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中山路（上）

中山路的源起，来自一个叫李希霍芬的德国地理学家。他1868年到1872年间在中国进行的七次远征，使他成为了在中国地理和地质学界最知名的探索者之一。而他和山东以及胶州湾的联系，则让他的身份、动机和所发生的作用，在后来的占领事件中受到了广泛怀疑。1877年，他提交了一份名为《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的报告，强调了青岛地理位置的优越，并渲染了可以在胶州湾筑建现代港口的关键性观点。李希霍芬还建议，应该同时在这里“建设一条与内地衔接的铁路线”。有证据显示，李希霍芬的考察结论后来被德国政府视为是有关中国的“科学的、值得信赖的”知识基础。李希霍芬对胶州湾的建港动议，同样也引起了清政府注意。驻德国外交使节许景澄1886年向朝廷陈述了这份胶州湾报告，并建议立即开始建港准备。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了。

最初功用是为转运货物

中山路的最终出现，是德国皇帝报复1897年11月1日两个被害德国传教士的结果。这一发生在山东巨野的意外事件，直接导致了13天后德国海军对胶州湾的武装占领，并衍生出大清国与德国在1898年3月6日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划定胶州湾周边若干土地为德国租借地，租借期99年。随后，在胶州湾口的青岛湾南岸，一场史无前例的造城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大规模展开。率先开工的中山路修建工程，是依照匆忙完成的新城规划，实施全面开发的第一步。这一步走下来，胶州湾东岸的传统地理格局，随之大变。青岛延续了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史，由此翻开陌生的一页。

1898年早些时候，德国海军部派驻的胶澳总督府，开始着手筹备一条从前海码头向西北延伸的道路建造。这时距德国占驻青岛不过几个月，一纸条约还墨香浓郁。修筑中山路的目的，是为了迫在眉睫的货物转运需要：因为新的小港码头的大量建设材料，需要从栈桥西侧的临时码头搬运过去。德国海军测量工程师经过勘察，沿前海栈桥向北，从丘陵起伏的山腰开出了一条长一里多的土路，并随后命名为弗里德里希大街，当时的官方文件多写作斐迭里街。

这也就是后来栈桥码头至德县路的中山路南段雏形。

随着在1898年夏天已基本成型的第一份城市规划方案的出现，斐迭里街一带的功能定位被扩大了，形成商业、贸易、休闲聚集地的考虑获得支持，一系列的城市与商业服务内容，如海关、邮政局、商品检疫、货物仓储、百货公司、旅馆、俱乐部等等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从海岸线向北一大片区域，与斐迭里街连通的道路纵横交错，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而德县路至大窑沟的中山路北段，则开辟略晚，其主要目的是将大窑沟机械化砖窑生产的砖瓦，运转至观海山麓建造总督官署和官邸。最初，这段土路叫大马路。城市规划提出，这一带将作为华人主要的商业区。

华洋分治南北界限分明

在华洋分治的城市管理思想指导下，伴随着南部欧洲区和北部大鲍岛中国城的确定，中山路南北两部分则分别被纳入了两个壁垒森严的城区，欧洲区和中国城的南北界限，也就是斐迭里街与大马路的相接处。两条路相互贯通的道路，路名、规制、道路宽窄、公共设施、沿街建筑风格式样、居住人口成分、商业模式，都大不相同。与此一致的是，大马路周围的路网和建筑物，与大马路在整体上形成相对统一的面貌，两个区域间最主要的沟通途经，就是被分成两段的斐迭里街与大马路。

斐迭里街开辟后，当局即在街下铺设了雨水管道，后因粪便污物由马桶搬运有碍卫生，始设置污水管道。随后，铺装了基层为花岗石及三合土填筑的沥青路面。道路车行道和人行道分开，车行道上设有车轨石、沟沿石、雨水排泄口等。中山路北段的大马路，则在德国租借地末期才实施了相应的公共设施设计施工。

对中山路来说，真正实现法律意义上的公平，是在1914年的年中。这一年，德国总督府正式废除了在青岛施行多年的华洋分治管理规定，确定了所有青岛居民在居住地权益上的一致性，而不再以国籍和族群的不同，加以带歧视性的区别对待政策。这一公共政策改变的最大受益群体，是那些因为辛亥革命而大量进入青岛的前清政治家及其家眷，另一个则是少量的本地富商，比如刘子山、隋石卿、傅炳昭、周宝山等。这两个群体拥有巨大的财富储备，据1912年11月22日《顺天时报》统计，当时居住在青岛的中国人储存在德国银行的款项，就有1700余万元之巨。这已经差不多是个富可敌国的数字了。光绪晚期，大清国的年收入在一千万两白银上下浮动。而1912年青岛一地不超过500人的财富拥有量，已占去了大清年收入的五十四分之一。

在斐迭里街与大马路的割裂依然延续的时候，斐迭里街在青岛新城的重要性和中心地位，日益显现。

商业中心地位日渐显现

传统的城市行为学认为，中心是种富于魅力的东西，城市的某一部分一旦成了单一中心，便成了社会生活的主导，其低成本的机会获取和得到的关注，自然就增多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山路这条将城区东西分开的道路，从一开始就很幸运，其商业中心的地位似乎是在不受争议的情况下轻易获得的，并在很长时间里不断地得到巩固。

青岛档案馆的研究员周兆利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描述，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国内曾就青岛的城市定位有过激烈争论。德国议会主张将青岛辟为一商港，作为山东资源的出海口，和向内地输出商品的基地，而海军部则主张把青岛建成德国在远东的重要军事基地。最终，德国议会以不通过拨款为要挟，迫使海军部做出让步。于是，青岛初期的建设便出现了军事投入和商埠发展并举的双重格局。

根据德国学者托尔斯顿·华纳早些时间的研究，在集中对胶州地区进行了调查和测量之后，1898年9月2日，德国国内首次公开展出了青岛新城的建筑规划。这个规划确定了组成城市各部分的特点，同时对城市进行了功能分区。规划者为了避免在青岛出现限制和排挤欧洲人的情况，保证城市的卫生安全，把市区划分为华人区和欧人区。

1899年5月，总督府根据实际需要和征求到的意见反馈，对原规划进行了修改，1900年正式推出第一个青岛城市规划，确定青岛为德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和商贸中心。

规划把欧人区设置在西南海岸与山丘之间较平坦地段，正当胶州湾入口，面向青岛湾。划分为行政、商业、住宅和别墅四类功能分区。提出将位于小港和大港之间的大鲍岛辟作主要的商业区，中山路南段的斐迭里街、威廉皇帝海岸（太平路）、海因里希亲王大街 （广西路）一带为商业金融中心，沿街建设商业建筑；督署丘（观海山）以东的棣德利街（沂水路）、俾斯麦大街（江苏路）一带设花园住宅区，市区东南方为别墅区和浴场；市区西侧布设发电厂、屠宰厂和兵营。 文／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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