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房太太,孕育庞大家族

投资失败,只剩最后家产

“家父和东莱银行的大老板刘子山还打了一场大小股东之间的债务官司,从济南中级法院,直打到南京高等法院,最后,因为家父请的律师巧妙周璇,总算赢了官司,但也只是保留下了一家老小居住的黄岛路82号这所宅子,以后就靠出租几套临街的门头房和住房来维持生计,至此高家元气大伤”,高思国先生称。

黄岛路82号,对于高家来说意义非凡。

这所宅院,高秩臣给它取名叫“和平里”,是的,就是他故乡的“和平里”,不远千里“来到”了青岛。这三个字,彰显了高秩臣对家乡的思念,而曾经悬挂在门头上的“和平里”三个字,也是他请人专门从老家桥头碑石上拓下来,雕刻上去的。

这所宅院,见证了高秩臣事业的巅峰期,也目睹了他一步步走向败落。

前两年的网红电视剧《青岛往事》,再现了王满仓、天佑、夏德发三兄弟在德租、日占时期的不同命运。尤其是日德战争之后,日本侵占青岛后,日本商人为了掠夺中国资源和倾销日货,在青岛设立取引所,松井伊助等日本统治者暗中操纵股票市场,将中国商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一如电视剧中的吉村,趁机大发横财,不少中国商家因此关闭停业,倾家荡产。天佑就曾被坑惨,他的原型就有高秩臣的影子。

投资失败,给高秩臣一记重创,他不得不将从东莱银行抵押贷款购买的即墨路12号(后来开了岛城著名饭店“聚福楼”)房产、烟台“兴宾楼”房产、济南“卫生池”房产,“连同家里的汽车、黄包车,甚至家人的金银细软一并还了银行的债务”,高思国先生说,即便这样,还是不够,东莱银行还起诉到了法院。

东莱银行提起诉讼,是因为刘子山知道高秩臣还有一处房产可以偿还债务,就是“和平里”。在那个年代,作为青岛首富、半城刘子山能够在一次次商战中胜出,是因为他的冷静。他更看中的是不动产抵押,土地、房产的稳定性胜过一切虚假的繁荣,因此,他最终留给时代的传说大多与房产有关。

对比起来,高秩臣的策略失败了,他没能看清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为了留住最后的财产,他聘请律师,运用了一个“手段”。

“律师给父亲出招,让他把黄岛路的房产转移到了大妈的名下,清算债务,只能执行父亲的财产,不能执行大妈的,所以‘和平里’勉强保留下来”,高思国先生说。撰写了《风雨半城山:刘子山传奇》的贺伟先生在文章中还提到,高秩臣在东莱银行的合约中错写了一个字,把“黄岛路”写成了“黄道路”,律师抓住了这个错字,经过巧妙的辩护,虽然官司最后打到了南京最高法院,东莱银行还是败诉了。

此后,高秩臣元气大伤,家里的几十口人就守着一座宅院、几个网点出租过活,其中的辛酸和无奈可想而知。

喜怒哀乐,留在百年里院

通过黄岛路82号的门头走进大门,是和平里里院。和大多数里院不同的是,这座里院里没有“院”,是楼套楼的结构,抬头还是三层楼。高思国先生告诉半岛记者,他们家人住在里面的三层楼内。如今这里都被分成了若干户,衣物、生活用品堆砌在楼道内,不过,高思国还是能找到童年的影子……

回忆起高家人生活的场景,出生于1939年的高思国先生眼里泛着光,在那栋楼里,他生活了40多年,“父亲当初买的是两层小楼,后来加盖了一层,并仿照广东老家大厅设计的样式又新建了内院三层楼,供家人居住”。

“和平里”的大门原来定在黄岛路74号,进去正好对着院里高家住的三楼小院的大门,进出也很方便。但在准备对大门修缮装潢时,常年经商的高秩臣请来了一位风水先生。风水先生观测一番后说,大门不该设在74号,因为这门正对着易州路,会冲了高家的人和财,门口应该设在82号。所以,才有了黄岛路82号门口和门牌。

“和平里”的局促,彰显了高秩臣的无奈,他用尽一切办法想将子女后代全部安置好,只是,后来他已经有些力不从心。“父亲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每次在外面吃饭回来,都有带回一种香香的馍馍,放在我的枕头下,所以我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摸枕头,看看有没有惊喜”。

高秩臣在世时,只有长女高静娴受到了较高的教育,上到了大学,但最终还是因为学费问题辍学了。高静娴后来资助了好几个侄儿的学业,算是对人生遗憾的弥补吧。1951年,高秩臣去世,留下了一个院落和一大家子的人。幸好,高家第三代慢慢成长起来了,能够为家里分担一些开销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留在高思国记忆里的是高家的热闹,无论何种辈分和身份,在艰苦的岁月里,高家里互相帮助,迈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

高思国先生至今还记得母亲去世时,埋葬到了广东公墓,他木然地忙完了葬礼,回到家里,哥哥和姐姐已经结婚,狭小的房间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那种悲痛,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他失声痛哭,声音大到整栋楼都为之动容,是亲人们温暖了他。后来他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

几十载的春秋在喜怒哀乐中度过,上世纪50年代,私房改造,高家人的临街店铺交公,大多数高家人陆续搬出了“和平里”,外出谋生。

高家后代中出了不少名人,有农业专家,也有医学专家,高思国先生是青岛著名的剧作家,曾任青岛市总工会文体部副部长、青岛市工人文化宫副主任、青岛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著有《柜台》《风向杜鹃吹来》等,其中《柜台》获得了“1963年全国优秀话剧创作奖”,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高家的家族命运一如巴金先生笔下的《家》《春》《秋》,经历了兴衰,也在时局中动荡。高秩臣无疑是有生意头脑的,他能够在水果和土产中打开一片天地,但却没有能够把握住时机。他投资过股票,卖过鸦片,最终还是败下阵来,甚至儿子也染上毒瘾,此番结局,令人唏嘘。可以说,当年的时局给了他机会,又夺走了他的一切。

“在动荡的年代,四个哥哥虽读过些私塾学堂,但基本上没有受过正规学校的教育,加上父亲常年不在身边,爷爷奶奶娇惯,母亲只管养活,不善管教,学业上自然多有荒疏……使得少有上进之心,加上父亲已是商场之中的佼佼者,妻儿衣食无忧,富足的生活,使之成为纨绔子弟”,高思国先生称。

高家衰落了,主要原因是高秩臣投资失败,还有一部分原因,和当时的子女中没有得力的助手有关。

高秩臣有三房太太。原配夫人是在老家娶的王尚福,育有四子一女。1921年,高秩臣到上海谈水果、土产买卖时,认识了当时只有15岁的朋友家的女佣,江苏扬州人罗鸿福姑娘。“父亲见罗姑娘聪明漂亮,勤快能干,就与友人商量,让罗姑娘跟父亲到山东来做事情”,做事泼辣的罗姑娘很快就得到了高秩臣的赏识,不甘于仅仅让她做“秘书”,高秩臣想把她留在身边。可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不成体统,高秩臣打算将罗鸿福纳为偏房。

王尚福当然反对,吃醋是一方面,还因为罗不是广东人,因为她的长子和次子都曾娶过山东姑娘,生活习惯和方言是她们婆媳之间的交流障碍,又来一位“外地”人,自然很难相处。见高秩臣执意再娶,王尚福妥协了,条件是娶可以,必须是广东人。就这样,广东和平镇梅花乡和下寨的16岁姑娘郑惜坚,千里迢迢,走进了青岛“和平里”高家,她是高思国的生母。

此时,王尚福心里是高兴的,刚刚给二子定下一个广东二房媳妇,丈夫又找来一个广东伴儿,总是老乡,能说上话不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母亲来到高家只半年多点,家里又传出在高家做女佣的罗姑娘有身孕的消息。纸里包不住火,大妈很快就知道了”,高思国先生说,大妈也没了办法,只能同意父亲再纳三房。如此以来,高家喜事连连,父子都娶新妇生子,“1922年到1923年起,高家突然出现了一段造人高峰期,两代人一起生子,好不热闹”,高思国先生说,三婆母生了五哥高思治后,他的生母郑惜坚生下了六哥高思安,与此同时,大哥的二房妻子生下了三女儿,二哥的大房和二房相继生下一女一子。两年之内,高家两代人添丁5人,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似乎人们早已习以为常。高秩臣和三房太太共育有九子两女,长子高思峰生于1897年,比最小的儿子年长高达四十三岁!而长子和次子甚至都比他的二房太太还要大几岁!

高秩臣对子女们的教育不算成功,原配夫人所生的四个儿子本可以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却因为他的疏忽而成为纨绔子弟。“除了二哥外,老大、老三、老四相继去世,他们多因生活恶习,导致疾患,抱病致死”,高思国先生说,哥哥们吃喝嫖赌,甚至染上毒瘾,三哥更是因为酗酒,被父亲赶出家门,杳无音讯。

时局动荡,人口众多,高家逐渐走向了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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