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百合花 谢美娟感冒了。 她从醉婆湾酒吧回到家后就感觉浑身发烫,四肢无力。 她想一定是早晨被小轿车泼了污水后在屋子里换了衣服凉着了,又加上换的衣服比较单薄而造

(上接10月14日5版)

□山杏儿

九窗台上的百合花

谢美娟感冒了。

她从醉婆湾酒吧回到家后就感觉浑身发烫,四肢无力。

她想一定是早晨被小轿车泼了污水后在屋子里换了衣服凉着了,又加上换的衣服比较单薄而造成的。

对于这样的感冒,谢美娟根本不放在心上。每次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她吃几片感冒药就没事了。但今天却不一样,吃了两次药还是没有起到作用。

午夜的时候,她开始打起哆嗦,冷颤打个不停。她打开了电暖器,又加了一层厚厚的被子。被窝里的她稍微缓解了些,但浑身却像蚂蚁啃噬一般,难受得钻心。她索性坐了起来,随即打开了台灯。

静静的屋子里只有谢美娟自己的喘息声,她想喝点热水,但又不想下床,这时候她有点想女儿了。

想起女儿,她就想起了肖健,想起了曾经那个温暖安逸的家,也想起了曾经的那些点点滴滴。

20多年前,谢美娟在县剧团的那次招考中落榜后,毫无选择地走进了县水泥厂的大门。从此,她就和“做一个像郭兰英一样的歌唱家”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走进水泥厂的大门,站在高高的办公楼前,望着院子里偌大的烟囱中冒出的滚滚黑烟,还有草坪上、花朵上、树叶上、石头上、屋顶上的青色的尘土,一向爱干净的谢美娟怎么也不想跨进报到室的门了。

早上,母亲一边在院子里喂着鸡仔一边对她唠唠叨叨:“娟子,你还是听话吧,赶快去报道,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错过了今天人家就把你除名了。你要相信命,这都是命,俗话说,‘吃四两的永远都站不到半斤上\’。你就认命吧。”

“我为什么要认命,不去,我就要进县剧团,今年考不上,我明年再考,我偏要站到半斤上,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谢美娟坐在屋檐下的台阶上和母亲犟着嘴。

“还明年呢,你今天不去报道,人家就把你除名了,你知道吗?新招工人不服从者永远都不会再录取了,你那通知书上不是写得明明白白嘛。”

“那我就去复读,去考音乐学院。”

“你怎么跟你的两个姐姐一样犟,你们不为这个家想想,也该为我想想吧。你父亲走得早,我拉扯你们几个容易嘛,你两个姐姐已经让我很操心了,现在加上你,你让我活不活。水泥厂的工作虽然比不上剧团,但起码有个工作,有点收入吧。”母亲说着哭了起来。

她一边哭着,一边踢着和鸡仔们抢食的小黄狗,小黄狗被她踢得“汪汪”乱叫,飞一般地逃出了大门。

母亲对着跑走的小黄狗喊道:“我让你抢,我让你抢,改天把你送人丢了算了。”末了又对正在吃食的鸡仔们喊道:“你们也一样,就知道吃,不知道家里已经没米了吗?改天都把你们炖了吃肉。”

这场景,让谢美娟想起了鲁迅的小说《伤逝》里的情景,想起了子君的阿随和油鸡们,想起了它们最后的命运,想起了“生存”二字,想起了涓生对子君的那句独白:“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同时,她也知道母亲之所以这样打狗骂鸡是在给她置气。

谢美娟的心软了。的确,二姐和三姐已经很让母亲操心了,她们两个成天窝在屋子里,不是研讨古文就是背诵原子周期表,要么就是默写数学公式,一个个心高得都想考大学去外地,可是,和她们一起中学毕业的人都快大学毕业了,她们还在家里练习26个英文字母。家里的生活一塌糊涂,母亲每月仅有的38元工资,根本维持不了家里的费用,好在大姐还能做些临工,这样,家里才没有断顿。

母亲说得对,水泥厂的工作虽然比不上剧团,但起码有个工作,有点收入。有了这些收入,家里的生活就能改变些；有了这些收入,她也再不用和姐姐们每天早上抢牙膏抢毛巾了；有了这些收入,弟弟妹妹也可以在过年的时候买件新衣服了。

生存的理念让谢美娟的心里有了少许的改变,但她倔强的内心还在不停地燃烧。此时,她恨极了,恨自己为什么不生在一个能改变命运的家庭,恨那无情的病魔为什么早早地夺走了父亲的性命,恨自己为什么要在高考中落榜,如果不是那样,她或许能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也或许已经走进了某个音乐学院的大门,就不会有县剧团招考的那次闹剧,她和五姨、廖红艳的友谊也就不会受到影响。

母亲喂完了鸡仔开始扫院子,顷刻,院子里雾茫茫的一片,鸡仔们到处乱跑,小黄狗也跑进来凑热闹。一时间,尘土飞扬,鸡飞狗跳。

谢美娟知道,她要是再多说一句话,母亲手中的扫帚就要落在她的身上了。这个场景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她只好躲进了屋子。

屋外,母亲还在扫着院子骂着鸡仔,继而就是扫帚倒地的声音,然后就是母亲推自行车的声音,再后来就是开大门的声音。所有的声音都很大,她知道,这是母亲对她最后的通牒,也是对她的无可奈何。

屋内,两个姐姐还在奋战,“apple,amandarinorange”地念个不停。

谢美娟烦极了,她拿过了笔记本,随意地撕下了两张纸,一张写上“去”,另一张写上“不去”。然后,把它们装在了一个空的茶叶盒子里,她要通过“抓阄”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去向。这个办法她还是从五姨那里学来的,五姨每次碰到决定不了的事情都采取这个方式。

其实,“去”于“不去”在谢美娟说来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去”意味着她从此远离了她的梦想,永远地和石头水泥打一辈子交道。她曾经在实学劳动中去过水泥厂,那里的女工在上班的时候裹得严严实实的,连眼睛都看不到,她不想过那样的生活。“不去”就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像两个姐姐一样成天泡在数学公式和英文单词里,就这样,也不一定能够考上。

谢美娟极为矛盾地盖上了茶叶盒子,摇晃了几下正要打开时,院子里传来了大姐的说话声,“妈,我回来了。”声音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紧接着,母亲的声音响在了院子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谢美娟也很奇怪,大姐在一家学校的食堂做临工,去得很早,这会还不是下班的时候。

“校长说,学校的经费不够用,让临时工都先回去。”大姐慢腾腾地说,声音还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母亲没再言语,只听见她推着自行车出门的声音,还有重重的关门声,那声音里明显地带着她的焦躁和不安。

一刹那,谢美娟彻底地被击垮了,大姐的失业,意味着这个家又要面临困境。家里如此的艰难,她没有理由再给母亲增添负担了。于是,她果断地丢下了茶叶盒子,提起行装走出了家门。

她的行装再简单不过了,一套薄薄的被褥加上一条旧的床单,一把牙刷,一个茶瓷缸,一盒已经用了一半的“玉兰”牌雪花膏,还有几件换洗的衣服都被母亲早早地装在了一个发白的军用提包里。提包里还有一个她早先用牛皮纸折叠的钱包,钱包上贴着郭兰英的头像,那个头像是她从学校的简报上偷偷剪下的。钱包里有母亲给她准备的10元钱的生活费,那10元钱还是母亲提前预支的工资。

那天,谢美娟提着她简单的行李几乎走遍了整个县城,她恋恋不舍地看着县城的每个角落。每走一步,心里都会涌现出一阵孤独和凄凉,路过五姨家门口的时候,她看见五姨正在院子里晾着洗好的衣服,她扭了扭头很快就走开了,她知道五姨在她之后也接到了去石膏矿的通知,廖红艳也去剧团上班了,但因为那场闹剧,她已经和她们不能分享这一切了。否则,她们可能会再去一趟人民饭店,要上1角钱1碗的3碗米饭和1.2元钱1碟的红烧肉,还会要上3角钱1盆的鸡蛋汤,好好絮叨絮叨,或者是去沙枣街的沙枣林里再吹半天的牛。

背后隐隐约约传来了五姨的喊声,谢美娟不想和她说话,也不想让她知道自己要去水泥厂报道的事情,她赶忙拐进了一家商店,买了一支牙膏一条毛巾走向了汽车站,坐上了去水泥厂的通勤车。

水泥厂距离县城10多公里,在这10多公里的路程里,谢美娟始终低着头,捂着脸,车上的人很多,她怕一不小心会让人看到她的眼泪。

下了车,走进水泥厂的大门,谢美娟又失去了信心。看着这里的环境,她那“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的理念又被击得粉碎。

她就那样站着,任凭灼热的日头烤着她,任凭来往的人群向她投来疑惑的目光,任凭缓缓而来的尘土落在她白色的衬衫上,任凭难闻的石灰味呛进她的鼻孔,然后深深地吸进她的肺部。

那一刻,她沮丧极了,她想回家,可回家了又怎么向母亲交代,母亲能给她更好的工作吗?不能。她只是一个街道的普通职员,她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再说,她还指望着早点退休让大姐接她的班。母亲总是说,“大姐已经不小了,没有工作怎么能找到好的对象呢?”在她眼里,女人有了工作就有了身价,有个好的工作就可以嫁个好的男人,否则只能嫁个别人挑剩的,或者是嫁个门不当户不对的人家,过一辈子受气的日子。

“谢美娟,院子里站的是谢美娟吗?工会王主席让你上去呢。”一个声音响了起来,吓了谢美娟一跳。

这声音来自办公大楼,谢美娟抬头看去,一个年轻的男孩站在办公大楼的大厅正在向她招手,她看不清那人的模样,只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她从声音中听出了他的稚气,她断定他是一个不大的男孩。

谢美娟“哦”了一声,那个男孩就从大厅奔了出来,接过她手中的提包。

这下她看清了他,瘦瘦巴巴的身架,细白的脸上堆着满满的笑意,那笑意里似乎还渗透着一种平和,一种真切。他的眼睛有点浑浊,但浑浊中似乎还带着点温润,温润中又带着点淡定。

“你怎么一直站在门口不进来?新来的21个工人就差你没报道了,王主席一直在等你呢。”他问道。

谢美娟看了看他的脸没有回答。

“我叫肖健,也是新招的,我都报道一周了,暂时留在工会给王主席帮忙。你可真有来头,主席亲自给你注册,还让我出来接你。”男孩继续说。

“我不认识什么主席,主席也不认识我。”谢美娟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怎么会不认识,他一直趴在窗口看你呢,他还给我说,‘院子里站的那个小丫头肯定是谢美娟。\’他说让我告诉你不用去报到室了,他已经给你注册了,让我直接带你去他的办公室。走吧,进去吧。”那个自称肖健的男孩说着先走进了大厅。

谢美娟愣了一下,还是跟在了他的身后,走进了王主席的办公室。

办公室很宽敞,只是摆设有点陈旧,两张普通的办公桌,几把脱了油漆的靠背椅,脏兮兮的窗帘下有一张分不清颜色的三人沙发。沙发上坐着一个中年人,他的手里拿着一本杂志,似看非看地坐在那里。看见走进的谢美娟,他直了直身子,指了指办公桌前的靠背椅,和善地说:“来了,坐吧。”

无论怎样,谢美娟的心里还是稍稍感动了一下,她想,这应该就是肖健说的王主席了。她大胆地盯着他的脸看了许久,她从他黑红的脸膛上并没看出她和他似曾相识,“为什么他会如此地关心自己?”

突然一种疲惫袭来,她想坐下来,但那椅子又破又脏,于是,她就站在了椅子后边,将手搭在了椅背上,然后将双腿微微地弯了弯,这样,她有点发木的双腿和胳膊都可以缓解些。

王主席一直盯着她做完了这些动作,又说道:“怎么?一直不来报道,什么原因?”

谢美娟没有回答,仍然看着他的脸。

“怎么?嫌我们这里不好?你这孩子,有个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有多少人巴望着进咱们厂。”王主席继续说。

谢美娟还是没有回答,依然看着他的脸。

“你这小丫头可真厉害,连县长的桌子都敢拍,到我这里怎么就不说话了?”

“他们要是在考试中不作弊,我能拍县长的桌子吗?”谢美娟终于说话了,但她在说这话的时候感到很委屈,同时,她很不明白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

“没考上就是没考上,怎么能说是人家作弊,你有什么证据?”王主席的口气突然生硬了起来,眼睛中的和善也没有了。

“我当然有……”

谢美娟本来要提团长和廖红云那些龌龊的事情,但是一想到廖红艳,又看见肖健在一旁竖着耳朵,她就忍住了,但是,她的眼泪没有忍住。

看见这情景,王主席的口气软了下来,他说:“好了,都过去了,好在你有吴局长的关照,他特意叮嘱了,他说你的歌唱得很好,是个好苗子,让我们好好培养。这样吧,咱们工会的小王正好休产假,我和厂长商量好了,你就先留在这里吧。”

听到这里,谢美娟明白了,他说的那个吴局长肯定是五姨的父亲,一定是五姨把她的事情说给她父亲说了,她父亲又说给了王主席,这才有了王主席给她注册和留在工会的事情。那一刻,她的心里对五姨充满了的感激,对先前的事情也就释然了许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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