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余辉里的多面人

《董其昌传》作者：孙炜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9月

■胡艳丽

一个能在历史上被争议数百年的人物，必有过人之处。比如明末赫赫有名的董其昌，亦官亦士亦商亦痞，如同一个多面人，秀逸作品与乡痞面孔同时出现，清谈玄学与大肆敛财互不干扰，艺术品鉴与纵容伪作双线并行。

孙炜所著的《董其昌传》煞是好看。其好看，一是因为董其昌自带的争议属性，传说纷纭，但鲜有人为其系统性立传；其二，书画加文人故事好看，内行、外行各看各需，书画史、官场风云、文人逸事可谓应有尽有；其三，作者的解析思路好看，孙炜爬梳史料，勾陈往事，但所有的视角都是不自觉选择的视角，作者站在桥上看风景，读者站在远处看作者和作者眼中的风景，也是另有一番韵味。

就董其昌的艺术成就而言，他是当时书画界、艺术鉴赏界的领袖，由他开创的南北宗画论、烟云供养说，以及由其梳理明晰的中国书画发展史，至今仍在影响着后人的艺术创作。假如你不看董其昌的生平，不知其敛财纵欲的一面，单看他的艺术成就，清、雅、秀，令人称叹，或许还可在他的作品中看出飘逸出尘，看出禅宗玄味。有时，技法纯熟确实可掩盖很多东西。

就本书作者的视角而言，董其昌艺术成就斐然，生活中虽有教子不严、风流成瘾等问题，但皆有时代原因，而其在官场上的明哲保身、没有建树，是他的一种乱世生存智慧，也并不构成什么缺陷。书中在小处上，常常称颂董其昌的心胸风骨，将其在官场上的长袖善舞、进退“得宜”视为一种无心仕途的高士情怀。而在笔者看来，董其昌艺术魅力之大，足矣让后人在梳理其生平时，不断找出理由原谅他的不堪。

比如书中提出，根据董其昌当年的表现，他“奉旨以编修养病”，得的是“抑郁症”。作者认为导致董其昌得病的痛苦之源，在于他接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对官场黑暗认知不足，导致产生心理压力和恐惧感。笔者以为，董其昌的一生，虽有大半时间远离朝堂，但他每次都是在以退为进。他每次的退，都是为下一次更好的进做足了铺垫，他成功地避开了每一次政治旋涡，而在民间积攒起的艺术声誉又总是能助他官场再进一步。

假如没有那么多的名士高官为其铺路，没有“太子师”的身份支撑，没有翰林院这棵招风大树，任董其昌艺术造诣再高，其书画作品恐怕也难以在市场上行情一路飙升。就书中所述，慕名向董其昌求画、购字者众，董其昌分身乏术，便以家乡华亭为圆心，找了一干人做笔替——作者列出了一串代笔人清单。可见当时仅松江华亭书画技艺达到董的水平，能够以假乱真的就不止一位。这些人空有其才，却只能做董的笔替，脱离了董的盛名，他们的字画便难得市场认可。

书中又提及，当时市场上假冒的董其昌作品泛滥，而董只能无奈任之，即使知道了就是某公所为，也只能侧面点拨，而未当面揭穿。笔者认为，这也不能完全归结于董其昌心胸宽广，笔替众多的他可谓造假者的第一幕后推手，他在利用别人造假的同时，别人也会利用他谋利，假冒他的签名钤印，他也只能听之任之了。

虽然董其昌为中国艺术史的承前启后作了一定贡献，但从35岁以科举入仕进入精英阶层，到80岁告老还乡，他为官18年，归隐27年。他既结交东林派、公安派，又与反东林党人惺惺相惜。董其昌至晚年更是无心无力为国付出，却被朝廷礼遇——艺术成就为其官位做背书，他成了晚明朝堂上的一个摆设，是大明“面子工程”的一部分。应该说董其昌宦海浮沉，深谙官场规则，可谓是游走于书画圈和官场的“不倒翁”，享尽了两者互相助益的好处，赚的钵满盆溢。

说到董其昌，便不能不提“民抄董宦”的事件。书中将这一事件归结为时代矛盾的一个冲突点，淡化了董家人在此中的为恶以及在当地深积的民怨，笔者却认为，不论是董其昌的仓皇出逃，还是其财产的损失，都不值得同情。毋庸置疑，事件发生之时大明王朝已是千疮百孔，董其昌盛名在身，为海内外景仰，身上的污点自然也不会在历史时光中轻易褪掉。

董其昌是何幸生于明末，可以长袖舞蹈，做官赚钱两相宜。但董其昌又是何其不幸，需寄身官场为其书画大业做屏障。若所处非险恶之境，或许他可以一入象牙塔终身不出，成为少金多才、一世清名的国之重器、大学问家、大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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