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建置：一个海角渔村的苏醒

□陆安

渔歌唱晚的世外桃源

巍巍崂山，滔滔黄海，烘托出一个碧波荡漾的胶州湾。千百年来，潮起潮落，见证着偎依在这个美丽海湾身边的小小渔村的盛衰荣辱与跌宕起伏。这个渔歌唱晚、舟楫辐辏的小小村落，在相当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籍籍无名。宛若一颗被厚厚的尘埃所淹没的珍珠，茕茕孑立在中国东方那漫长的海岸线上，似乎是在等待，等待着拂去尘埃、荣光重现的那一刻的到来。

这个村落，该叫她什么名字呢？在近代厚重的历史帷幕拉开之时，这方尚未被充分开发的处女地，在行政上隶属于大清朝山东省登莱青道莱州府胶州即墨县仁化乡（部分区域属于里仁乡），所以，很多人习惯上称之为“胶”“胶澳”“胶州”，抑或直呼其为“胶州湾”。这种称呼上的大大咧咧、率性而为，折射的正是这里的地位卑下和微不足道。

当德国殖民者的铁蹄踏碎了这个小小渔村的宁静与安详，把它从沉睡中惊醒的时候，远在柏林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亲自为刚刚攫取到手的这块海外飞地命名为 “青岛”。这个年轻气盛、狂妄不可一世的君主，或许有所不知，“青岛”如此富有诗情画意的美丽称谓并不是德国的专利，它永远地属于自己的母亲中国。翻开厚重的史籍，在《即墨县志》等地方志上，不难发现“青岛”或“青岛口”等醒目的字眼，这无异于在提醒着后人，“青岛”并非出口转内销的“舶来品”，而是古已有之的中国传统称呼，只不过，与那些带有“胶”字的称谓交替并用罢了。

胶州湾畔的渔村，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一个。紧紧地毗邻着大海的当是青岛村无疑，甚至还有人考证出有上青岛村和下青岛村之别，一条蜿蜒流淌、清水潺潺的青岛河赋予了这座主要村落不少的灵气与韵味。小河两侧，错落有致地散布着一些简陋的房屋，渔耕为生的先民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出海打鱼、埋头种地的慢悠悠的生活。那种“千年一日”般波澜不惊的生活，其实就是传统中国农耕文明的一个缩影。

假如以青岛村为一个坐标原点的话，自南向北渐次推展，不难发现，胶州湾畔的这方一度被遗忘了的大地之上，还依随地势分布着很多有名或无名的村落，像今天中山公园里曾经出土的文物，证明了这里是会前村（亦称会全村、汇泉村）的遗址，至于再往北的杨家村、四方村、李村等，不胜枚举。这些村落的存在，印证了青岛正式开埠之前不仅很有烟火气，而且具有一定的规模了。

坚船利炮的阴影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徐徐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大幕，中国渐渐地滑落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西方列强，宛如嗜血的饿狼，接踵而至，对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丧心病狂的撕咬、蚕食和鲸吞。坚船利炮的阴影，一下子笼罩在了中华大地之上。

海盗一般弱肉强食、疯狂殖民的列强，瞪着泛红的眼珠子，虎视眈眈地瞅着尺寸各异的中国地图，贪婪地揣度着、琢磨着下一个攫取的目标。偏居黄海一隅的胶州湾，自然不能逃过他们鹰钩鼻子上的那双深陷在眼眶子里的蓝眼睛。阵阵乌云，开始向着曾经世外桃源一般惬意无忧的胶州湾畔的那片生机盎然的大地袭来。

即墨的县衙，对于青岛口的村民来说，太过遥远。且不说天高皇帝远，就是小小的即墨知县的那乘并不起眼的官轿，在鸣锣开道的衙役护送之下，也很难跋山涉水晃晃悠悠地抬到这片近乎与世隔绝的海角飞地。绵延起伏的崂山山脉将名义上归属即墨县管辖的海角飞地与外界隔离开来了，住在这里的三四百户村民最头痛的莫过于出行了，出个远门非常不易，与其走背后这崎岖艰险、甚至不亚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崂山山路，还不如摇橹划船、韬海而出、向面前的这片蔚蓝色的大海讨出路。

轻飘飘地划着小木船，在波谷浪峰中摇曳起伏，乘风破浪，不惧艰险，凛然远行，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住他们走出一隅、拥抱世界的勇气与毅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苍天厚土，大山大海，相互碰撞交织，锻塑出这里与众不同的精神特质，开放、进取、创新、博大、自信、果敢等等唯有向海而生之人才会具有的优良品质，早早地渗透进这儿的每一个人的血脉中，薪火相传，不绝如缕，成为后来城市发展挥之不去的文化基因。

青岛口的生活无疑是贫瘠的，更是单调的。建于明朝成化年间（1465至1487年）的天后宫，终年香火缭绕，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是村子里公共生活的一方圣地，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处最引人注目的地标。祭祀海神，迷信妈祖，是东南沿海地区相沿成习的民俗，是那个落后的时代语境之中面临着大海所带来的神秘莫测和不可预知的风险时的精神慰藉，更是打鱼为生、向海洋讨生活的村民们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文化遗产。

环绕着天后宫氤氲起来的香火气息，掺杂着逐渐强劲起来的烟火气息，让偏居一隅的青岛口在桅杆飘逸中声名远播。在鸦片战争之后兵连祸结、外患日亟的动荡岁月中，渐渐地引起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大清朝中枢的注意。首先向这里走来的，并不是武装到牙齿的官兵，而是戴着威风凛凛的顶戴花翎、同样象征着国家机器的税吏。青岛口、天后宫，几条漫不经心修建的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闪现出大清朝税吏的身影之时，预示着这里开始逐渐纳入大一统专制权力眷顾的范畴之内了。

1858年6月，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字画押，登州镇（今蓬莱）被迫开辟为通商口岸。1859年，清廷为统筹山东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进一步加强管理，专设六处厘税局，其中，当时属于即墨闹市区的金家口专设厘税局，该局下设青岛口、女姑口分局。据考证，青岛口分局就设在天后宫附近。

清朝同治年间刊印的《即墨县志》中附有一张当时青岛口的村庄分布示意图，其上清晰可辨青岛、会全、小泥洼、鲍岛、仲家洼、扫帚滩、海泊、四方、杨家村、亢家庄、斩山、辛家庄、墨岛等村落的位置，大多属于即墨县仁化乡文峰社管理。

1862年3月，清政府抬升了管理的规格和级别，在芝罘（今烟台）设置东海关，下设金家口、青岛口分关，并于女姑口、沧口、沙子口、登窑设立常关分卡和代办处。作为正式的海关机构，东海关及其下属机关，均归户部辖制。

税收、海关官员的派驻，让青岛口有了官府的荫庇，成了大清王朝统治的神经末梢可以触及的地方。然而，并不意味着这里会纳入本已相当羸弱不堪、千疮百孔的海防体系之中了，恰恰相反，这里依然是这个体系中令人瞠目结舌、倍感遗憾的盲区与漏洞。

时光流转，往事如烟。德国占领之后的1899年，德国人海因里希·谋乐在写作《山东德邑村镇志》时，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澳之广，可容战舰数千。地之广，可伏雄师百万。纵横百余里，回环数十程。鸡犬相闻，里巷不断。海渔山樵，民获鱼盐之利。陆运舟载，商通洋海之财。舟达江淮之滨，道通齐鲁之地。三面镜清，诚古今之胜迹。四周屏列，洵胶即之雄关。乃历代无戍守之卒，列邦乏往来之宾。地虽险要，隅究荒凉。 ”

大清朝的国家治理能力，也就止步在那个提不上去的档次中了，即使顶格打量，也是不禁悲怆的。岁月悠悠，时势更替。列强环伺，如狼似虎。大好河山，譬如青岛，竟无一兵一卒，竟无系统治理，硬生生为其夕阳西下、有国无防、腐朽没落、愚昧愚蠢横添了几笔令后人唏嘘不已、仰天长叹的注解。

炒作“胶州湾”的旅行家

1868年到1872年，山东大地上出现了一位疑似旅行家，只见他行色匆匆、风雨兼程、马不停蹄，似乎不知疲倦地行走着、观察着、记录着、若有所思着。他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这个蓄有整齐修剪的贵族般胡须、身材强壮的德国男人，在4年之内，7次出行，对中国当时18个行省中的14个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其中就包括山东。不能不佩服早期殖民史上的这些苦行僧般的旅行家，据《李希霍芬与德国占领青岛》一文描述：“1869年3月，李希霍芬携一翻译、一仆人，从苏鲁交界的郯城县饮马庄踏上齐鲁大地。在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中，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早晨4点起床，6点出发，直到晚上6点才歇脚。晚饭后点燃蜡烛，一个人画图，写日记，整理白天收集的矿石。他在山东穿梭2330华里，走遍4府、10县，重点考察沂州、泰安、博山、潍县、芝罘。在旅行过程中，他结合中国国情统筹安排，采购商品、住宿、参观矿井、学校，与各个社会阶层打交道，这使他的考察成果与那些从未到过中国、单凭文本资料研究的汉学家区别开来。 ”

尽管李希霍芬不曾踏上过胶州湾畔这片沃土，但环绕四周的抵近考察，还是让他成为向德国朝野发出“不失时机，抢占胶州”最强音的不容忽视的人物。他认为，胶州湾“可以成为德国的一个港口”，一旦占领此地，马上可以修筑一条通往山东腹地的铁路，肆意掠取富饶的矿产等资源。李希霍芬的一声狂啸，让整个德国，一下子对遥远中国的那个略带神秘色彩的胶州湾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1877年、1882年，李希霍芬所著《中国》第一卷、第二卷相继问世。紧接着，1885年，他以近代科学测绘技术绘制的《中国地图集》也出版了。其中，最醒目的是一幅相当精确的《山东东部地图》，比例尺为1:750000。山东的地质、地貌、农产、矿产及资源尽行标注，一览无遗，虽然也出现了将青岛口标注在即墨金家口的错谬之处，但还是反映出德国当时较为先进的测绘技术水平和专业人员的技术素养，为后来德国占领胶州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情报参考依据。

李希霍芬的著作甫一出版，马上在德国风靡一时，大有洛阳纸贵之势。正当柏林的大小书店正在为李希霍芬著作的意外畅销而喜不自禁之时，李希霍芬自己却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他郁闷了。原来，此时的德国，正是普法战争之后蒸蒸日上之时，普鲁士统一之后，摇身一变成为了一颗欧洲冉冉升起的新星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依仗赫赫军威，独断专行，他非常固执地奉行“大陆政策”，除了对欧洲大陆的事情兴致勃勃之外，对其他的，尤其是海外殖民开拓丝毫不感兴趣。李希霍芬在“铁血宰相”那儿吃了闭门羹，俾斯麦对他的开拓胶州殖民地的诸多想法嗤之以鼻。

李希霍芬得不到官方认可的尴尬境遇，很快就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1888年，年仅29岁的威廉二世登上了德意志帝国的皇位。 “好斗的少主”对老宰相俾斯麦的“大陆政策”非常不满，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争权夺利的斗争，1890年迫使俾斯麦告老还乡。当时柏林报纸上曾经刊登过一幅很有名的漫画，描述俾斯麦黯然下台的场景，题目就叫作“老船长下船了”。德国这艘“大船”，越来越具有“战船”的特质了，因为“新船长”奉行的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政策”，要为德国争取“阳光底下的地盘”了。李希霍芬的意见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他也成为政府各部门竞相咨询的对象了。他的书，更加热销。

胎死腹中的设防动议

一个又一个中国沿海战略要地，通过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被贴上“通商口岸”等耻辱的标签，落入丧权辱国的不堪境地之时，胶州湾能独善其身、置之度外吗？胶州湾的安危，随即成为朝野内外有识之士的牵挂。1886年3月13日，一道奏折悄然呈递到了光绪帝的案头，在这位年轻且很想有所作为的皇帝的心头激起阵阵涟漪。

之所以能打动光绪帝，不仅是这位上奏折之人的特殊身份，还有那奏折之中并不缺乏的珠玑之言和睿智之见。原来，这个人竟然是头顶二品顶戴花翎、身份了得的大清朝高级外交官、堂堂的出使德国大臣兼翰林院侍讲许景澄。远在异国他乡，隐隐约约看到了一片正在向胶州湾聚集的乌云，士大夫的一腔热血，让他欲罢不能，决意给皇上发出那道永远载入史册的深思熟虑的奏折。

“西国兵船测量中国海岸，无处不达，每艳称胶州一湾为屯船第一善埠”，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许景澄建议皇上未雨绸缪，将这里“及时相度为海军屯埠也”，“渐次经营，期于十年而成巨镇”。就是这几句话，给光绪帝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许景澄的赤子之心，溢于言表。

数月之后，7月9日，又一份条陈，呈给了光绪帝。这次进言的是陕西道监察御史朱一新。他也大声疾呼：在胶州湾布防，“修造炮台，创建船坞，以次经营，酌抽战舰屯集其地，为北洋首冲，庶声势易通，藩篱益固矣！ ”朱一新的条陈，不乏真知灼见，与许景澄的奏折异曲同工，大有英雄所见略同之势。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时期。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就是那位自称是一座“纸糊的”破房子的“裱糊匠”李鸿章。这位权倾一时的中堂大人，曾经深有感触地吐露心迹：“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我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却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 ”

光绪帝随手就把这两份折子批给了这位“裱糊匠”。可是，这位“裱糊匠”看后是什么反应呢？对官职稍微小一点儿的朱一新，李鸿章轻蔑地斥之为“抑扬失当之论”，声称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全力打造北洋海军的主要基地旅顺上，“若以全力营胶州，而置旅顺于不顾”,“书生逞臆妄谈无足怪也”。对于许景澄，他虽然客气得多了，以“北洋目前兵力饷力实形竭蹶，一旅顺小口，澳坞、军库，并日而营，至今尚未齐备，断难远顾胶州”为由，委婉否决。

大清朝“裱糊匠”的刚愎自用、固执偏狭，决定了两位有远见卓识的朝廷命官的建言献策胎死腹中，胶州湾错过了自行设防的良机，这不能不说是洋务运动尤其是北洋海军建设中的一个疏漏，一大败笔，也说明老大帝国正在渐渐失去自我更新、自我造血的治理功能。

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满朝文武，为了胶州湾仗义执言的许景澄和朱一新，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逆耳忠言被弃之如敝屣，悲愤莫名。尤其是许景澄，身为出使德国的最高级别的外交官，他一定是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蛛丝马迹。不幸被他预测准了，正是他所熟悉的那个德国，最后攫取了胶州湾。德国占领胶州湾时，他已奉调回国，专门处理东北与沙俄打交道的问题。再后来，义和团运动中，当慈禧太后准备向各国驻华使馆发布宣战诏书时，他挺身而出，声泪俱下，力陈“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道理，结果被拿下，1900年在北京菜市口刑场被当众处斩。在众声诺诺之时，显示出了一士谔谔的铮铮铁骨。

一锤定音的圣谕

时光流淌，情势变化。统管北方沿海防务事宜的李鸿章对偏处一隅的青岛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891年春夏之交，适逢北洋海军建军三周年庆典。李鸿章突然萌生出借此机会去青岛实地踏勘一下的念头。具体事宜由北洋海军帮办大臣、山东巡抚张曜操办。

一个晒网栖舟、春耕夏收的小渔村，哪见过这等阵势，赫赫有名的朝廷大员遽然造访，岂能等闲视之？别说李鸿章了，就连靠得最近的“父母官”、即墨县衙里面的知县平日里也很难涉足这方穷乡僻壤。时任知县杨德成不敢怠慢，深谙官场潜规则的他，绞尽脑汁盘算着接待方案。仅仅为了个“吃”字，就耗银3000多两，遍请名厨，预备了上百桌美味佳肴，不料，那一年天公不作美，大热天来得早，又没有有效的降温保质手段，食物变质变馊了，只好倒进大海，如此挥霍，惹得村民怨声载道。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了。挥金如土、鱼肉百姓之举，不过是夕阳西下的清朝和腐败颟顸的官吏的一个缩影。

6月5日，一向宁静的青岛变得热闹起来了。几艘北洋海军的铁甲战舰，由威海卫方向驶来，停泊在青岛近海。小艇放下，李鸿章在张曜等人前呼后拥之下，乘小艇抵达青岛。威仪不凡的这位大清朝的“裱糊匠”，脚踏上青岛那一刻起，或许脑海里就在颠覆着对许景澄、朱一新等人的上奏曾经不屑一顾的成见。什么叫百闻不如一见？毕竟是朝堂之上少有的有见识之人，他在青岛这么一转悠，得出“口门系属湾形，从东至北，环山蔽海，形胜天成，实为旅顺、威海以南一大要隘”的结论。踏足青岛那一刻，李鸿章所得出的这一印象与判断，从此未再改变。

5天之后，11日，急性子的李鸿章与张曜联名上奏朝廷，建议在青岛和烟台增设海防，这，就是那道赫赫有名的、直接关系到青岛这座城市未来命运的折子，名曰《胶州烟台添筑炮台片》。其中说：“现在威海、大连各口修筑炮台，水师相依，俱成海防重镇。若有敌船远来，必求一深水船澳停住之处。至于乘隙登岸陆路内犯之说，尤可虑也。是胶澳设防实为要图。 ”

在一处战略要冲设防，不啻白手起家，绝非动动嘴皮子那般轻而易举，需要综合考量人、财、物等诸多难题，究竟如何解决呢？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他们建议截留山东海防捐，官兵也无须另行招募，直接从山东各营抽调，建筑炮台，屯兵驻防。

仔细端详这道奏折的字里行间，不难发现，总归没有跳出大清朝“裱糊匠”一向秉持的保存实力、躲避战端、被动防御的战略框架。青岛的设防，从一开始就深深地烙上了“消极”的印痕，为后来的沦陷悲剧埋下了不引人注目的伏笔。

大清朝的统治机器一旦有效运转起来，也并非没有效率。才过了3天，6月14日，光绪帝正式颁旨，内阁明定上谕，批准胶澳设防。 “另片奏拟在胶州、烟台各海口添筑炮台等语，著照所请，行该衙门知道。钦此！ ”一锤定音，胶澳设防，遂成为青岛这座城市建置的起点。

100年后，1990年7月，青岛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举行建市100周年纪念活动的决定》，明确以1891年6月14日这一天为青岛建置日。历史在这个节点上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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