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缠斗：章高元的黯淡二十天（上）

1897年11月14日到12月3日，在整整20天的时间里，青岛的清军指挥官、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经历了他一生中最为黯淡无光的日子。在这座大势已去的孤岛上，在刀枪环伺、凶神恶煞的德国侵略者面前，这个曾经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都曾立下过载诸史册的战功的二品武官，独立地支撑着，痛苦地煎熬着，不敢缴械投降、拱手交出防地，那会落得一个丧师失地的一世骂名，甚至会被严厉追究责任，但又不敢在朝廷态度暧昧、骑墙观望中公然违抗命令、致使“衅自我开”、酿成不可预知的大祸，同样也会难辞其咎。茕茕孑立，孤立无援，仰天长啸，进退失据，应该是这位一方主官此时此刻最真实的状态。

大清王朝，江河日下。多年官场，耳濡目染，造就的绝不可能是治世之能臣，而只能是唯命是从、没有主见的奴才。每每想起123年前那个遥远的身影，想起在沦陷后的青岛独木难支却又苦苦支撑了20天的那个总兵章高元，总会不由自主地油然而生一种同情和悲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总想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理解他、同情他，毕竟人不能揪着头发离开自己所处的这个星球。只有复盘当时他的真实处境，我们才能走进他真实的内心世界，还原驻防青岛的这唯一的一位二品武官在那个不堪的岁月里真实的行为举止。

对章高元，以往的论述，往往孤立而偏颇，没有将他放置在中国近代史的宏大语境之中来加以审视，所以才难以得出客观而理性的认识。不知怎的，每当我仔细端详那张唯一存世的章高元的照片时，黑白照片之中，那个头不高、瘦骨嶙峋、两眼炯炯的形象，无论如何也不会和定势思维中那些贪生怕死之辈画上等号。这时，我的脑海里，会猛然浮现出另一个足以成为他最佳参照系的历史人物来，感到人世间竟有何其相似乃尔的两个人！那个人是谁呢？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军俘虏并带到印度加尔各答的两广总督叶名琛。 “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一代名士薛福成讥讽他的这句话，流布甚广，作为唯一一个被掳到国外的清朝总督，叶名琛一直深受诟病。但，他至死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甚至还吟诗作画，自我标榜为“海上苏武”。为什么自我认知与公众认知之间会存在这么大的反差呢？原来，叶名琛有一肚子的委屈，奢望着去面见英国国王，“当面理论”。他曾跟仆人表白：“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翼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之度外，原欲始终其事。 ”联想到青岛沦陷之后，章高元也是异曲同工地想象着而且还真的成功地面见了德军最高指挥官棣德利等人，“当面理论”过几番，我们不禁释然，这种丛林法则中弱者万般无奈的选择，可笑之极，却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项。叶名琛也好，章高元也罢，摆在他们面前的涉外选项其实相当有限，容不得他们有更多的思量，他们也有自己永远也无法突破的“官场天花板”，这是一种宿命，更是一种悲剧。

青岛沦陷后最初的这20天，章高元一直在与德国占领军缠斗。 20天，对于历史长河来说，不过是短暂一瞬，沧海一粟。 20天，之于青岛，却是一个飘忽动荡、改天换地的艰难时光。20天，之于章高元，更是一个人生的急拐弯和岔路口。这期间，青岛究竟发生了什么？章高元都有哪些刻骨铭心、噩梦一般的亲身经历呢？让我们走近那段岁月，还原那段历史，直面那永远无法复制亦无法重现的事变现场吧。

蓄谋已久的德军抢滩登陆

1897年11月14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短时间内，接连两封从青岛发出的十万火急的告急电报，透过电波，穿越浩瀚无垠的苍穹，先后飞抵济南的山东巡抚衙门。山东巡抚李秉衡阅后，脸色大变，心想：坏了！一直担心的最坏的局面还是出现了。本来没大当回事儿的巨野教案，竟然引来如此的弥天大祸，德国人出兵，青岛遇上大麻烦了。由此，德占青岛那沉重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其标志就是章高元发出的这两封载诸史册的著名电报。

“千急。济南抚帅钧鉴：今早德兵突然上岸，元以向奉公文接待保护，未便擅阻。讵德兵登岸后，立即分据各隘，送来照会逼令退军并砍断电线各情，已密派妥弁赴胶电禀。去后，该提督又逼退军，刻难缓待，各山口要地均已挖沟架炮，密密布置。元亲往面见该提督，剀陈未奉本国公文碍难擅离，反复争辩，伊坚执不允，并声称下午三点钟率队进营等情。元欲战恐开兵端，欲退恐干职守，再四思维，暂将队伍拔出青岛附近青岛山后四方村一带，扼要据守，元仍驻青岛立候示遵行，飞速至盼。高元谨禀。 ”

“千急。济南大帅钧鉴：二十日早，德国棣提督率领德兵纷纷上岸，分布各山头，送来照会内开：胶州湾一地，限三点钟将驻防兵勇，全行退出女姑口、劳山以外，只允带火枪一车，其余军火炮位，概不准带，以四十八点钟退清为限，过此，即当敌军办理。现在砍断电线，意在挟威霸据。此事变起仓促，我军兵单，又未奉到本国公文，究应如何办理？望速核示遵行。再者，事由胶电禀，恐缓不济急，届期自应酌势办理，合并申明。高元急叩。 ”

两封电报，一封更比一封急！其背后，折射的就是这一天急转直下、骤然降临的局面。

早7点钟，德军开始行动。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甚至连一丝一毫的敌意和威胁都不曾发生。棣德利率先头部队首先从栈桥登陆，按照预定计划，首先抢占制高点信号山，在那里建立起临时指挥部。随后，德军分乘小型登陆艇，兵分两路，突击前进，一路从马蹄礁登陆，从后海方向占领清军兵营和军火库，另一路则继续在栈桥登陆，从前海方向冲向总兵衙门为核心的要害部位。棣德利后来曾发出感叹：“我们从上海出发了，但凡有一点点警觉的中国当局，也该通过电报给青岛驻军发出应有的预警，那我们就会遭遇不可预知的风险，可惜，这些担忧最终没有发生。 ”

全副武装的登陆德军，过去史家一般都笼统地说有720名官兵，目前准确的统计数字为717人，配备有便于携带的50—75毫米的轮式野战炮。从当时留下的一张照片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擦拭得锃亮的小巧玲珑的德军小炮一溜烟儿布置在青岛山头上，黑洞洞的炮口之下，就是青岛市区。同样，竟然还有一张照片，是被德军缴获的一门清军轮式小钢炮，应该是章高元所部14门克虏伯钢炮中的一门，轮子歪歪扭扭，炮身锈迹斑斑，作为战利品，就放在总兵衙门那面标志性的照壁之下，被兴致勃勃的德国占领军围观着，从定格下来的侵略者的面目表情中，我们分明能端详出一丝掩饰不住的好奇、嘲笑、不屑和轻蔑。照片当中的历史，或许会更逼真、更形象地把我们带入那个遥远的很难复制的历史现场之中，让早期的青岛历史平添了几许具象和生动。

面对以战斗队形猝然出现并穿插在青岛山川街巷之中的德军，青岛普通老百姓的反应是淡漠乃至麻木不仁的，棣德利日记中曾留下“居民围观”的蛛丝马迹，到底有多少居民出门围观，表现出来的情绪与言行，于今已经无从细细考究了。但，我们相信，在一个封闭专制的国度里，在一方文教之风并不厚重的穷乡僻壤中，面对即将到来的山河巨变与改旗易帜，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形象，当属常态，对此，不能做出过多的不切实际的苛求。

无比悲催的是，章高元及其部下，作为吃着国家俸禄、拿着朝廷饷银的职业军人和官方代表，作为这方土地上拥有超乎一般升斗小民的信息、见识乃至文化水准的一个群体，面对突如其来的大事变和骤然降临的侵略者，他们的表现迟钝之极、愚蠢透顶，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需要后人深刻反思和铭记的奇耻大辱了。国之殇，城之殇，人之殇，环环相扣，才是一个因果交替的逻辑链条。

有肩背着德式毛瑟步枪的清军，跟在入侵德军后面看热闹，一路小跑，气喘吁吁。更有甚者，有曾经在外地接受过德国教官军训的清军，应该是有一定级别的下级军官，而绝不可能是胸无点墨甚至目不识丁的普通士兵，竟然以绊绊磕磕的德语与敌军搭讪，还引以为傲地炫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简直到了极点。

至于清军主官章高元，在德军登陆之时，究竟在干什么，究竟如何反应，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正在焦急不安地用他那个进口的铜制的单筒望远镜在观察敌情。有人说，对于登陆的德军，他不明就里以为人家真是“来此游历”的，所以竭尽地主之谊，表示欢迎，甚至公开邀请德国军官到他的总兵衙门中赴宴。有人说他派出仪仗队迎接德军，德国学者谢伯特在《1900—1901年的对华战争》一书中就写道：“令德国人惊讶的是，他们登陆时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反而迎来了一支欢迎的仪仗队。 ”有人说，他正在总兵衙门里悠闲自在地聚众打牌，及至手下慌慌张张前来报告大事不好的时候，才一怒之下掀翻了牌桌，此线索来源于《清朝野史大观》卷四，相比较而言，可信度最低。

如果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一下，章高元的种种异常举动，其实是可以追溯到源头的。一是德国此前在中国朝野上下混出来的口碑还算不错，“三国干涉还辽”逼迫日本将已经吞进口中还没有完全下咽的辽东半岛吐了出来，德国是出了力的，根本就不是思维定中式的“敌人”；二是德国帮助清军的近代化建设，不仅出口军火，而且还训练官兵，青岛的清军不少受过德国教官的训练，更不消说还操持着不少德式武器；三是此前德国人曾经手持清朝总理衙门的公文来过青岛，也没闹出什么是非和祸端来，这就造成一种直觉思维，以为这次也一样。四是闭目塞听，情报不灵，偏居青岛一隅的章高元，既不晓得中德上层之间的交涉，不晓得巨野发生的惊天大案，也不掌握上海吴淞口的德国东亚舰队的动态，纵使给他一万个脑子，让他想象德国人的战略图谋，也是不可能的。五是顶头上司们玩忽职守、推诿扯皮，德军登陆前一天，他已经将军情上报给顶头上司李秉衡了，但却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在没有上司明确指示的情况之下，让他独立决断、奋起抵抗，那真是抬举他了。六是他在青岛的部下，枪炮多年缺少维修和替换，弹药奇缺得不到有效补充，即使有心抵抗，以卵击石、白白送死不说，还会被扣上“衅自我开”“擅启战端”的帽子，面临不可预知的严重后果。所有这些，决定了章高元在德军登陆以后消极应对、畏首畏尾、不断禀报、骑墙观望的基本状态。

青岛失守之后，力求不惜一切代价主战的章高元的顶头上司、山东巡抚李秉衡多次上奏朝廷，要求严惩自己的这个部下。一些朝廷言官和京沪等地的新闻媒体也群情激奋，要求追究其责任。但清朝北洋大臣王文韶、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还是颇为冷静地为章高元做了开脱，他最终并未受到朝廷的严厉责罚，虽然据说是经过这场大风波之后面对铺天盖地潮水般的诟病与谩骂，他也气得要命，“两耳由是失聪”，但却得以异地为官、善始善终。

胶州湾事件中，清军的表现实在令人扼腕痛惜。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必将反复证明，军队的近代化，不是光靠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所能解决的。仅仅有“器物”近代化而没有“制度”和“人心”的近代化来支撑，注定是徒劳无益的。入侵德军所面对的清军，尽管也拥有克虏伯钢炮和毛瑟枪，可是，就像拿着芦柴棒一般，毫无缚鸡之力，纯粹就是一帮子酒囊饭袋。

缘何如此？德国学者施丢克尔在其很有名的那本学术著作《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中，就曾经做过精辟的分析和论证：“中国军队的情形实在不乐观。这种情形使得有系统、有成效地训练一支有纪律的、同欧洲军队不相上下的现代化军队的工作无法实现。”“主要在于中国统治阶级目光短浅，他们缺少对欧洲军事经验的真正领会和融会贯通。”“此外，还有传统的轻视军人这一行。中国军官在社会阶层中占很低的地位，当兵是被人轻视的。”“在所有的部队里，侵吞军饷是列入议事日程的。对于适当维护保养贵重装备多半是谈不上的。 ”

远在天津出版的 《国闻报》，时隔已久之后，在1898年2月14日曾经刊载《论胶澳华兵事》一文，对章高元所部的表现，大加挞伐：“德兵据胶之事，驻守之华兵，诚有不堪言状者。德水师提督遣兵六百并炮六尊，乘舟登岸而抵炮台。华兵千五百人，一见德兵，皆仓皇失措，越山而逃。华人之非当兵材料，于斯可见。窃笑华兵号衣，于当胸当背处皆大书‘勇’字，吾人细思，‘勇’为美德，是极好字面，今乃写在如此怯懦畜生身上，吾深为此‘勇’字惜耳！ ”

缺乏尚武精神，更缺乏近代化的制度环境与人的启蒙觉醒，种种弊端在关系国家主权的危急时刻，便会一览无遗地显现出来。军人本该拥有的家国情怀和守土担当，在那样一个腐败而落后的土壤之中，对于章高元及其部下来说，显然就是稀缺的奢侈品。

限三小时撤离的最后通牒

11月14日11时许，德军基本上完成了对青岛战略要地的占领。蔡耶上校向信号山上的棣德利汇报，一切进展顺利。棣德利随即下令，该去会一会总兵大人了。于是，海军上尉阿蒙带着中文翻译艾米尔·克莱勃斯和几名德国士兵，出现在了章高元面前。

章高元在总兵衙门前的小广场上，手足无措地接待了棣德利的信使们。中文写就的最后通牒递交到了他的手上，要求其三点钟之内撤出青岛，否则，即以敌人对待。“贵官暨全部守军应于三小时内，撤退到青岛北方的沧口（距青岛十六七公里）。炮台、大炮、弹药等应照现状放置，不准移动。一切军械小炮（弹药除外）之类，自愿携带者，悉听尊便。私有财物可准带走。交战并非所愿，务必避免流血，以求和平解决，务希贵官鉴谅。 ”接到这一最后通牒，章高元大惊失色，要求宽限少许，遂带着自己的几个亲信，转身返回衙门内的办公室，商议对策去了。

不一会儿，章高元终于从惊慌中回过神儿来，略显镇定。鉴于德军一上岸就砍倒了电线杆子，位于杨家村（台东）的电报房，也被德军占领，所以，章高元派出得力亲兵，骑着快马，马不停蹄，直奔靠着最近的胶州城里的电报房，给济南的李秉衡和天津的王文韶发去告急电报。同时，他自己带着几个亲信幕僚骑上马，来到信号山，第一次见到了棣德利，当面理论，如同鸡对鸭说，对牛弹琴，甚至宽延撤离时间的要求也被断然拒绝。

据日本学者田原天南在其1913年出版的 《胶州湾》一书中描述，听到章高元说三小时内撤退几乎不可能，连起码的准备都来不及，而且怎么也得等他请示一下上级得到明确的答复才成。冷酷无情的棣德利是怎么说的呢？ “湾头的炮台及枪炮弹药库已全被我军占领，并已命令装好弹药，一发炮弹即可粉碎尔等守备部队。设若延迟一点限期，绝不宽赦！”斩钉截铁，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

最后，棣德利“网开一面”给了个“面子”，仅仅允许章高元自己、亲属和少数卫兵可以暂时住在总兵衙门之中，其余清军主力必须撤离，否则定将武力解决。估计是这个德国“海军提督”那“一发炮弹”的威胁奏效了，章高元无言以对，屈服了。

败军之将，岂有尊严可言？连研究这段历史的日本人都看不下去了，田原天南如此评价：“德意志陆战队从登陆到占领，仅用五个小时，一兵未损，一枪未放，就占领了胶州湾。德军的策划可谓巧妙至极，以奸诈权术玩弄清朝官吏，以达到其目的的行为，确实可恶透顶。德意志军队方面，对拥有大于德军兵力三倍的中国守备部队和将校的懦弱无能居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就轻易地让出防地一事，也抱有若干怀疑。真想不到威吓一次，就惊惶恐惧起来，唯唯诺诺地撤退到沧口。这种过于没有志气的表现，令人愕然。 ”

中午时分，在青岛飘扬了六年的清朝黄龙旗从总兵衙门前那高高的旗杆上滑落下来。此时的总兵衙门及附近的东大营和炮兵营的制高点和围墙上，开始出现德军的身影。

青岛的主要街道上，出现了德国人张贴的中文告示。这告示，是棣德利与公使海靖精心策划、早已拟定的，迁就中国人的阅读心理，遣词造句尽可能本土化、通俗化。“管驾东方海面德国兵船水师提督棣出示晓谕事。照为本大臣钦遵本国大皇帝谕旨，领兵上岸，将胶州湾一地并海岸左近群岛等处呈行驻守。”“兹因山东省有德国教士被杀之事，应向中国昭雪。 ”“尔等仍照常安分营生，不得轻听匪徒煽惑谣言。”“现兵上岸，并非与中国为仇，尔等不必猜疑。且德国官员自应保护良民，俾得承平无事。所有滋事匪徒，必照中国律例从严惩办。倘有凶徒敢将该处德人谋害者，即归德国军法严切审办。是以本大臣再三劝勉尔等须知，凡乐德国保护，不得抗拒。倘不自量力，故意抗违，致不但无益，从此招祸。但德国驻守之处，凡中国一切官员，仍以循分供职，认真办理。向后如有禀报之事及不便自定之案，该员等应呈德国巡抚、驻军衙门总兵蔡核阅办理。至买地卖地等事，非德国巡抚允准不行。 ”这则告示，通篇尽显侵略者的傲慢与蛮横，一口一个“尔等”“晓谕”“保护”之类的词汇，凛凛杀气溢于言表。末尾，还不忘缀上一句对“买地卖地”的禁令，这预示着德国殖民者对青岛土地开发的管控，从一开始就有计划、有预谋地实施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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