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9日星期四
责编王学义值班主任乔文林
美编赵广振朱棣徐辉祖
即墨人祖先大多来自云南只有三个家族从山西来
永乐年间的唐赛儿起义,使即墨惨遭官军血洗,这是即墨原居民减少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对于这一问题,即墨文史专家黄济显、李景智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们称,从北宋末年(1127年)到明朝初年(1368年),包括即墨在内的山东地区人口一直呈锐减趋势。目前即墨居民的先祖,主要是明初从外地迁入的军户,其中很大一部分从云南迁来。在山东,很多地方的人来自“洪洞大槐树”,这一点上,即墨有着与众不同之处。
明初前,即墨原住民哪去了
1985年,即墨县地名办公室对全县建村情况进行了调查,出版了一本《山东省即墨县地名志》,其中记载称,在明代以前,现即墨市有人口居住的村庄仅30余处,现今的瓦戈庄、太祉庄、大官庄、乔家屯、田横等乡镇皆属无人之地。那么,在明代以前这些地方的原住民去哪里了呢?
黄济显、李景智在《寻根追源即墨人》一文中称,从公元1127年到公元1368年这241年间,不仅即墨,整个山东地区人口锐减。
金兵从1125年开始南侵,于1127年灭亡北宋。金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村镇变为废墟。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当金兵经过后,山东发生了大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各州县根本顾不上彼此,此时盘踞在即墨的强盗宫仪,“每车载干尸为粮”。在金人统治初期,对汉族实行奴隶统治,任意杖杀汉人和夺取民田。后期,金既要对付南宋,又要对付蒙古,战火连年不息,大肆抓丁,苛捐杂税极重。在山东爆发了李全等人领导的红袄军起义,连番交战,百姓遭殃。
随后到来的蒙古人是山东人经历的又一次劫难,据《中国历史纲要》记载,由于蒙古军的烧杀掳掠,“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被杀几尽,金帛子女被抢一空,房舍尽焚,城郭丘墟”。这一点,《元史·地理志》中所记载的数字极为惊人,1234年蒙古灭金,次年统计人口,北方人口共有475万人,而在27年前的金章宗泰和七年,当时是4581万人。通过如此悬殊的数据,就不难理解当时的人经历了怎样的灾难。在1349年之前,即墨人口连两千户都不到。
在元朝末年,红巾军与元军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也造成了山东人口的减少。根据《即墨县地名志》记载,在明代以前,即墨众多宗族因战乱而灭绝,其中包括灵山镇崔家庵的崔姓,七级镇大小欧戈庄的欧姓,官庄镇池戈庄的池姓,长直镇范戈庄的范姓、周戈庄的周姓,以及刘家庄镇赵戈庄的穆姓等。
明朝建立之后,即墨地区人口的减少主要牵扯三件事,一是靖难之役,二是永乐扫北,三是唐赛儿起义。
靖难之役是燕王朱棣与其侄儿建文帝因争夺皇位而爆发的战争。即墨文史专家张可先在《“燕王扫碑”与“永乐扫北”》一文中称,“燕王扫碑”又称“燕王扫北”,燕王即为永乐皇帝,民间又演变为“永乐扫北”,并与五征蒙古相混淆。按照这种说法,永乐扫北和和靖难之役其实一件事。因为山东是主战场,战争自然殃及百姓。在即墨至今仍流传着“永乐扫北”时,原来的居民被杀光或者纷纷逃走的故事。
在历史上,一般说“扫北”,指的往往是和游牧民族作战。根据正史记载,永乐帝五征蒙古,都是从北京出发,并未经过山东。文史专家宋正介在《“永乐扫北”并非无稽之谈》中有另一种解释,他认为即墨人说的“永乐扫北”影射的可能是唐赛儿起义事件。因为,那时明朝尚未迁都北京,对南京来说,即墨等地就是“北”。
移民主要来自云南乌撒卫
朱元璋力主休养生息,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山西成为重要的移民输出地。很多山东人的口头禅都是,“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而事实上,大多数即墨移民并非来自山西,而是云南。
据《即墨县地名志》记载,来自山西的移民仅有三个宗族,如王村镇坦村的张姓,据传,其祖先来自山西的蒲州。华镇梁家疃《田氏族谱》记载称:“田氏祖籍山西阳高,永乐二年,与董氏同时迁来此地立村。”黄济显、李景智在文中称,以上三姓均属于零散移民。而且,山西《平阳府志》记载了明洪武、永乐年间,朝廷曾先后八次将山西移民集中在洪洞,办理移民手续,迁往各地,其中并没有迁往即墨地区的记载。
《即墨县志》副主编孙鹏在《明朝初期即墨移民初探》一文中称,明代初期,移民即墨的主流是来自云南的军户。鳌山卫镇有37个自然村是明洪武、永乐时建村的,其中23个村是从云南移民来的,占明初建村数的62%。田横镇明初建村35个,其中25个村的族谱记载其先祖是从云南移民来的,占71%。
很多宗族的族谱也进行了记载,说是来自云南乌沙卫,有的说是乌撒卫,这两处应为同一地方,因发音相似而混用。比如,金口镇南阡、古阡村的《金氏族谱》称,其先祖来自云南乌撒卫乐歌屯。而北阡村《房氏族谱》则称,其始祖来自乌沙卫之乐古屯 。“乐歌屯”和“乐古屯”应该为也是同一地方。而四舍村的《武氏族谱》记载,他们的始祖来自于云南乌撒卫的银子桥。这些军户应该是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朝廷设立鳌山卫时,从云南乌撒卫等地调入即墨的第一批移民。而如今即墨通济街道办事处的张家西城、窑头等村的张姓的始祖就这一年从云南乌撒卫调到鳌山卫或浮山所,来担任卫指挥使和百户的。
孙鹏称,另一批来自云南的军户是在明永乐初年(1403年),因为“靖难之役”后的军事调动而迁来即墨。比如,如牛齐埠的《董氏族谱》记载称:明朝永乐二年,始祖董志清由贵州大定府威宁州,迁居即墨牛齐埠。而威宁州的治所正是在乌撒城。如今华山镇小埠《李氏族谱》记载称:明朝永乐二年,由由小云南毕阳县(当为今之毕节县)东门里 ,迁居即墨北乡万华山前小埠疃。另外,店集镇青山西村的《邵氏族谱》记载称:明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邵九公由云南从徐辉祖来援山东,留戍雄崖所,永乐二年邵课士携家来青山之前 。这里说的徐辉祖就是明朝的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的儿子,这一记载正说明了迁徙是因为“靖难之役”。
据明朝万历年间的《即墨志》记载,万历初年,即墨县总户数为11231户,其中军户为6290户,占总户数的56%。岛城文史专家侯文程考证称,据有关史料记载,即墨市的1000多个村庄中 ,约有225个是由云南省移民立村的。这些军户并非少数民族,而是汉族士兵极其家属。他们很可能在云南娶了当地少数民族为妻并生子,也带来了当地的生活习惯。
学者张彩霞在《明初军户移民与即墨除夕祭祖习俗》一文中称,在即墨有关于“高祖公”和“高祖婆”的传说,说的是一场洪灾之后,人类灭绝,一对兄妹在仙人指点下结为夫妻,成为人类始祖。这一故事与云南地区瑶族等少数民族传说结构相同。而在过去,即墨人过年祭祖时,所供奉的就是“高祖公”和“高祖婆”。另外,当老人去世后,即墨人还流行说“人死了是回云南老家”,祷告亡灵时说“吃饱了,向西南走吧”。
即墨还曾经向河北移民
相比于青岛其他地方,即墨的移民相对单纯,但也并非全部来自云南、山西。有来自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的,还有从省内迁至即墨的,但规模都比较小。据孙鹏记述,有的是从外地来即墨做官,比如鳌山卫的卢、顾、朱、高、焦等姓氏,其先祖来鳌山卫任指挥,随即定居于此,开枝散叶。还有逃难来即墨的,比如,三里庄的《李氏族谱》记载称,明洪武见年,有三家姓李的逃难来到即墨定居,这三家并非同一宗族,于是称为三李庄,后来演变为三里庄。
据明代万历年间的《即墨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即墨的人口为126800人,到永乐十年(1412年)即墨人口则是121400人。这近20年间,有不少移民迁入即墨,怎么即墨的人还减少5400余人呢?孙鹏在《明朝初期即墨移民初探》一文中称,这是即墨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不仅有云南移民迁入即墨,而且即墨还曾经向外移民。
据1992年出版的河北省《吴桥县志》记载,1985年该县有451个自然村,根据各村居民族谱记述,有253个村是于明朝永乐初年由即墨移民该县建立的。即墨移民建村占全县总村数的56%。而河北南部,靠近山东省有一个南皮县,该县1986年仅有299个自然村,其中永乐二年,山东省即墨县移民来此建村的就有55个村,移民分9批前来,一些村子的名字就是在姓氏之前加上批次,口语中“一批”叫“一拨”,于是村名就是“李六拨”、“邢八拨”、“朱八拨”等。
那为什么要从即墨向河北移民呢?这里还是必须要说“靖难之役”。当时双方在山东西部及河北北部进行了残酷的“拉锯战”,几乎变成无人区。而洪武、永乐年间大量军户拥入即墨,实行军屯。按规定,要给军户每丁拨发土地50亩。因为前来的军户太多,鳌山卫、雄崖所周围就出现了人多地少的情况,不得不向外移民,以便腾出土地来拨给军户。另外,因为“靖难之役”战争期间,即墨地处一隅,相对安稳,不少流民来到即墨。待到战争结束之后,永乐皇帝下旨,让流民到战争所致的无人区开垦荒地,于是这些流民从即墨迁移到河北的吴桥、南皮等地。这是永乐年间,即墨向河北移民的大致情形。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王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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