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昌之子黄坦是个清廉的县官卸任后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告别仕途之后的黄宗昌在即墨很有名望。他带领乡人在即墨打了两场仗，保卫了家乡的安全。他一辈子也是忠于明朝的，即便在明朝灭亡之后，他也拒绝剃发，最终握发而死。晚年，黄宗昌在即墨东南群山中修建了玉蕊楼，一代大儒顾炎武曾经留居此处。黄宗昌还撰写了崂山第一部志书《崂山志》，未竟去世，由其子黄坦续完。

打了两场仗，保卫即墨城

第一仗《明史》中有记载。崇祯十五年，也就是1642年，一路清军打到即墨，黄宗昌变卖家产充作军饷，率领宗族子弟以及家丁，全部加入守城队伍。双方交战中，他的次子黄基被清兵射中额头，仍带伤奋战。即墨终于得以保全，而黄基却伤重身亡，他死后，妻子和三个妾一齐殉情，当时人们称之为“一门五烈”。

关于这一仗，有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当时北京还没被打下来，清军就打到即墨了？事实上，清军在这一阶段的战斗目的并非占领土地，而是剽掠。在1642年，清军攻破蓟州，然后分道向南，攻入山东，甚至打到江苏沭阳，先后攻克88座城池，鲁王自杀，乐陵、阳信、东原等诸王先后死去。直到1643年四月才北归。据说，当时山东半岛只有两座城池未被清军攻破，一座是高密，另一座就是即墨。

再看一下1642年全中国的军事形势：袁崇焕早已在12年前被崇祯凌迟处死；这一年，明军在辽东松山遭遇大败，塔山失守；这一年，明军主力在朱仙镇被李自成击败……虽然黄宗昌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但整个明朝的大厦已然摇摇欲坠。《剑桥中国明代史》对清军这一次扫荡的后果评价是：“毋庸置疑的是，北直隶、山东和南直隶的破坏，使明朝失去了免于失败的机会。”

清军的这一次扫荡，也让黄宗昌的仇人周延儒步入绝境。这时的周延儒不仅重新获得启用，而且被崇祯视为可以托付天下的重臣。1643年三月，清军北上，朝野震动。周延儒身在其位，不得已只好请求督师。然而他实在是个庸才，刚出都门，就领兵驻扎在通州不敢迎战，每天与幕僚饮酒作乐，而且还频频谎称奏捷。崇祯帝不知内情，还赐书褒奖。后来，周延儒探知清兵已退走，便上书称击退清兵凯旋。崇祯帝论功行赏，认为周延儒当加太师，可他心虚之下，哪敢接受？后来，一位名叫骆养性的锦衣卫指挥，上疏揭发了周督师“退敌”的真相，给事中曹良直又劾其十大罪状。崇祯帝恼羞成怒，最终将周延儒削职赐死，籍没家产。民间有歌谣唱道：“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之颈，一同狐狗之头。”

一代奸臣之死可谓大快人心，但在整个王朝覆灭的危机之下，黄宗昌又怎能高兴得起来？1644年农历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崇祯帝在煤山(也称万寿山，今景山)自缢身亡。

第二仗至今仍在即墨当地流传。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消息传遍天下。即墨人黄大夏、郭尔标等人率众造反，即墨县令仓皇逃走，黄宗昌与当地士绅进行抵抗，守城40多天。后来，黄宗昌派一个名叫杨遇吉的人，率20余骑闯出城去求救兵。这时，明军早已溃败，杨遇吉正好遇上清兵，于是清兵赶到，解了即墨之围。《即墨县志》副主编孙鹏先生对城市信报记者称，这个黄大夏其实本名黄宗贤，和黄宗昌是叔伯兄弟 ，在变乱之后，他被逐出家门，连户籍一并开除，其后人迁到了莱阳、诸城一带。

另有人称，黄宗昌为了保住黄家的声誉，主动称，黄大夏和郭尓标是他家的仆人，而非黄氏族人，凭借以往铁面御史的影响力，胶东地方的县志书籍中很少提到“黄宗贤”这三个字。而关于郭尓标，在康熙年间的一篇文章中，也曾提到“郭尔标乃只身光棍，投黄宗昌家人为宗族，所不齿亦昭彰于人耳”。

藏身玉蕊楼，撰写《崂山志》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周潇，在其作品《明清青岛地区文化家族述论》中称，黄宗昌晚年仰慕汉代大儒郑玄，于是在即墨东南群山中的郑玄康成书院遗址南侧，修建了一座玉蕊楼。在《玉蕊楼自述》中，黄宗昌写道：“是楼为二层，古色古香，院落门庭精致，周围景色幽邃，四山环抱，涧水前汇，茂林修竹，涉目成趣。”康熙年间，即墨人纪润在《劳山记》中把玉蕊楼誉之为“吾邑第一山庄”。

黄宗昌还聘请了明遗民莱阳人张允抡来此授徒，黄氏子弟皆读书于此，人才辈出。再后来，一代大儒顾炎武在明亡之后游历北方，也曾留居玉蕊楼，还留有《张饶州允抡山中弹琴》五言诗一首。这座玉蕊楼，除了作为授徒之外，时称“崂山七十二君子”的前朝遗民也经常会聚于此，饮酒赋诗，抒发郁闷之情。由此可见，黄宗昌修建玉蕊楼也绝不仅仅是为了隐居，还因为此地偏僻，便于交往接纳明亡后隐居崂山的遗臣、文士，这里寄托的是他的一片故国心。

据《青岛市志·崂山志》记载，玉蕊楼本是崂山的著名古建筑 ，如今已不存 ，其原址在崂山的铁骑山南，离惜福镇书院村1公里处。据说，玉蕊楼原来所在的村庄，系清末所立，因其地有玉蕊楼遗址，故名楼上村 。1976年因修书院水库，村民迁新址，原村废弃。

黄宗昌还和其子黄坦一起，完成了第一部《崂山志》。黄坦，字朗生，号惺庵，是黄宗昌的长子，崇祯十二年副榜，后为贡生，任浦江县知县。在任时，勤政廉洁，两袖清风 ，后来因家事去任，因为宦囊如洗，多亏了士民资助才得以回到故乡。

《崂山志》共分八卷，详细记载了崂山的著名景点、宫观建置、历代隐居崂山的名士高僧、崂山的风物、奇闻异事等，辑存了崂山许多有价值的史料。而且，《崂山志》还是黄宗昌的一部“泄愤之作”。在序里，黄宗昌自叹：“余不敏，不见容于世，不获驰驱王事上报天子，及于今也。”这充分说明，他对崇祯帝依旧忠心耿耿，并无怨言，反而怪自己不够聪明，不能为世所容，耽误了为国尽忠。而通过对长春子丘处机、名僧憨山的记述，更能看出黄宗昌当时的悲叹和感慨。后来，顾炎武也为《崂山志》作序。

黄坦在题跋中更是说：“先父所写的崂山志，哪里只是写山啊！他写事、写景、写情，别人都能看在眼里，可谁知道他那一片伤心啊！”很显然，黄宗昌将自己的愤懑郁积、悲叹感慨的情态寄予文字之间，《崂山志》的点点斑斑都是他的心血所倾。

据《城阳史话》记载，因为清代的文字狱，黄氏父子的《崂山志》长期只有抄本传世，一直到民国五年，也就是1916年，才有了第一版刻印全本。1934年青岛赵永厚堂铅印重刊。

在明朝灭亡之后，黄宗昌一直拒绝剃发。顺治三年，也就是1646年，黄宗昌怀着对大明王朝的无限怀念，以及对清朝剃发令的深恶痛绝，握发而终。

黄坦承父志，修成华严庵

关于崂山，还有很多关于黄宗昌的传说。据说，崂山布满了外形各异的花岗岩巨石，坚固无比，因而本地人最早称它为“牢山”。后来一些道家术士，在此采药炼丹，经常攀崖而上。因为山道坎坷，便改称它为“劳山”。顾炎武在《崂山志》序文中还称，秦始皇登过崂山，因劳民伤财而被称“劳山”。

岛城著名文史专家鲁海先生称，有一种说法是，直到黄宗昌修《崂山志》时，感觉劳字不雅观，于是加了个“山”字旁，崂山才有了今日的名字。但这种说法又有点真假难辨。比如前文提到康熙年间，还有人写《劳山记》，而且，康熙年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还写作《劳山道士》。不过，假如考虑到《崂山志》当时未能传世的话，似乎也能讲得通。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劳”和“崂”使用都比较乱。

周潇称，黄氏家族还是崂山第一古刹华严寺的创建者。黄氏家族一向笃信佛教，万历年间，黄氏将花园改建而成“准提庵”，黄宗昌又于那罗延窟东北创建“华严庵”，是“准提庵”的下院。黄宗昌创建华严庵的时间，据说是在崇祯十年，也就是1637年，黄宗昌还乡后隐居崂山，筹资兴建华严庵，但庵未建成即毁于兵灾。至于因何毁于兵灾，目前未见具体史料。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崂山中有众多明代遗民，顺治初年，清兵曾数次入崂山围剿，于是将黄宗昌所建之华严庵焚毁。后来，黄坦继承父亲的遗愿，捐资召集工匠，和准提庵慈沾和尚一起，重建华严庵于现址。1931年，华严庵始改称华严寺。另外，黄坦著有《秋水居诗集》两卷。

原庵共有四进。藏经阁中藏有清顺治九年刊本的大藏经一部，明人手抄《册府元龟》一部和明版经典数册。该经等藏品经郭沫若鉴定，认为是国内珍宝，嘱咐一定要严加保护。华严寺最盛时共有殿宇僧寮130余间，僧侣80余人。寺前路西设有塔院一座，乃寺中历代住持藏骨之处，塔顶两株苍松紧绕塔身，虬曲多姿，所以得名为“松抱塔”。传说农民抗清英雄于七遗骨埋藏于此。寺前涧底西侧有一块巨石，石上有一圆洞，深不可测，用手拍打能发出鱼鼓一样的响声，所以叫“鱼鼓矿”。

华严寺在“文革”期间被毁。1984年，青岛市文物局投资维修，恢复其原貌，并派市级文管所进驻管理。一年四季，游客不断。1982年，青岛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黄氏家庙准提庵中，曾藏有一部《妙法莲华经》，也就是平时所说的“法华经”，这部经书在1951年收入文物管理部门。《妙法莲华经》是一部手写佛经，共七卷，卷轴装，六万余字，是国家一级文物，被誉为“国宝”和“稀世珍品”。这部经卷是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四川果州西充县抱戴里何子芝一家，为供养其亡母杨氏而修造的，几经辗转，流传至即墨，现为即墨市博物馆镇馆之宝。

城市信报记者 王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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