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偏离正常航道，如何逐步“野生化”的个人小传，还原文坛多元又充满生机的景象 野生作家：自生自长，苦乐自渡

赵松曾是个在国企里写公文的文艺青年。上世纪90年代，20岁出头的他，进入中国石化抚顺分公司厂办调研组，主要工作就是为工厂写报告，为领导写公文。

日复一日，上班下班。那是一个自我分裂的过程，离文学写作差之千里。直到2000年，他在那台属于自己的电脑上，开始混迹于网络文学论坛。网络把他的生命彻底打开了。四年后，他的第一本小说集《空隙》出版，都是发表在“黑蓝文学网”的作品。再后来，他拿了厂里所有的荣誉，也成了这家国企里最早辞职的少数人之一。

如今的赵松，一边在上海多伦多现代美术馆上班，一边写作，相继出版了《抚顺故事集》《积木书》。他憧憬着有天在上海周边租个小房子写作，但又下不了决心全职写作，毕竟还得养家糊口。于是，他接受了这样的现状，也越来越明白他在做一件谁也帮不上忙且自我乐意的事情，体会着乏味人生中的戏剧性。

自生自长，自我修炼，呈现出一种“野生”状态。这样的“野生作家”，不只赵松一个，其中的一些人被关注，接受访谈、集结成书，于是就有了中信出版的《野生作家访谈录》。

将目光投向这些“野生”、自在生长出来的作家，就是想以他们的生存和写作姿态，还原出中国文坛多元又充满生机的景象。

无谓“野生”

去年，刘天昭出了本半自传性质的小说《无中生有》，1089页。这本书写了三四年，一开始写得散漫，写着写着有了方向，就决定上强度，像工作一样每天规律地写。

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她，曾在媒体从事着评论员工作。在那个需要每天关注社会热点，迅速确立立场，臧否时事的日子里，她靠着写博客“把自己保护一下，别被生活卷走”。2004年到2010年间的博客文字集结成书，名为《出神》。再后来，申请了一个去美国的访学项目，然后辞职。在国外的时间，她写着一个叫“在安阿伯”的专栏纪录生活。这些文字，被收进了文集《毫无必要的热情》。这是她的第二本书。

在野生作家中，刘天昭无疑是随性且契合“野生”属性的。在写作这条道路上，她鲜有期许，“想写就写，不想写就歇着”。

盛文强有着另外一种状态。这个在海边长大的80后，出生在一个叫红岛的地方，位于胶州湾北岸。如今的他致力于渔夫口述史、海洋民间故事的采集整理，兼及海洋题材的跨文体写作实践，出版有《渔具列传》《海怪简史》《岛屿之书》《海盗奇谭》。

2015年的五一前一天，盛文强向工作了七年多的报社提交了辞呈，“时机成熟，是时候离开了”。他不疾不徐地过着专职写作者的生活，一边写书，一边为报纸杂志撰写海洋文化相关的专栏文章。

在《野生作家访谈录》中，14位“野生作家”各有需要面对的生活，写作是他们生活的某一部分或者极为重要的部分。相对享有专业作家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的“专业作家”，他们更像是“单打独斗”的个体，而且需要一个另外的身份来养活自己，以及养活自己的写作。

不过，对于“野生”这一标签，他们则更多的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如常青所说，“野生”这个词本身有好多角度，个人会投射出自己的理解，但这事跟自己没有太多关系。

写作经验

袁凌最近出了本非虚构作品，名为《寂静的孩子》，记录的是偏远省份的近百位孩子及其家庭的悲欣故事。

回溯他的职业履历，待过不同的媒体，从普通记者做到了管理层，然后辞职，回到安康乡下。书也是一本接着一本出版，比如散文集《从出生地开始》、非虚构故事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小说集《我们的命是这么土》、特稿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

袁凌的作品大多直面底层生活。他将自己定位为“写作者”，但会觉得“文学性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不喜欢写得漂亮，而是“希望能够把我们存在过的经验保留下来”。建立在可靠经验基础上的写作，成为他的秉持理念，“我并没有一边在作品里去写苦难的人，赞美一些卑微的生命，一边自己遛着狗住着豪宅。”

于是，在更广的传播视野中，袁凌的身份是非虚构写作者。他说，我不喜欢“小说”这个词，小说可能跟虚构有一定的关系。“野生”这个词，让他同样不太适应。

在袁凌的理解中，说到“野生”，跟它对应的可能是圈养。从这个意思上来说，他情愿是野生的，靠码字养活自己，没有正当的职业，也没有保障。“我觉得野性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好。不知道将来怎么样，至少现在内心清静。”

访谈者抱有一定的野心，描述袁凌、刘天昭等偏离人生正常航道、驶入社会主流之外的过程，如同一部部描述他们如何逐步“野生化”的个人小传。

相较而言，于是没有进入大众意义的工作航道。毕业一年后，她选择了成为一名在家工作族，大部分时间在家工作。

于是的本名叫于滢，比起写作，翻译更为人所知，比如珍妮特·温特森《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书倒是也出过几本，比如小说《查无此人》《同居笔记》、散文集《夜在窗外》等。

《查无此人》的扉页写着，“献给每一代出生入死的凡人。”小说的创作底本是，父亲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借此追寻家族的历史。对于是来说，这个曾经拿青春做实验的文青，迎来一个巨大的转折。不再炫耀自由，也不再沉溺于个人小世界，小说创作观念也不再是表现女性意志，而是更认可记录时代的意义。

“在小世界里，对于自我的探寻是无根的，只有进入到生活的扎实层面时，一切才有意义，毕竟社会时代都已经渗透其中。”于是说。

样本意义

回归到对于“野生”的定义，写作者与写作体制的距离是一个关键要素。

“在一个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做一个‘野生’的专职写作者是比以前容易的。”盛文强如是认为。

“写作对我来说更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把它嵌入日常的饮食起居当中。随着岁月的推移，它就会变得枝叶丰茂。个体精神和写作随着岁月的增长是要不断增长的，不能递减。”80后的盛文强表达着一种相对理想的自我状态。

更多的“野生作家”可能依旧面临着脱轨之后的苦恼，比如经济困难，没有房子没有社保；比如发表渠道有限，缺少专业刊物的青睐；比如游离在文学圈之外，“出头”的机会少之又少，写作生涯随时有可能中断，等等。

“支撑我写下去的，是一种瘾。”赵松觉得这种状态，就像一个赌徒，哪怕从来都没怎么赢过钱，那他坚持下来靠什么呢？就是有瘾。

处于边缘写作状态的“野生作家”，一方面享有选择的自由，一方面承担着独立的代价。有人被遗忘，也有人被关注，而写作始终需要他们付诸“恒久的热情”以及作为“一件自己认为的大事”来对待。

野生作家并不是遗世独立的作者，虽然他们中的有些人确实展露出了强烈的个性，但正是这些充满个性的故事，反而明白地显示出，他们是当代中国的参与者。他们被时代塑造又反过来以文字为时代画像，比起在象牙塔里或是会议论坛上为中国文学把脉，野生作家的生命史与创作史，可能会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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