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开端：1898年青岛的第一份城市规划方案,城市开端：1898年青岛的第一份城市规划方案

青岛的第一份城市规划方案是在1898年9月2日完成的，距《胶澳租借条约》签订仅不到半年的时间。没有在第一时间对外公开的原因，大概是与准备较为仓促，其中的某些细节尚需讨论、商榷有关。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拿出了相当完善的城市规划方案，间接地也说明了德国占领胶州湾的行动是早有预谋，只不过是在等待适合的时机和借口而已。

德国人早期对胶州湾的了解很大程度来自著名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虽然他没有亲自来过胶州湾，但他在1877年向德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山东的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的报告中，就强调了胶州湾优越的地理位置，并认为这里可以建造现代化的港口和一条与中国腹地衔接的铁路。李希霍芬的考察报告得到德国政府的认可。因此，他的许多结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第一份城市规划方案的制定。

1897年9月，基尔筑港总工程师格奥尔格?弗兰西斯（George Franzius）在对胶州湾进行了秘密考察后，也认为这里地质结构、水深和没有暗流干扰的优势符合建设一个大型港口的必要条件，同时，修筑通往内地铁路线的工程也不存在技术问题。铁路不仅可以运输坊子、黉山一带丰富的煤，也能为未来的港口提供充足的货源。弗兰修斯还建议将新城市的住宅和商业区设于港口东侧，以便能把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充分考虑到胶州湾地理气候特点，规划者却有完全不同的构想。胶东半岛冬季盛行寒冷的北风，而夏季的炎热则由柔和的南风带来。因此，新建的住宅区北面应以山丘作屏障，而南向则应开放式地接受凉爽海风。原有的中国村庄就能够适应这个特点。 “村庄几乎都位于山之阳侧。房屋北面亦不设门窗。当地居民摸索出的经验当然应该在新城市的规划中予以考虑。 ”

这份建设规划还参考了中国其他租界的经验。比如英国在香港的殖民地和上海租界，中国居民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外国居民，这一比例也可用来估计青岛的将来。按照翻译官、中国事务专员单威廉 （WilhelmSchrameier）的观点，在青岛应当避免 “对欧洲人的限制和排挤”。因此，总督府计划将居住区分为两部分，即欧人居住区和华人居住区，华人可在欧人区购地与建设，但不可在此居住（为欧洲人服务的华籍佣人除外），但在城市的其他区域“华人和非华人享有均等的居住权”。

1898年9月2日，即测绘开始的三个半月之后，对新城市之规划终与公众见面。在同年10月出版的《胶澳发展备忘录》就收录了这一方案的总体规划图和相关概要：“面向胶州湾的地区，因为无法阻挡冬季的西北风，夏天也没有新鲜的东南风，因此不适合居住，规划只建设必不可少的设施。住宅区、商业区将设置在面向青岛湾的丘陵地带南侧。以青岛村为中心，西侧将设商业区和政府办公区，东侧在原有的基础上设兵营和炮兵营，还将分别建设别墅区和海水浴场。如有可能，所有的兵营最好都布置在丘陵的西南部，对规模较大的建筑，如教堂、政府、医院、天文台等，应特别注意选在合适的地点。火车站应根据城市规划的总体要求设置于商业区内，并靠近青岛湾。铁路要根据地势，沿胶州湾设置，穿过计划中的工业区与仓储区，并在港区设置铁轨进行必要的衔接……”

研究者认为，这个建设方案并不是某一人的单独作品，而是由开始时经常更迭的总督、海军测量工程组、建设部长格奥尔格·格罗姆施（GeorgeGromsch）和他的同事以及华人事务专员单威廉共同合作完成的。作为对规划的补充，同时出版的《帝国公报·城市各部分的角色》上，还确定了每个街区和区域的功能。

从这份规划图上看，规划者将各种功能系统地安置于不同的区域中，计划中的城市以今观海山为中心，政府大楼设在山的南面，东西两侧为住宅用地。在欧人区，海岸大街两侧将建设欧洲商行和饭店，商业建筑则布置在北边首条平行于海岸大街的街道上。次条平行街道两侧规划为别墅住宅区。山的东北侧为野战医院。新教教堂和天主教堂分别设立于一条规划大道的东西两端，教堂周围附设公园。天文台与天主教堂比邻，公共墓地设在西边的野战炮兵营附近，火车站预留地在栈桥旁边，仓库被安置在栈桥西侧的海岸上。铁路线沿胶州湾向西北延伸，东侧设工业用地、兵营、货场、市场，西侧设练兵场、屠宰厂等。华人区在城北当时的大鲍岛村周围，规划为纵横交错的棋盘式道路网。总督官邸和别墅区都在炮兵营南侧的丘陵地带。

这一计划正式对外界公布是在1899年2月9日，内容和地图均刊登在德国 《插图报》副刊——《今后的胶澳》中。但实际上，这个计划在推出后不久，就遭到了一些批评。比如鲁南天主教会的主教安治泰 （Johann Baptist vonAnzer）就对将天主教堂设在城市的西端极为不满：这个位置除了远离华人区和商业区，不利于教会开展活动外，其位置也不如新教教堂所占据的高地显著。山东铁路公司经理锡乐巴（HeinrichHildebrand）也对铁路和火车站的规划提出了批评，因为火车站的位置太过靠近栈桥，导致铁路的弯度过大，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造价过高且难以实现。火车站与大鲍岛之间的道路衔接也显得过于简陋。此外，这份建设规划并未对中国劳工的住宅做出明确规划。起初一些劳工在附近村庄过夜，但因青岛的工资水平要高出附近州县近四倍，不久，大量涌入的劳工们就使这些村庄变得拥挤不堪。后来劳工们开始用竹子和草席自己建造临时住处。

在这张以早期城市规划蓝本绘制的明信片上，右上角的帝国海军旗内的德语是“承担责任，完成义务，直到最后”,其下还有“总督，8月20日”的字样，左下角的德语是“为了胶澳而战斗”。文字可以体现出明信片应该印制于德日青岛之战时期。相对于正式的图纸，明信片上的例图多少有些简陋，部分名称和道路的标注也存在着一些错误。大概明信片的发行商只是想告诉人们，在遥远的东方，还有一群德国人在与日本人为了一块土地而战斗罢了。

1899年5月4日，城市建设规划的第二稿推出，这是一份手绘的蓝图。安治泰和锡乐巴的建议都得到了采纳。火车站向西进行迁移，取消了那个角度极大的转弯，并重新设计了车站。天主教会则从总督府无偿地得到了欧洲区与大鲍岛华人区相接处的一个高地上的3万余平方米土地。总督府还新设了一条从大鲍岛穿越市政广场直抵督署医院的道路。此外，火车站与大鲍岛华人区之间的街区道路也重新进行了设计分割，公墓也转移到了东面的俾斯麦山（今青岛山）东麓。规划中的工业用地、市场和天文台等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另一个被增加的工程是台东镇的建设。规划者最初认为可以控制这些村庄和劳工居住地卫生，但这些华人聚居区卫生状况极其恶劣，由于不洁的饮用水和卫生习惯，经常发生瘟疫，还有斑疹伤寒症，这些传染病严重威胁着当地的外国人。 1899年秋，总督府决定拆除城市之中的村庄，在距市中心直线距离3.5千米的地方建设台东镇劳工住宅区。仅仅在街道建设工程完成后的四五个月后，镇上已经住了超过6000的中国人。

台东镇的建设严格执行了总督府规定卫生法规。纵横交错的笔直街道将400米见方的土地划分成小地块，形成四方的街区。街道的东南—西北走向是这个区域规划的显著特点。这样一来，阳光可照到每座建筑的立面上。街道的走向可以使冬夏的季风穿城而过。长25米、宽50米的小街区和8至10米宽的街道可以保证通风和采光。基于相同的规划概念和思路，1901年夏，总督府又在城市的西端设立了规模略小的第二个劳工住宅区——台西镇。

这个经过两次修改的城市规划方案在1900年正式确定，刊登在1900年3月10日出版的《德意志建筑报》上。这份街区图对以总督官邸为中心，西至栈桥，东到青岛村的沿海一带做出了更为详细的描绘。这份图纸的明显特征是试图在保留已有建筑物的基础上，通过道路网的合理设置，把以前有些杂乱的街区变得井然有序。除了在1904年建造警察公署，将两个街区合并为一个八角形时，进行了修改之外，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一规划基本得到了遵循。规划者在街道的走向及重要建筑的选址方面充分地考虑和利用了地势的影响，天主教堂、基督教堂、警察署以及信号山总督官邸的选址都是较为成功的例子。青岛与同期开始建设大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大连，城市空间和重要的建筑作为大想法被确定下来；而在青岛，城市空间则体现出规划者对地域特色的系统分析。这份规划的制定、完善，以及在后来的城市建设中被严格的执行和遵守，最终奠定了之后近半个世纪青岛城市发展的基础。而且这样一种严格的规划，也使我们在100年后仍可以感受到这种积淀所焕发无限生机。

王栋/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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