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当医生的父母□滕哲泓

疫情把医生这个职业从舆论上升华了好多，让我这个从小就在医院家属院长大的人，也仔细审视了一下身边当医生的父亲母亲，想当年，上山下乡、救死扶伤，虽然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们依然念念不忘光辉岁月。

我的母亲和父亲是医学院的同学，他们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随着新纪元的开始，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兴国家伴着一群热血青年创造了一片改天换地的新时代。1959年父母亲双双毕业，支援缺医少药的甘肃省平凉地区，两人的工作状态比现在人们说的996更拼。母亲在日记里写道：“这儿确实很落后，生活困难、疾病多发。病人很多，由于交通不便，危重病人不能外转。我们都是新毕业的年轻医生，没有临床经验，但是我们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大家团结起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除了吃饭和睡眠外，都在病房和门诊学习，不管哪里有重病人，大家一起上，病房收了重病人，我们不值班的也跟着一起抢救。年复一年，我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抄写了一些读书卡片。当时地区领导很关心医院工作，抓紧一切机会送我们去省上学习深造，或听取中央派下来的医学专业队报告，把专区医院的医疗业务搞得红红火火……”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父母的待遇还是不错的，县长月工资35元，我父母工资都是59.5元。父亲看着书学习裁衣服，母亲就跟着学习缝衣服，别人的上衣口袋都在左边，可我的在右边，也照样穿得不亦乐乎。当时双职工的不少，但都在一线的不多，我从小就在脖子上挂一把钥匙满世界玩，在医院食堂拿饭票吃饭，在院子里东家西家混饭吃，拿白面馍换同学的糜子面馍吃，拿各种药盒子、输液袋换同学的各种闲书——《薛丁山征西》《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敌后武工队》《红楼梦》，好多书都是躺在核桃树上看的。

父母常出差，小的诸如救灾防疫时常外出，参加下乡医疗队更是家常便饭，经常前往偏僻的农村和山区。记得曾有一位大骨节病孕妇难产，当地卫生院说没办法，顶多能保住大人生命。当时没有妇产科医生，也没有医疗条件，我父亲沉着冷静，现场翻看着医学讲义主刀手术救人，结果母子平安，救了两条生命。这事引起了当地群众很大的轰动，虽然他们都很穷困，却用含着热泪的笑脸感谢党、感谢医生。

当时的医患关系很好，老百姓明白医生是天使但不是神仙。母亲给我讲过一件让她深受感动的事：“有一次来了一个重症肺炎患儿，明显的呼吸困难、缺氧，我们立即给吸氧、注射抗生素，并向院方报了病危。当时的业务院长立即到病房陪我们一起诊治，忙了一夜，可患儿仍然没能抢救过来。家属当然痛苦万分，我们的心情也很沉重。但患儿家属很冷静，没有埋怨更没有谩骂，还出去买了一包水果糖感谢我们。当时我们也潸然泪下，感谢这位农民兄弟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至今已好几十年，我依然记着这位农民离去的身影。”

父母都毕业于西安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交大医学院，根基扎实、学养深厚，他们几十年全心全意投入，不断学习进修，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有很多研究成果。再次回到西安时，我已经该上初二了，操着一口甘肃土话，既要学习普通话和西安话，还要熟悉新环境。那段时间我时常想起我在泾河白亮的流水里戏耍的情景，想起瑶池山紫丁香花开香飘满怀的日子，想起我抱着一筐子毛茸茸的小鸡娃，放在平整的草地上吃蚂蚱，自己躺在草丛中混淆了书中故事和真实世界的童年。后来我也很喜欢西安，人就像种子一样，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长，阳光、空气、水，还有一样可爱的女同学。

父母如今已经很老了，记忆力也在逐年衰退，母亲听力很差，父亲肌肉无力，丢三落四日常化。尽管他们做了一辈子的医生，可面对衰老谁也无可奈何，但父亲常说，“我是共产党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在自己身体疼痛时也不给别人说，难受了就吃点止疼药。母亲还是那样和蔼待人，就像当年从不对病人大声说话一样。父亲给家政小李说他一辈子不抽烟，因为是眼科医生看诊时离病人较近，从不吃葱蒜韭菜，中午也不喝酒。这些我们都习以为常，可对小李来说是陌生的，她没有想到自己照顾的是两位这么敬业的医生，看待两人的眼光也柔和了，还常和父母开玩笑。

我和父母常常聊起过去，兰州、西安、平凉、泾川和甘肃的很多山村，他们总是快乐而自豪。作为医生的孩子，我从小就受到很多爱护，现在我明白了，因为我很敬仰我的父母，觉着他周围的人也很亲近，我对医生这个群体有着深厚的感情。其实任何灾害来临时医生都会挺身而出，面对病人他们都有悲悯之心，绝无保留、全力以赴，这样一个高尚的群体，值得我们尊敬和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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