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天梯山石窟 吴健
洛阳龙门石窟 吴健
榆林窟3窟普贤变局部
天水麦积山石窟121窟
编者按 5月10日至13日,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策划出品的四集电视纪录片《中国石窟走廊》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播出。这部历时2年精心打造的大型纪录片,首次采用4K超高清画质全方位展示了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石窟群,特别是甘肃三千里石窟走廊殊胜的艺术造像、壮美的历史画卷,为广大观众带来了一场中国石窟艺术的视觉盛宴。
安秋
与中国石窟艺术史的一次相遇
丝绸之路的硬朗和险峻,与丝绸柔软而华美的视觉是相悖的。但它的基因是自由的、广阔的,并藉此成就了伟大。
艺术史大师贡布里希论及古代中西方交流,有一段浪漫的动态描述:“古人大概比我们要坚毅,要大胆。商人、工匠、民间歌手或木偶戏班在某天决定动身启程,就会加入商旅队伍,漫游丝绸之路,穿过草原和沙漠,骑马或步行数月,甚至数年之久。”
中国石窟艺术史就是在这样的行走中兴起。那些东来西往的弘法高僧,那些怀揣秘笈的能工巧匠,那些满心虔诚的艺术圣徒,他们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土,与某个有缘的地方相遇,然后驻留在那里,或开窟造像,或丹青画壁,或发愿禅修。一座座崖壁上的圣殿,就这样伴随着朝圣者的行走渐次盛放。
后人从丝绸之路沿线留下的星罗棋布的石窟,从无数的塑像和壁画中,反复回放着这样的画面:某个印度笈多王朝的画师,为龟兹石窟带来了他们富有立体感的凹凸晕染法;某个阿富汗的雕塑家,在河西走廊留下了犍陀罗风格的雕塑印记;某个凉州的工匠给山西云冈石窟带去了西域风格的造像;某个长安的宫廷画师给敦煌莫高窟带来中原的壁画粉本……
就这样,这条行走了1600多年的旅途,在状似一柄如意的甘肃版图上,在西域与中原的十字路口,留下了中国内地最古老、最初始的佛教艺术样态,留下了中国佛教艺术从被动模仿到主动融合,直至完全中国化的嬗变轨迹。这正是甘肃石窟群最可贵、最有趣、最具价值之处。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研究员所说:“从佛教艺术历史来看,完全中国化以后的石窟艺术并不稀奇。但甘肃石窟正是佛教艺术中国化正在形成之间留下来的一个痕迹,它所反映的这种动态的东西,恰恰就是它最有生命力的东西。”
4集纪录片《中国石窟走廊》所做的,正是要集中呈现丝绸之路留给甘肃的这一文化胎记与艺术宝藏,让千年石窟复活,让观众走进历史,发现一个石窟里的精彩中国。
从2018年3月起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从佛教石窟艺术传入中国的起点——新疆克孜尔石窟,到名闻世界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从中国内地石窟的鼻祖——武威天梯山石窟,到保留了中国最早石窟纪年题记的永靖炳灵寺石窟;从被誉为“东方雕塑馆”的天水麦积山石窟,到甘肃“东大门”古泾州百里石窟长廊,我们一路跟随佛陀东行的足迹,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追寻着中国石窟艺术的来龙去脉,探访着甘肃石窟群的前世和今生,拼接起一段段沉寂在历史尘埃中的文明碎片。
在天山脚下木扎提河谷的雾霭中,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落日下,在党河峡谷的皑皑白雪中,在万里关山的郁郁葱葱里,在千里河西的苍凉戈壁上,在黄河三峡的丝路古渡边……我们努力走近,再走近,努力追溯,再追溯,只为与这条漫长行旅中的故事和人物相遇。
一处石窟告诉我们的,远远超过一本书。它赤裸地、直白地还原了一段历史。
为什么是甘肃?
中国最早的石窟群究竟在哪里?凉州造像模式又是如何影响了全国石窟的建造?
当我们开始前期调研时,学界和纪录片同行们无不赞许这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好选题。正如著名学者冯骥才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单纯就佛教艺术本身来讲,敦煌的价值无可估量,是最大的宝库,是中国绘画登峰造极的历史实证。特别是它里边包含的内涵和信息,还有大量我们未知的东西,需要我们去破解它,去研究它,去认知它。
甘肃是中国石窟分布最密集的省份。现存石窟205处,拥有5万多平方米壁画和2万多身塑像,石窟数量居全国第一。中国四大石窟,甘肃占了一半。中国古代十大佛像,甘肃也据半壁江山。一座座千年石窟,像佛陀洒落的一串串宝珠,点缀在丝绸之路黄金带上,构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朝代序列最完整的石窟艺术走廊。尤其是中国内地最早的石窟造像模式——“凉州模式”,直接影响了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开窟造像,成为佛教艺术走进中原的急先锋。
为什么是甘肃?这是观众好奇的追问,也是本片所要寻访和回答的问题。
从长安到罗马的丝绸之路,全线8000多公里。其中,甘肃境内一千多公里的狭长地带是一段黄金大通道,它夹在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之间,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石窟走廊。沿着这条走廊,佛教石窟艺术走进了中国。
佛教东传初始,正是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汉张骞是第一个出发的探险家,他率先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最重要的地理单元:河西走廊。甘肃段成为往返长安和西域、印度的必经之路,河西走廊是佛教东传进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其间穿梭往来的,不止是商人和丝绸,还有思想和信仰。佛陀就这样在甘肃步步生莲,留下了一座座石窟古寺。
除了地理因素外,更重要的还有人文的驱动力。河西石窟建造的高峰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恰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处于西北地区的时期。彼时,虽然中原动荡,而河西走廊却是除“衣冠南渡”之外的另一个乱世桃源。无数中原学人云集这个相对宁静的避风港,或开班讲学,弘扬文化精粹,或著书立说,延续华夏文脉。人文的开化和普及,使西来的佛教一踏入这片文化沃土,就立即生根开花。
在佛教中国化最彻底的隋唐时期,又遇大统一的盛世王朝,官方对佛教的大力推行,让甘肃石窟一路勃兴,元气淋漓。加之这条中西文明孔道开放的胸襟,世界文明和中原文明的每一次革新,都会在这里被吸收、被融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元以后随着这条孔道的封闭,格局开始狭隘,精神随之萎缩,文化也日渐衰落。这一沦陷折射在甘肃晚期洞窟衰败的气息里,以及明清对魏晋和隋唐雕塑壁画拙劣的修复印记中。这一比照和反思,是我参与创作本片最深的感触: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精神气象是何等重要!河西凉州石窟群张扬的勇猛精进,秦州东方微笑背后的超然洒脱,敦煌菩萨眼目中传递的慈悲大爱,“长安门户”古泾州石窟群凝聚的文化自信……每一段文化记忆的精神气象,最终取决于人的精神气象。所以,这部纪录片一直在努力寻找和挖掘人物,因为人就是故事,就是文化,就是历史。
这部纪录片的每一集都贯穿着两条人物线索:历史镜像中创造石窟的人,当代现实中保护研究弘扬石窟的人。历史人物有敦煌石窟开凿第一人乐僔、一代宗师鸠摩罗什、“凉州模式”的开创者沮渠蒙逊、云冈石窟创建者昙曜、在武山拉梢寺留下世界第一大摩崖浮雕的秦州刺史尉迟迥、在麦积山崖壁上永远诉说爱情悲剧的西魏皇后乙弗氏……时空随时转入当代,历史与现实交叉叙述中,一批甘肃石窟研究与保护的人物出场:放弃已在法国拥有的艺术成就和舒适生活,将一生奉献给莫高窟的“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的麦积山石窟掌灯人冯国瑞;足迹踏遍甘肃、新疆、中原石窟,提出“凉州模式”的中国考古泰斗宿白;敦煌女儿、改革先锋樊锦诗;靠绳索凌空攀爬到20多米高的炳灵寺169窟,探得中国石窟最早题记的岳邦湖、初世宾等甘肃老一代文物工作者;在天梯山石窟搬迁中坠入山崖牺牲的倪思贤;如今80多岁还在石窟里修复壁画雕塑的“大国工匠”李云鹤……
当李云鹤满怀深情地说:“你看那些塑像,那些壁画……它也是有生命的。在那个历史条件下,这么高水平的艺术工作者辛辛苦苦绘制出来的这么多的壁画、塑像,要是再破坏掉,我们对得起祖先们吗?”我想,每一位观众都会为之动容,他道出了每一位石窟保护者的心声。
这条伟大的走廊,安放着一座座神圣的佛龛,也安放着一个民族的信仰和最长情的告白。
感恩与欢喜
这部纪录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集中呈现甘肃石窟艺术,明确其在中国石窟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三千里石窟长廊的集体亮相,是按地理文化单元划分?还是按艺术链接整合?总导演秦川最初的分集大纲选择了后者。2018年盛夏,当我们各分两集写完一汇总,发现问题来了:4集内容多处重复交叉。重新按地理文化单元,即凉州石窟群、敦煌石窟群、天水石窟群、陇东石窟群来分集。就这样,7万多字的初稿清零重写。因为15年来纪录片创作经验告诉我们,哪一部片子都是在无休止的修修补补中完成的。
这种贯穿全程的修改是一场极其磨人的持久战,好在我们这个5人拍摄小团队有一个好班长——总导演秦川。承担撰稿、导演、摄像、剪辑、音乐等所有环节的他,也承担着各种修改和返工的活儿。因为按央视《探索·发现》的播出档,原来一集50分钟要删减到38分半。这等于一针一线绣好的新嫁衣再一针一线拆掉,然后一针一线绣好。
累归累,终归是欢喜的。这种全程的交织起伏很像2018年12月7日一天的经历。寒风刺骨,雪过脚腕,车子不能直接开进榆林窟,只能停在两公里外的雪地里。数百公斤的设备全靠肩扛手提。推开25窟,看到动人心魄的壁画,又惊遇77年前张大千的题记:“辛巳十月二十四日午后忽降大雪时正临写净土变也。”想到那天也是大雪,张大千也站在这幅壁画前,这种因缘和合的妙有,令人感念万分。拍摄完毕已是傍晚,再一趟趟雪地往返搬设备,羽绒服套棉大衣还是冷,手指脚趾都快冻僵。可抬头一看天边积雪的大漠上,红彤彤的晚霞气象万千,犹如无数红衣少女挥动衣袂,我除了尖叫无以表达内心的畅意。接着是夜归途中,雪滑难行,只好停下来装防滑链。站在黑黝黝的大戈壁披着月光,我感觉这一天真像片子创作过程的浓缩版,也更像人一生的浓缩版——累着,苦着,欢喜着。
(作者为《中国石窟走廊》导演之一)
分集介绍
第一集《石窟鼻祖》
1959年,在武威天梯山石窟,研究人员发现了隐藏在清代壁画下的北凉壁画,由此揭开了中国内地最早石窟——北凉国王沮渠蒙逊创建的南山石窟的神秘面纱。两个初来乍到的北凉菩萨,为什么和内地的菩萨形象大不相同?从印度到龟兹,从龟兹再到凉州,凉州造像又如何影响了全国的石窟营造?
该集以天梯山石窟为起点,沿祁连山一路向西展开搜索,寻找北凉造像的前世今生。
佛教造像中国化大循环的起点就在凉州。作为中国内地石窟鼻祖的凉州造像,上承新疆克孜尔石窟,下启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深刻影响了中国内地的石窟营造。
翻开凉州造像这一页,中国石窟真正的辉煌才刚刚开始。
第二集《敦煌丹青》
自公元366年,乐僔和尚在三危山的佛光中发愿开凿莫高窟起,历经十余个朝代,莫高窟造像不止,成就了世界上最大的佛教艺术宝窟。
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被重新发现,从十六国到元代连续一千多年的壁画、彩塑震惊了全世界。掩埋流沙的无数美术杰作,让常书鸿放弃了巴黎的优越生活毅然回国,在沙漠中守望敦煌五十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在敦煌找到了失传已久的晋唐中国画的线条、笔法和色彩传统。敦煌之行,张大千变身世界级美术大师。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又一批艺术圣徒西行敦煌取经,从莫高窟壁画中汲取中国艺术变革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家们用多种艺术形式挖掘敦煌石窟文化,相继创作了《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舞台精品,延续了莫高窟的艺术生命。敦煌,孕育着中国艺术再度辉煌的希望。
第三集《东方微笑》
成千上万的微笑造像,让中国石窟走廊变成了一条绵延数千里的佛陀微笑之路。数千个真人大小的世俗化造像,无处不在的温暖微笑,拉近了佛国和人间的距离。无论是微笑造像的数量,还是雕塑艺术的水准,天水麦积山石窟都是三千里佛陀微笑之路上的一座孤峰,一座北朝雕塑的博物馆。
在秦州工匠的心里,完美的佛像超越了神与人的界限,他们怀着虔诚的爱,以天水当地人为原型,在大山深处创造了久负盛名的东方微笑,留下了中国雕塑艺术中独一无二的充满人情味的秦州造像。
陇上文宗冯国瑞先生是麦积山石窟的重新发现者、研究者和弘扬者,在他不遗余力的奔走呼吁下,麦积山终于走出深山密林,惊艳世界,跻身世界文化遗产之列。
第四集《国家宝藏》
1923年秋天,美国人兰登·华尔纳率领考察队来到泾川,在回山脚下发现了一座北魏石窟——王母宫石窟。三年后,考察队又发现了南石窟寺,并推测了北石窟寺的存在。由此揭开了陇东石窟考古的序幕。
素有甘肃“东大门”之称的古代泾州是全国石窟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大小70多处石窟,在泾河两岸形成了一条数百里长的石窟长廊。
上世纪初,尘封千年的国家宝藏大量流散,震惊了全世界,也警醒了沉睡已久的国人。1925年,泾川、敦煌官民赶走了华尔纳考察队,南石窟寺和莫高窟285窟最终幸免于难。这是中国人保卫国家宝藏的成功范例,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
2016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庆阳北石窟寺等精华石窟纳入敦煌研究院管理。至此,甘肃石窟保护研究全面开启“敦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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