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幻觉到幻觉：一部纳粹主义的药物依赖史

□本报记者 江丹

关于纳粹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已经见过无数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是德国知名作家诺曼·奥勒的这部《亢奋战：纳粹嗑药史》则提供了另外一个新鲜视角。那时候的德国，从家庭主妇到前线士兵，几乎人人都喜欢并且使用一种依赖性兴奋剂，也就是冰毒。在一个国家的畸形时期，无论是纳粹主义还是实际药物，都在制造幻觉。

纳粹主义同样可以产生致幻效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德国，急需一支能振奋人心的兴奋剂。

“战争失败给德国带来了深重的创伤和难以平复的痛苦，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层面。1920年代时，在整个德国，从波罗的海到阿尔卑斯山，在情绪低迷的民众中，毒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诺曼·奥勒在《亢奋战：纳粹嗑药史》中写道。

彼时的德国，为了偿还巨额债务而增加货币量，引发恶性通货膨胀，42亿马克的价值仅相当于1美元，与之同时，人们依恋帝国旧政权，不愿意承认战争失败的真实原因。借助药物躲进迷幻世界，成为一时风尚。

“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毒品带来的迷幻状态。”奥勒写道。当红的女明星会在早餐时吸吮白色玫瑰花瓣，那上面蘸着氯仿和乙醚勾兑的鸡尾酒；影院里播放着与可卡因和吗啡有关的影片，地下酒吧则举行“良夜春宵”的非法派对；无需处方，人们可以轻易从街边小店买到所有种类毒品，或者从弗里德里希大街购买从胶州湾运去的罂粟壳。“据说，当时的柏林从业医生中，40%的人都有吗啡瘾。”颓靡和享乐成为常态，“1928年，仅柏林一地，药房按处方合法出售的吗啡和海洛因就达到73公斤”。

1933年夺取政权的纳粹党，彻底剿杀了这种享乐文化。纳粹政权对吸毒者采取了严厉措施，强制戒毒无效后，甚至会将其收押送入集中营。他们将清理毒品和反犹主义合二为一，将清理毒品与净化种族结为一体：“要识别危险的毒蘑菇，并把它们清理干净。”

“毒品被禁止，因为它会带给人纳粹主义以外的其他幻想。在一个只有元首一人拥有诱惑权的体制里，任何’诱惑品’都是没有存在空间的。”奥勒解释，“在纳粹看来，合法毒品只有一种，就是纳粹主义。因为纳粹主义同样可以产生致幻效应。为吸引德国民众，纳粹为人们描绘出一幅梦幻世界的景象，在手法上，这种宣传从一开始便和毒品的原理无异。”

“万能灵药”柏飞丁无处不在

据奥勒介绍，受纳粹禁毒运动的影响，吗啡和可卡因产量大幅下降，但是另一种更隐蔽的毒品的发展却不断向前推进，这就是合成兴奋剂类产品，德国几大药品企业由此迎来了新一轮繁荣。吹来这股东风的是纳粹政权对一战失败的经验总结和对新战争的筹划，他们意识到，德国缺少武装冲突所需要的自然资源，需要大力发展人造物来替代，制造业的繁荣也带来了经济的一段黄金时代。

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来自美国的药物苯丙胺十分走俏，那时候，它是一种合法的兴奋剂。有人从中看到了商机，认为“这种药效强大的能量剂正是全面繁荣时期所需要的产品”。1937年秋天，德国的制药企业研发成功甲基苯丙胺产品，商标名称为柏飞丁，“其药效远远超过了美国生产的苯丙胺”。实际上它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冰毒。

在药品企业的鼓吹下，这种兴奋剂类产品成了一种“万能灵药”。他们说，这是一种具有提神醒脑作用的新型能量剂，能让情绪抑郁的人重新找回生活的快乐，“‘使装病的人、不愿工作的人、整天牢骚不断和惹是生非的人’顺利融入劳动者行列”。瞬间，人人都在使用柏飞丁，“吃了它，搬运工干起活儿来会更麻利，消防队员灭火会更快，理发师剪起头发会更灵巧，……人人都精神百倍，干劲十足”。甚至连巧克力中都会添加甲基苯丙胺成分，广告语是“让家务变得更轻松”。

当然，战场上也少不了柏飞丁。1939年，德国对波兰发动袭击，全面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关于这场战役的档案的记录中，便有甲基苯丙胺的服用情况。这种药物让每个士兵都充满生机和活力，略有亢奋，暂时忽略了战争的动机和伤害。

“很多时候，音乐于我的确是莫大的安慰（不过也不能忘记柏飞丁，特别是在熬过一个个警报嘶鸣的长夜时，它的功效真是太神奇了）。”前线二等兵海因里希·伯尔在给父母的家书中如是写道，而在另一封家书中，他叮嘱家人：“别忘了下次有机会的时候给我寄点儿柏飞丁，最好是装在信封里，钱可以从爸爸跟我打赌输的那部分钱里出。”

用药物筑建的人造天堂终会崩塌

战场上的指挥官或者士兵，并非不知道柏飞丁的副作用，眼花，神经失调，但是长久以来的依赖让他们无法拒绝柏飞丁，甚至渴望柏飞丁。从冲锋和进攻到坚持和活命，柏飞丁贯穿战争始终。

奥勒在《亢奋战：纳粹嗑药史》中举例，1941年，德军在对苏战争中蒙受严重损失，一支约500人的德国部队在斯大林格勒附近遭到围攻，他们的营帐烧毁，粮草尽断，扛着沉重的背包和机枪，趟着齐腰积雪开始长达14小时的夜行军。很多人精疲力尽，意志力丧失殆尽，躺在雪地里不愿再往前挪一步。他们每人被分到两片柏飞丁，半小时后，重新排好队，再次上路。

纳粹头目希特勒比任何人都清楚药物与亢奋之间的关系。据奥勒的研究，从1936年开始，希特勒就开始了他的药物依赖史。当他感到疲惫而又想让自己精神迅速振作起来的时候，他的私人医生莫雷尔就会为他注射一剂20%葡萄糖溶液或者维生素针剂。

“静脉注射的葡萄糖只需要短短20秒，就

能让大脑充满能量；多种维生素营养剂能够让希特勒在最寒冷的冬日身着单薄的冲锋队制服，精神抖擞地检阅部队或群众游行队伍。”奥勒写道。

后来，葡萄糖和维生素营养剂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希特勒维护自己亢奋形象的需要，他成了“狂热的可卡因依赖者”，转而又迷上了其他兴奋剂，比如具有吗啡成分的优可达。

“在这个用药物筑建的人造天堂里，希特勒度过了战争和生命的最后一个秋天。每逢军情会议召开时，他总是沉浸在药物引发的亢奋状态中：微微踮起脚尖，膝盖绷直，一边用手比画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发表宏论，就像是一位通晓万事的神明。那些因战局危急而濒于绝望的将领，根本找不到机会插话。注入体内的药物让希特勒深深陷入幻觉中，为其筑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任何人和任何事都奈何他不得。”奥勒写道。

幻觉终究是幻觉。当所有人药效退去，在萎靡消沉中挣扎之时，他们理应反思亢奋的虚幻，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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