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济铁路承载了青岛至济南往返一百余年的时光重量和风物人情,也挑起了山东过去一个世纪的社会发展与生活发现。它让现在与过去之间,让隐含的个人与显露的时代之间,让沉滞的考验与遗忘的情感之间,让尘埃落定的历史与不可估计的未来之间,展开了一场精心对话。
铁路开通犹如打开一扇门
1897年11月,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德皇威廉二世派海军上将迪德里希率舰队强占了胶州湾。经历了毫无成效的外交对抗后,清政府同意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于是,1898年3月6日,清政府与德国在北京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随后即成立以德华银行为中心的兴业公司准备实行关于铁道及矿山的权利。1899年6月1日,德国政府赋予德华银行开发铁路矿山的特许权。1899年6月14日,德国在柏林设立了山东铁路公司,并于同年9月23日开始由青岛起向西修筑铁路。随后,高密抗路运动、义和团之变以及运载铁路材料的船只回航时沉没等原因影响了铁路西行修筑的进度,直到1901年4月8日,首段通往胶州的铁路才实现通车。1901年9月8日,胶州至高密段通车了。1902年6月1日,按照既定计划,胶济铁路通车至潍县。五个月后,1902年10月30日,第一列煤炭列车从坊子抵达青岛。1903年4月12日,继续通车至青州府。1903年9月22日,通车进度到了周村。1904年6月1日,自青岛至济南的干线以及自张店至博山的支线修建完成。同年7月1日,胶济铁路举行了正式的开车典礼。
铁路把时间和空间湮没了。自此,胶济铁路开始建立起一种新的空间秩序,并由此生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社会生态系统。胶济铁路出现后,人们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胶济铁路所进行的串联,完成了山东范围内城市的第一次组团,也可以把它看作山东第一次城市化萌芽时的电路板。
通过划分空间,胶济铁路表现出了专属的秩序美学和价值体系。纵观胶济铁路的历史,已经示于人前的有机的空间秩序把山东的城市、乡村乃至时间再重组分配,就像有一把钥匙在钥匙孔转动,门打开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新世界。
拉德纳在其《铁道经济》中说,“距离的实际消失,与个体移动的速度正好成正比。”长久封闭的、很少与外界交际的山东腹地起了变化,身处其中的人、事、物来不及鼓起勇气,就不得不参与到时代的革命当中。月异而岁不同,习惯了平常的道路,从来就没有谁想过,土地会像水那样流动起来,附着在上面的一切也失去了可靠的稳定性,它们或者追赶着火车,或者被火车追赶着,直至跃入奔涌的大江大海。在这些身处山东腹地的人们眼中,他们对胶济铁路的认识以及因其发生的生活改变与海因里希·海涅没有多少不同。他把铁路称为一项如有神助的事件,在《芦台齐亚》中,他写道,铁路“让人类转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也改变了生活的颜色和形状。”
胶济铁路并不只是运载工具
故事如此开启了。长期耕植在固定土地上的人们打破了惯常的约束,放下了铁锹和锄头,开始离开家乡,为了些微的报酬,为了宏大的理想。长期以来,对胶济铁路的叙述大都圈定于历史的风尘、地域的发展、经济的结构、民生的变化,某种程度上,这些因胶济铁路而上车、下车、到站、出发的世物百态、世故人情因为处在边缘的位置而被忽略了。然而,这又是边缘的价值所在,既在于它们的开阔,又在于它们以没有完全卷入中心的方式完成了对真实的意外保全。
任意一种对胶济铁路的探寻其实都避免不了对时代的叙事,但这恰恰也是落入窠臼的地方。所以,风物的意思是抛开偶然性和必然性之争,是用人、事、物的零散介入来完成胶济铁路动与静的叙述。认为零散的形象对社会现实至关重要的格奥尔格·齐美尔在1896年曾这样写道:“对我们来说,美学观察及其解释的本质在于这么一个事实,即典型不应来自独特,必然并非出于偶然,事物的本质和意义在于其表象和瞬息变化之中。任何现象要逃脱具有意义、永恒的本质都是不大可能的。”如若能够俯瞰胶济铁路,连同发现的就不只有胶济铁路深入山东腹地的蜿蜒纵
横,还包括一个个隐含的自我。1899年9月23日胶济铁路奠基动工的日子、1904年6月1日胶济铁路全线建设完成的日子成为时间和空间双重叙事的起点,这才是最重要的,并非是给胶济铁路生命起源式的图腾,而是祛除它的性格,就像它在山东大地上铺设时引发的恐慌、不安和排斥一样,自它一出现,人们就让它具备了生命范畴的讨论。
那些意外而来或戛然而止的人、事、物忽然出现,忽然消失,像涌动在胶济铁路任何一个火车站的潮水式的无数擦肩那样,不必因此就把偶然归为必然、把必然称之为偶然。这正是胶济铁路风物史的探寻所在。
胶济铁路并不只是运载工具,因它或为它而生的事情有那么多,它又岂能置身事外?见微知著,管中窥豹,都是历史的强词夺理罢了。从来都是并行的世界,岂止一条胶济铁路可说?再概括一些,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提出的那个观点——“生产不仅为主体创造了一种客体,也为客体创造了一种主体”,这种共生式的相互创造便是胶济铁路与沿线风物之间的关系。
时间和空间相互渗透着,由于时间的更迭,由于空间的运算,过去穿到了现在身上。就像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母舅复返》文章结尾揭示的那样——“某些在我们历史上已被证实的社会形式和组织类型,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再度具有现代性,并且能够回溯至那些与我们的时空距离十分遥远的社会。所谓复杂或先进的社会,与被误称为原始或古代的社会,两者之间的距离远较人们认知的小上许多。远方照耀了近处,近处也能照亮远方。”
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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