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私塾轶事 先生工资几何?是否也放暑假?还教应酬杂事?

半岛全媒体记者张文艳

暑假来临,教育继续。

家长没有假期,这就意味着,中小学生需要用兴趣班来填充白天的时间,而今私塾形式的国学教育也逐渐兴起,引领了新风潮。当然,现在的私塾已经与时代融合,只具备私塾的形式而已,那么青岛古代的私塾,尤其是清末民初时期,到底有哪些有趣的内容,本期,我们回溯旧日时光,通过亲历者、研究者和收藏者,来勾勒私塾教育群像。

传统私塾遍布乡间

私塾,一个听起来久远,最近却频频被提起的名字。

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礼记》载“家有塾”,私塾是私学的一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除秦朝曾短暂停废外,2000余年延绵不衰,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它与官学相辅相成,并驾齐驱,共同为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培养人才做出贡献。

那么,青岛建置之前的教育状况如何呢?私塾又是怎样的呢?

《胶澳志》中的《教育志》一节如此记载:“胶澳教育在未辟租界以前,科举未废,学校未兴,关于文化事业殊少概见。”所以,青岛的教育记载较为模糊。不过,岛城知名学者、教育专家,青岛市教科院研究员翟广顺先生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作《青岛教育史稿》第一卷(1891年～1949年)中,对此有专门研究:“根据1905年德国对胶澳租借地农村教育发展情况的考查报告,当时调查的246所学校,其中的175所‘建立于最近8年之内’(《胶澳保护区的中国乡村学校》)由此推算,在1897年德国‘租借\’胶州湾之前,青岛地区拥有71所学校。当然,这些被德国人指称的‘学校\’,只是在科举体制下遍布乡间、如传统学塾旧貌的教育机构”。

显然,科举是当时私塾存在的理由和支撑。

为了取得功名,光宗耀祖,只要有条件,都会让子孙接受教育,青岛传统的学院教育和各个地方的家族传承,便是最好的证明。只是,到底有多少学校、多少学子,尚且没有相关人员和部门前去统计,直到德国人的到来。他们觊觎青岛这片美丽的海滨之地已久,因此专门做了详细调查。

“德国学者约尔克·阿泰尔特(JorkArtelt)通过尘封的德国历史档案,在撰写的博士论文中表明,青岛在德国占领前‘至少在较大的地方都设有一所或多所学校,每所学校平均有6到12名学生’”,德国汉学家余凯思(KlausMühlhahn)也认为,在胶澳‘几乎每个村庄都拥有一所或好几所学校建筑\’,即使‘清一色的贫穷\’的崂山山区,‘也只有很少一部分村庄没有学校\’。翟广顺先生通过查阅大量的史料,还原了德国侵占青岛前的教育面貌,得出的结论是,早在教会学校、现代教育普及之前,青岛百姓或多或少都在自发地、有组织地进行着学习活动,即使带有考取功名的功利性,仍然为推动人民素质做出着巨大的贡献。

那么到底这些学习活动是什么呢?显然,除去官学之外,更普遍也更灵活的是私塾。

在翟广顺先生看来,私塾分为族塾、家塾、自设馆等。“族塾是宗族内部的学舍,往往设在宗祠里,招收本族子弟就读。如明代名震四方的莱西左氏家族建有西墅草堂,供左氏子弟与同学读书,诗文唱和；《大枣园村志》有个卧云轩书院,清末大枣园村王柱今饱读经书,屡试不中,回乡开办私塾。其父王子信重修崂山茶涧庙,创办卧云轩书院,王柱今亲自执教于此。茶涧庙系胶州王氏祖先于明朝中期所建,以训教子孙读书之所。家塾是士子接受文化教育的主要场所,富家大户或聘请名师宿儒,或有过读书经历的家庭成员在家专门教授自家子弟。如光绪庚辰科(1880)进士、平度人金鸿霄罢官回乡后,设塾收徒‘以教读终\’。自设馆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不拘姓氏。如明代景泰年间定居胶州的法寰,辞官返乡在城南怡云岭设学馆,以授徒讲学为业,不少弟子后来考中举人、进士,史载‘一时远近名士皆出其门下\’”。

查阅《青岛文史撷英》(文教文体卷),有位莱西的徐荣寰先生,用四年私塾的亲身经历,写下了《私塾钩沉》,他笔下的私塾分类,除了以上三种,还有两种:义塾和村塾。义塾是官服或者地方筹办的学校,“电影《武训传》中之主人公武训行乞办的义学,属义塾的楷模”；村塾在农村比较普遍,一村百户可设两三处,没有固定地址,往往借用祠堂、闲置房屋,桌椅板凳都是学生自备,由学董,也就是办学人,组织学童家长议定聘请塾师,即先生,十几名二十几名学生就可以成立一处,学童年龄不等,也就是前面约尔克和余凯思提到的学校。

在影视剧中,我们看到的是不苟言笑的先生,和摇头晃脑的学童,这其中到底有哪些有意思的细节?敲黑板划重点,以下可都是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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