善。因此，虽然法律规则不等同于道德良知，但可以培育和激发人们的道德良知。法律要深入人心、发挥作用，也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追求。换言之，法律规则要有道德性。这个道德性不是法律规则自身生长出来的，而是法律规则吸收了道德理念，从而彰显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与此同时，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提升，可以使人们强化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弘扬社会公序良俗，自觉遵守法律。另外，实践中被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也可能上升为法律规则。

本版撰稿记者康晓欢通讯员姜玉林姜洁李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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