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两甲子后再看戊戌变法

本报记者张頔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再度训政为止被迫结束。戊戌变法是晚清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其中的许多历史细节都曾被遮蔽、扭曲和变形,被不同观点、不同派别、不同时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加以不同的解读。今天,两个甲子过去了,我们对戊戌变法该进行怎样的再认识?齐鲁晚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勇。

在马勇看来,历史的发展绝不是刻板的,而是间杂着偶然与必然。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也应当辨明来自于不同出处的史料,通过对大量原始资料的独立阅读和思考,最大限度地回到历史现场。近些年来,学界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就是一个补充修正历史叙事、对当事各方再认识再评价的过程。

>>发生在山东的变法导火索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也是戊戌变法的一个前因。甲午战争进行当中,朝廷因为慌乱开始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这样就一下子打开了言论空间,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都能说话了,而且都说得很有道理。光绪皇帝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不久也发布了维新诏,让各位大臣提建议,之后各地的督抚都在大量地给朝廷上书。

这也意味着,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实际上就开始了一场维新运动,从原来学习欧美,转而开始学习日本。当时朝野都觉得可以在20年赶上日本的明治维新,建立一个和中国经济相匹配的新式政治架构。

那为什么1898年会出现“百日维新”呢?这和山东还有一定的关系,1897年德国租借胶州湾,可以视作戊戌变法的一个导火索。过去对这个事件往往采用民族主义来叙事,是列强瓜分中国的一个体现。我们今天去读中德胶州湾的交涉档,中法关于广州湾的交涉档,会感觉到西方好像太霸道,说租就租,不容许讨价还价。但真正还原到当时,还是会有新的认识。

19世纪晚期,国际资本需要一个巨大的市场,把东方尤其是中国看成一个新的希望之地。但是中国从《南京条约》之后,几十年没有割让,也没有租地,这是因为民族主义和农业文明对土地有一种坚守。等到《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从日本手里把辽东半岛要回来之后,清政府答应给德、法、俄三个国家一点地方。为什么给地方?列强租借土地的理由都很简单:我们的船员万里迢迢,几个月才漂到中国来,登陆之后不能没有海员俱乐部这样停船休整的地方,不然就得把人都放到北京、上海去了。英国当年租借香港主要就是这个目的,德国租借胶州湾也是如此。

不过清政府很傲慢,没有耐心把这些来龙去脉向人民讲清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租借土地给列强让中国的知识精英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感觉国家要亡了。胶州湾事件激发起的舆论风暴在1898年春天达到高潮,让变法一触即发。这个时候恰恰又遇到一个关键人物——恭亲王突然去世,于是偶然事件推动了必然趋势。

从1860年开始,恭亲王和慈禧太后一起主导中国的政局,他主张的是渐进改革。恭亲王的存在,对光绪皇帝来说,也是限制。

然而1898年的5月30日,恭亲王去世,清廷里缺少了对光绪皇帝的约束力。十几天之后,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就发布了诏书变法。而且光绪皇帝的焦灼意识也体现了出来,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新政诏书,在这一百多天里连篇累牍,像雪花一样飘过来,大家根本都应付不了。

>>帝后两党本无“你死我活”矛盾

百日维新的最终失败,直接的原因是慈禧太后的出面干涉。过去的研究是按照康有为、梁启超的叙事——清廷里有一个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即后党,一个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保守势力的反扑导致变法失败。对于这样的观点,马勇在深入研究之后,却提出应该重新认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以及他们的关系。

光绪皇帝是软弱无力、受人摆布的吗?慈禧就是贪恋权势、难以容人的吗?我们今天去读《清实录》,读清代的档案,可以看到光绪皇帝无论是个人品质还是他所接受的教育,在中国的皇帝中都是很高级的。所谓光绪和慈禧之间的矛盾,我们去读当年清廷诸多大臣比如李鸿章、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的档案、文集,完全感觉不到这个矛盾的存在。即便阅读翁同龢、张荫桓的资料,他们提及了两宫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一样的看法,但很难从中读出敌意、你死我活。

1888年,17岁的光绪帝要大婚了。慈禧太后郑重提出退位、让小皇帝亲政,原因有三:一是自己年事已高要颐养天年；二是光绪帝已长大；三是国家发展得很好(当年清廷宣布北洋海军成军就是明证),她退位无忧。按照当时的文献记载,慈禧太后要退,但光绪皇帝不同意,光绪的父亲醇亲王,以及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等,也认为年轻的光绪还无法把控大局,恳请慈禧再辅佐光绪几年。在这种状态下,慈禧太后便没有彻底退出政局。

这种状况导致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在帝王专制体制下,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政治权力中心的二元化,导致很多问题。因此当朝官员也就难免要“分边站队”,跟着慈禧太后多年的当朝老臣,慢慢演化成“后党”；文廷式、康有为这样的政治新贵和政治边缘人慢慢地往光绪身边靠拢,形成所谓“帝党”。

>>康有为盲目怀疑“坑”了光绪帝

康有为作为当时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其激进主张深刻影响了新政以来的一系列决策,他急于介入政治高层的野心几乎没有任何掩饰,这在高层已引起相当震动。相信这些议论也会传到慈禧耳朵里,慈禧当面劝诫皇帝,不要急于提拔那些未经考验的年轻汉臣,并建议皇帝对康有为采取措施。

于是,光绪帝希望想出一个“可以让老一辈人”放心的改革方案。这时军机章京上行走杨锐建议光绪疏远太过激进的康有为,以缓和内部矛盾,“康不得去,祸不得息”。光绪采纳了杨锐的建议,并让他以“派康前去上海办报”的理由,将康有为赶出北京。

杨锐事后将皇上的谕旨告诉了林旭,因为林旭与康有为关系特别好,杨锐希望林旭劝说康有为接受朝廷的安排,尽早离京。林旭的着急、焦虑引起了康有为的警惕,特别是林旭转述的“为国珍重,来日方长”口谕,让康有为读出了另外的信息,以为是皇上已经被慈禧关起来了,要他赶紧逃命,想法勤王。康有为决定不能这么走掉,要救皇上出来,于是和他的追随者在北京大肆活动,最终选择了用一种暴力的手段去解决一个和平改革当中的问题——9月18日夜,谭嗣同受命游说袁世凯,希望这位新兴的政治人物能发兵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拯救皇上。

袁世凯应当知道慈禧与光绪并不是像康有为所说的那么不共戴天,自然没有答应谭嗣同的要求,由此康有为觉得事情或许已败露,他随后向正在北京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等人求助未果,最终出逃。然而这一系列行为已经构成了让慈禧太后没法容忍的谋反,于是,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这样看来,戊戌变法的失败,并非源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直接冲突,而是康有为一派的鲁莽举措,让慈禧采取了较为激进的自保措施。百口莫辩的光绪皇帝没有办法去证明这场政变和他无关,这也确实破坏了他和慈禧太后的关系。这样一来,晚清的政局又再度混乱起来。

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当时提出的一些变法措施,作为思想资源,到了1901年新政之后继续施行,并慢慢进入落实状态。这样来看,1898年的百日维新并非注定要失败,只是后来发生的政治转折让光绪皇帝也无法逆转了。

>>以“同情之理解”进入历史深处

如今我们之所以要对戊戌变法再认识,是因为这段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这一事件本身的历史经过,二是它被书写、记忆、流传和接受的历史,三是通过研究还原史实的历史。

造成这一划分的原因,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编写的《戊戌政变记》《戊戌奏稿》等史料,主导了第二个层次的构建。而康梁的说法因为符合革命史叙事体系下二元对立、阶级斗争的范式,于是就成了戊戌变法的传统叙事。不过随着越来越多原始史料的披露,史学界能从其他历史当事人的角度来再次看待这个历史事件,逐步完善还原史实的第三个层次。

对历史事件的再认识要立足于多元化的原始史料,但也要注意矫枉过正。否定康梁,特别是否定康有为,似乎是过去几十年的学术主流,很多研究者接续黄彰健先生的研究,以为康有为在政治上、学术上不诚实,编造了很多假材料,倒填日记,删改文稿。

这些指责一方面有助于重新理解那个特殊的年代,理解康有为几十年的变化,但是另一方面也有过于苛刻的嫌疑。对于研究者辨认出来的史料问题,马勇以为这对于还原历史真相极端重要,但强调不能以后来者的话语强势指责历史人物,更不能脱离历史环境对历史人物提出不可能达到的要求,应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进入历史的深处。比如说康有为流亡以及后来整理的历史资料有擅自修改的地方,这当然需要研究者去考辨、清理,但一味指责康有为似乎也不公。毕竟康有为匆忙逃离北京,随身并没有带多少档案文献。

当然,马勇在研究中也认为,康有为有严重的性格缺陷,并不是像他自诩或门徒所吹捧的那样是什么圣人。说实在的,深入阅读康有为的资料,愈发觉得康有为缺少圣人气象,缺少胸怀,他不是一个善于倾听的人,也不是一个善于周密分析的人,他的大胆,他的怀疑,他的无畏,令人敬佩,但他的怀疑在很多时候是错的,属于猜测。比如林旭只是转述皇上催促康有为离京,康有为竟然得出宫中发生政变的结论；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回来只是转述武力劫持皇太后不可能,康有为就认定袁世凯必然邀功告密。正是这一系列猜测引发一系列变动,从这个视角解读康有为,解读戊戌变法,或许可以获得不一样的感受。

历史是永远消失的过去,重建历史是在广泛阅读史料的基础上平心静气重构历史的因果关联,不溢美不隐恶,有一说一。随着新史料的发现,随着观察视角的调整,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一定会距真相越来越近。距今双甲子的戊戌变法,已渐渐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困扰,我们对这个历史大事件的认识也一定会越来越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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