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日记中的青岛

郑孝胥 （1860－1938）字苏堪、太夷,号海藏，福建闽侯人。中国近代政治人物、诗人、书法家。清光绪八年（1882）中举，曾任驻日本使馆书记官、总领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1932年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工书法，善诗文，倡导并领军清末诗坛“同光体”诗群。 1910—1930年，先后近二十次到访青岛，作诗若干，在青岛日本神社立有其凭吊日人乃木希典的诗歌刻石，现为国家一级文物，存青岛市博物馆。

郑孝胥因做过“满洲国”的国务总理，被国人所不齿，但对他极尽精美的书法，国人的评价还是很客观的。不仅初版《辞源》书名是他书写的，至今交通银行的行标也还是用他的手书，而且他的诗歌成就也与其书法比肩，被视为现代中国诗坛“同光体”的领军人物。

郑孝胥的政治走向和价值取向比较复杂。他的一生大致可以分成泾渭分明的三个阶段，但其性质不完全相同。第一阶段是辛亥革命之前。他当过驻日使馆领事，任过多个封疆大吏的幕僚，办过地方洋务，拥护君主立宪制，被推选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在文学上，他是一位杰出诗人，其诗歌各体兼擅，尤长七言近体，在士林学界获得一片赞誉。辛亥革命后的二十年，是郑孝胥人生的第二阶段。他誓忠清廷，追随溥仪，任逊清“朝廷”的内务府总理大臣。尽管在思想上他属于封建遗老，但在形象上却不拖辫子。1911年清廷明谕皇帝降旨准臣民自由剪发后，他马上带头把辫子剪掉了。这个阶段其诗其书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也就在这二十年，他往来青岛近二十次，在青岛留下不少令人称道的诗歌和书法。第三阶段是1930年以后。他愚忠溥仪，担当“满洲国”国务总理。尽管1935年他辞去此职，1938年就离开人世，但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是永远抹不掉的，而且也败坏了他先前在政坛和文坛的名声。

青岛初行 送子读德华

辛亥革命后，郑孝胥寓居上海，“工作”在京津，不时要乘船往来于津沪之间处理公务私务，故时常在青岛中转，仅在他日记中记载的就多达近二十次。其实辛亥革命前夕，他就来过青岛。

1910年东三省总督锡良请郑孝胥在奉天（今沈阳）主办锦瑷铁路建设及葫芦岛开发。郑孝胥对德国建设胶济铁路和开发胶州湾早有耳闻，决定先行到青岛考察铁路、港口和市政。同年10月12日，51岁的郑孝胥第一次“登德租界西江轮船赴青岛”，（本文引文除特别标注外，均引自《郑孝胥日记》）经塘沽、烟台，于14日到达。考察自海上即已开始，“百余里外已见劳山 （即崂山，下同），孱颜插天，横亘数十里，舟从下过。 ”因感受深刻，诗意大发，特作《海中峭立孤峰舟过其下》一诗，描写崂山的磅礴气势。

郑孝胥此行由悦来公司店主、绍兴人孙瑞应接待，一登陆即坐小车总揽市容，并特意“步入”德国兵营参观。晚上在春和楼吃饭后，到天仙戏园看戏，但只坐了一会儿，因为“戏不佳”，九点就打道回府了。这就是青岛给郑孝胥的最早印象，除了“戏不佳”，他对青岛的市政建设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随后的几天，郑孝胥到港口“细察情形”，到胶州参观达材学堂，德国工部局还特意安排他游览崂山。他对崂山“大名于世”的山水人文颇有好感，故在柳树台饭店题名簿上题写《九月十五日游劳山题柳树台酒店》诗一首，还应店中侍者所求，题扇二绝。郑孝胥看到连“店中侍者”都来请求题诗，感叹“此地风流非等闲”“风雅尤可喜也”。郑孝胥此次青岛首行，几乎天天在春和楼吃饭。

出于对往日洋务的肯定和对青岛此行的好感，两年后的1912年2月，郑孝胥写信给曾同为张之洞幕僚、时任青岛高等专门学堂（俗称德华学堂）总稽查的蒋楷，希望三子小乙（郑胜）能到这所德国人开办的洋学堂上学。这所学堂是在张之洞主持学部时，力排众议，与德国联合筹建的。同仁之子要上这个学堂，这个面子蒋楷肯定会给的。辛亥共和、清廷崩溃之时，不仅许多逊清遗老纷纷前往由洋人掌管的天津上海青岛避难，甚至还到洋人手下做事，而且还把自己的后人送到洋学堂读书，接受新学。以青岛德华学堂为例，除了员外郎蒋楷外，身为翰林院编修的商衍瀛出任中文总教习。仅在林纾的青岛家书中就得知林纾之子林璐、邮传部尚书陈璧之子陈纪、举人吴敬宸之子等都在青岛德华学堂就读。

这种选择在洋人机构做事或读书的行为，对时为国之重臣来说，好像不可思议，但也说明即使朝廷命臣也感到封建王朝的消亡已不可避免。尽管他们对一些风吹草动的复辟还抱有些许希望或涉足，但很快就树倒猢狲散了，因而他们不会让自己的后人步其后尘，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他们似乎也感受到孙中山日后所感叹的“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任何人走回头路都已不可能，诸如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包括日后当了“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本人都被历史所唾弃。这也是自辛亥共和以来对国人的深刻启示。

同年8月15日，郑孝胥乘船经停青岛，仅有半日，即拜访蒋楷。蒋楷对郑说了个小细节：小乙毛笔画为堂中第一。可见德华学堂的花名册是以汉字姓氏笔画为序的。可惜时间不长，1914年日德战争爆发，德国战败，德华学堂停办。德国人为避免学生失学，随即将学生分流续读，把四十三名学生，内含三十名土木科学生转入上海德办同济德文医工学堂（1927年改称国立同济大学），小乙就是其中之一。遗憾的是1918年正月初三，小乙因脑膜炎去世，年仅二十四岁。郑孝胥有《哀小乙》诗六首。

青沪遗老 汲汲于复辟

郑孝胥隐居上海“海藏楼”，与隐居在青岛的前清遗老升允（字吉甫）、劳乃宣（字玉初）、刘廷琛（字幼云）等保持经常联系，并互有诗词唱和。劳乃宣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学部副大臣，隐居青岛后，创办尊孔文社，考证崂山是其祖姓发源之地，故郑孝胥为其作《题劳玉初劳山归去来图》诗。

刘廷琛也任过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学部副大臣，也在青岛今湖南路筑“潜楼”隐居。尽管郑孝胥在日记里对他颇有微词，认为他迂腐，但还是为他在青岛“潜楼”读书作画而吟《刘幼云潜楼读书图》诗一首。

当然，郑孝胥与青岛遗老的密切联系，更主要的目的还是一同策划和参与复辟，特别是在张勋复辟期间，青岛和上海遗老的活动非常频繁。郑孝胥经常联系在青岛隐居的前陕西巡抚升允。尽管升允曾上疏反对立宪，与郑孝胥主张立宪的“政见”不同，但郑孝胥时常主动资助他，由此也看出古代士大夫之间 “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义。1924年郑孝胥去天津后，仍然与上海青岛的遗老保持联系，身边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复辟圈子，包括一些“汲汲于中国复辟”的日本人。

十三年后的1925年，郑孝胥再次来到青岛，直至1930年，他在日记里记载青岛之行有十五次之多。这期间他主要在天津侍奉逊帝溥仪，家眷仍在上海，因而常常往返于津沪之间，不管是坐火车还是乘轮船，往往在青岛中转。虽然他每次在青岛停留的时间不是很长，多则三两日，少则数小时，大多是路过，但留下不少诗作和墨迹。

1925年11月郑孝胥从上海去大沽，路经青岛，途中看到“海中山迎日甚丽，西岸连峰不断”，诗兴所至，作《海上有孤月》一首。

多顾神社 吊乃木诗刻

1927年4月、5月、10月、11月郑孝胥四次途经青岛。这一年的3月31日，年长郑孝胥三岁的康有为在青岛逝世，次日身在天津的逊帝溥仪得知后“欲赐恤”。郑孝胥奏曰：“德宗赍志抑郁以终，实受康有为之害。 ”不同意“赐恤”，最后溥仪采纳了他的“上奏”。三天后的4月4日郑孝胥从塘沽乘“唐山丸”到上海，途中“夜十点”抵达青岛，第二天下午四点就离开青岛。此次青岛之行恰遇清明节，郑孝胥在海上写诗一首。

5月10日郑孝胥返程途中又经停青岛，早晨六时进港，中午一点启程，仅半天时间。一登岸，他就与同行的文学家叶葱奇郑文渊夫妇直接“坐小车至日本神社，以余吊乃木诗刻石置树下，闻此诗编入小学读本矣。 ”他之所以匆匆赶到日本神社，就是为了看他的“吊日本大将乃木希典诗刻石”，并为这首诗被编入小学课本而暗自高兴。

此诗是1921年郑孝胥为悼念日本陆军大将乃木希典（1912年日本天皇去世时，与其妻自杀殉葬）而作，在青岛日本神社刻石立碑。抗战胜利后该碑被推倒，碑身下落不明。 1979年在贮水山公园（日本神社旧址）重新发现，2015年因其史料价值和书法价值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存青岛博物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能把“汉奸文物”评为国家一级文物显然是不多见的，显示出评者的眼力和担当。但可能因为作者郑孝胥“政治不洁”，此碑未能登大雅之堂，而是斜立在馆外一隅，任凭风吹雨打，自然风化，这在可移动国家一级文物收藏、陈列和保护中显然是不多见的。

同年10月25日早晨八点半，郑孝胥乘胶济铁路火车经十一个小时路程，晚七点半到达青岛，居东华旅社。当晚在新舞台看戏时，恰巧被来青演出的京剧演员王梅笙“瞥见”。梅笙派人给郑孝胥送票送水果，第二天又陪郑坐马车到若鹤神社（即日本神社）、惠泉公园（即汇泉公园）游览，洗浴，午餐在春和楼、晚餐在聚福楼做东道请客，并主动承担郑此次来青住宿的一切费用。

同年11月24日，郑孝胥从上海返程途中再次路过青岛，由仍在青岛演出的梅笙迎接。唐韵笙也是京剧演员，也在青岛演出。次日郑孝胥在德国酒店回请梅笙、韵笙。

本年郑孝胥四次来青岛三次参拜日本神社，除了欣赏他的题诗碑刻外，“欣赏”日本的君主立宪精神，企图以此效法其国体、重振清廷江山恐怕更是他的目的，也见出他对日本之情并非一日之感，也为他日后走入亲日“邪路”不断铺垫基石。

这一年郑孝胥频繁往来青岛，得暇游览了不少风景名胜，写了数首诗歌，其中有两首直接以《青岛》和《万国公墓》为题。

日人同舟 书联聚福楼

1928年郑孝胥夫人在上海家中病故，郑奔丧往返均经停青岛。4月6日他乘胶济火车晚九点到达青岛，次日因船客满员而不得不“走关系”购得船票，十二点乘“大连丸”赴沪。抵沪后，许多社会贤达纷纷前来徐寓吊唁，其中有比郑年少四十岁的青年才俊黄公渚。黄公渚诗书画皆佳，幼年随其父举家迁居青岛，后在上海郑孝胥任校长的中国公学任教，1934年回居青岛，就教于国立山东大学，直至含冤谢世。同年5月22日，郑孝胥返津路经青岛时，因刚刚丧妻，“青岛来客数百人”迎候慰问，因“雾甚大”，只好在“舟中”与友人晤谈。

1929年郑孝胥也四次途经青岛。第一次是4月25日乘“榊丸”，午刻抵青岛，只待了几个小时。除了这句话，他在日记里没有其他有关青岛的记载，好像他没进市区会友和游览，但此行中有好几位日本要人与之同舟，其中小仓正恒还写诗请他看，他则“皆立和之”。小仓正恒（1875—1961）是日本知名实业家，也是个中国通，长期游历中国，时任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总理事，后任日本内阁国务大臣、大藏大臣等，直接参与策划二战期间对占领区的经济政策。郑孝胥数次青岛之行，常有日本要人与之同舟，不知是不是都是巧合。

11月22日郑孝胥夜四点半至青岛，次日十点即至日本神社，然后至聚福楼吃西施舌去了。虽然此行只有半天时间，郑孝胥还是先去日本神社看他的“乃木碑”。他似乎担心这个碑迟早会遇到不测，因为他知道日本曾占领青岛，恐有民愤，所以他每次来青几乎次次去看“乃木碑”。当他看到此碑不仅“犹无恙”，而且还“新铸铜马甚伟”时，心满意足地回舟与日人“共谈”去了。

1930年1月，郑孝胥又途经青岛，除了游海滩、炮台湾、公园外，也没忘去参拜“日本大寺”（日本神社），然后才去聚福楼吃饭。饭店老板不在，其伙计出来询问郑的姓名后，坚决免单，“不肯受钱，推让久之”，郑孝胥只好把钱掷在路旁，才脱身而去。可见郑孝胥不仅没有官老爷“官大欺店”的“官威”，也没有贪小便宜的“官病”。

从1910年到1930年二十年间，郑孝胥来青岛十余次，早期常在春和楼会客，后期主要在聚福楼聚餐。聚福楼老板吴滋玉与郑相知，一向“惜墨过金”的郑孝胥竟给这个青岛的酒店亲自书联，有些不可思议。想当年大名鼎鼎的胡适跟随郑的好友到他家赏其“作字”，想顺手得个“方便”，结果郑一字不写，胡只好空手而归。吴滋玉把郑给他题写的对联挂在店里，半个月前郑的女婿到青岛时亲眼看过，并告知岳丈。郑在日记里把这件事得意洋洋地记录下来，但对所书内容未录，是否就是后人传说的“驱车试过即墨路，饮酒须登聚福楼”，则不得而知了。

“并立”列强 梦碎身名灭

1930年1月1日，郑孝胥夜半抵青岛。途中他读《罗马教皇与意皇定约始末》，认为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党，与以孔教为国教的中国，当“并立为东西二霸国”。从中看到郑孝胥的政治“抱负”委实不小，企图把中国建成一个专制独裁的庞大帝国。他认为要想复辟成功，不能没有列强的帮忙，这也是他之所以依靠日本达到他“立国”目的之一。但他“并不是把日本当做实现他的理想的唯一依靠。他所追求的东西，是‘列强共管\’”；“在天津时代，郑孝胥有个著名的‘三共论\’。他常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 ’”“他比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发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的技术、西洋的资本，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以上均引自溥仪《我的前半生》）这在当时看来，郑孝胥还是有些独特见解的。

上世纪二十年代，郑孝胥经常穿梭在天津、上海与青岛之间，其中要务之一就是在青岛熟悉或拜会西方列强。他拜见白俄军事将领谢米诺夫，希望他在蒙古起兵，干预中国政局，支持溥仪复辟。溥仪在《我的前半生》记载：“郑孝胥认为时机来了，兴高采烈地给张宗昌和谢米诺夫撮合，让谢米诺夫的党羽多布端到蒙古举兵起事，并且亲自跑上海，跑青岛，他进行了些什么具体活动，我现在已记忆不清了，只记得他十分得意地写了不少诗。 ”可见郑孝胥无论“政事”多忙，也没忘了写诗，且时常在日记里自我欣赏。由此看，他敢于出任溥仪的“总理”，就是想实现他在世界上建立与意大利法西斯帝国“并立”的大清帝国梦。这也是他此次青岛之行生发的最大的根本性政治“梦想”。两年后他终于登上“总理”之座，具体实施他的政治“梦想”去了。此去的结果当然是身败名裂，不仅国人对他出任伪职不可饶恕，就是日本人对他的“治国理念”也绝不会接受。就他的聪慧，对此不会一点预感没有。因为他的“复国”理想是“列强共管”，而非日本独大，这自然“惹恼”了已经“先进门”的日本“强盗”。为此日本人把他看成三心二意而非绝对忠诚的人，常常给他出难题甩冷脸；他也感觉到这样下去很难实现他使中国 “并列”于列强的梦想，故时常不听日本人的操纵。所以只三年，日本人“请他退休”，他也就挂冠而去，其“列强梦”彻底破碎。再三年，他就驾鹤西去，传言被毒杀。这自然是后话了。

1930年5月9日，71岁的郑孝胥最后一次路过青岛，只有一天时间，除了记载与儿子到德国酒店吃牛肉、到新新池洗浴外，再没有其他活动记录。此后郑孝胥再也没来过青岛，主要原因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随溥仪与日本人离开天津，前往东北，把上海的 “海藏楼”卖掉，家人随之生活，也就无需再南北劳顿了。

显然，郑孝胥往来青岛二十年及其所留下的诗文，是在其“变节”之前，其诗作文采飞扬，吟之斐然，嗅不到任何“功夫在诗外”的味道。但他成为“总理”之后，再没踏上青岛的土地，也没留下新的青岛诗文，却踏上了他人生的不归之路，写下了他生命中最耻辱的一页。

（作者简介：赵夫青，青岛文学编审，青岛百科全书总纂，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现代文化学会会长。 ）

赵夫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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