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什么是侠的健康人格

6月26日，在广富林文化遗址试运行首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朵云书院也正式营业。这一楼一底的独立院落，集合了阅读、文创、展览、讲座、品茗等多个功能的空间，历史的气息、人流的穿梭、书卷的翻动、茶香的飘逸……生气盎然间，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了起来。

讲座现场

一楼回廊，是朵云轩木板水印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主题图书文创的综合展示；二楼之上，八十余幅明版明画艺术珍品展出，还特别请动了松江先贤董其昌、陈继儒、程十发的书画真迹前来助阵；而精通古代典籍的复旦大学汪涌豪教授，则为首届云间读书会带来了开幕讲座——“江南文化视野中的侠”。

“明代高房”之内，仿古桌椅的围绕之中，侠的话题分外贴切。汪涌豪教授半开玩笑地开始了他的讲述，自嘲因为写作《中国游侠史论》等专书，常被人称为“复旦游侠”，但其实是很温和的人。

游侠广布天南地北，出身三教九流

汪涌豪教授首先澄清、梳理了一系列有关游侠的说法，他认为自古以来北方风土坚硬敦厚，人民性格刚烈，产生许多的侠，而南方地少人多，因生存问题产生焦虑、冲突，也产生许多的侠。尽管汉代以后，没有司马迁《史记》里那样专门书写游侠的传记，但从各种史籍笔记也能看出侠的延续，只是他们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转换了外在样态和生存方式。

汉唐时期，就连开国的帝王都充满游侠气质，侠客深入到王朝的更迭之中。唐代以后，侠失去了尊贵的地位，失去了介入政治的高上平台，只能沉沦到底层去，做毛贼的也有，做强盗的也有，打家劫舍的都有了。侠的身份开始改变。宋元明清，商品经济繁荣，城市兴起，社会流动增多，游民与流民等构成侠的主要来源，往来市井勾栏之间，喧哗使气，劫富济贫，演绎出一幕幕动人的传奇故事。

汪涌豪

江南文化中蕴含了侠义精神

汪教授特别追溯道，江南的概念发展在宋代，成熟于明清。在地理乃至文化的意义上不断变化，将镇江、绍兴、宁波、扬州、徽州等都囊括了进来，根底则在于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们的价值认同，一圈一圈地扩大。当时有抱负、有担当的人，当他们不能在朝堂上实现政治理想，会深入民间结交豪杰，有许多都是侠。明清两代，云间地方涌现了很多名臣，松江府华亭县的进士层出不穷，名门望族迭出。尽管如此，并不是说这里人文繁盛，都是文质彬彬的，它还有另外一种侠的面相。

侠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性情。男人可以为侠，女人也可以为侠。每个人都可以从事侠的工作，和行侠的朋友以互相付出作为原则聚合在一起，做人家不敢做的事情，这些人都是侠。行侠不一定就是救人和杀人，一个人性格爽利，看到不好的就要说，看到好的就要夸，看到官员不溜须拍马，看到穷人特别温柔，都具有侠的精神。像松江的前贤陈子龙、陈继儒，无论在朝在野，都是了不起的具有侠义精神的人。

侠客活出精彩，人格启迪当代

汪教授饶有兴趣地描绘了侠的日常生活：他们要保持和别人不一样，“冠雄鸡佩假豚，危帽散衣，狐裘貂鼠，鲜衣怒马”。侠基本不事生产，生活来源多来自剽掠、椎埋、劫质、掘冢、盗铸、私煮，种种游走在社会和法律边缘的冒险行当，他们得心应手，获利良多。侠的娱乐多姿多彩，斗鸡斗鸭、走马纵犬、击剑骑射、博揜饮酒，“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当然，还留下众多侠与美人的趣闻轶事，流传千年。

侠客超越了儒家的社会联系与政治秩序法则，超越了道家的自然联系与心理秩序法则。他们的人格爱人不尚等差，公平没有条件，忠诚不分对象，责任超越家门。今天我们回顾侠的历史，并不是要做侠行，恰恰是要继承里面的人格，它是一种健康的、昂扬的人格。健康人格的出现，固然有赖于一定的社会。但如果培养出侠性和侠的人格，对今天的社会也是有一种促进作用。一个成熟的社会是必然需要有成熟的人格来补充的，这里面就有侠的人格，中华民族需要这样的优秀历史基因。

汪教授的讲座为读者钩沉出一个个隐没于史书缝隙的侠义人物。他在交流互动中也劝诫年轻人，不要为物质所牵制，不要柔弱地过日子，像侠一样，“年轻的岁月里面，无非怀着一个目的，找到自己，找到自己这是最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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