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忠 执笔 吕银超 整理
我的家庭是一个税务世家。我父亲解放初就参加了税务工作,我是1982年到税务战线上工作的,我儿子是2005年参加税务工作的。一家三代成了为国聚财的税务官,亲身见证和经历了新中国税收事业的发展变化。
我的父亲孙立言在盐边县刚解放时就参加了税务工作,当时成立的盐边县税务局只有几个人,只建了同德税务所和健康税务所,同德税务所管辖同德、民政、银江、务本、红坭、金河等片区;健康税务所管辖新坪、永兴、惠民、健康等盐边北部片区。当时条件异常艰苦恶劣,汽车、自行车连听都没听说过,下乡完全靠步行,翻山越岭还随时经过野兽出没的地方,生命受到极大威胁。父亲曾经一个人在务本下乡的路上就被两条狼跟随了两三里路,后来遇两同路人而行,方得以安全到达。那时候没有企业,税源完全靠临时经营户、个体工商户。赶场天还要随场转,今天到这个集镇,明天到另一个集镇,收各个集贸市场的税。工作中还要特别仔细,比如说一个凉粉摊怎样收、收多少?这需要算出其一天的收入,按国家规定的税率计算出应交的税款;卖猪肉卖土纸都一样,要早早地去过数、计量,才能保证把国家该收的税款都收起来。由于人员很少,主要精力都用在下乡的路上和对税源的监督管理,根本就没有精力建立和整理税户档案资料。
1982年,我也加入到税务工作的行列,成了改革开放后的收税人。改革开放之初,由于人们思想意识还未完全解放,盐边县的税源除了原有的一些商贸企业外,只发展了为数极少的小规模乡镇企业,再就是一些个体经济和牲畜屠宰税。
1985年1月中旬,我受所长安排,一个人去龙胜乡收杀了年猪还未缴纳的屠宰税。所长专门交代我:“有个叫贺老大的,已经几年没有缴屠宰税了,一定要想办法收回来。”我从新坪税务所翻山步行到龙胜乡,下到户去把税收完后,打听到贺老大家是单独一家居住在龙胜乡政府后面的一座叫龙头山的大山中。第二天一早,经过艰难的行程,于下午3点过才到贺老大家。经讲明政策,收了3头猪9元钱的税款。那时候,尽管我们披星戴月、翻山越岭地收税,县局一年也就几百万元的收入。
1994年的税制改革,促进了各级政府管理财权的积极性。当年9月,盐边县国税局、地税局分设,税收工作条件有所改善,税收收入有了较快增长。当时我任永兴国税所所长,由于永兴辖区内只有少量的个体工商户、农村零散税收、集贸税收和两个小企业,没有大的税源。我和同事经常开着一辆十分破旧的三轮摩托车,行驶在那凹凸不平村道上,调查税源、催缴税款。尽管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中午没有吃饭的地方,晚上回家感到十分疲劳,还要受到部分人的不理解,甚至阻挠刁难。但我们还是脚踏实地,应收尽收,全所税收收入每年均以25%的幅度递增。
1997年7月,撤消新坪、永兴、惠民税务所,组建了渔门国税分局,由我任分局长。这时候,条件稍好了一些,局里配了汽车,但是任务更重了。人员少、辖区宽,治理纳税环境,打击偷、逃、骗税的难度加大。我和同事们一方面争取当地工商、公安的配合和支持,加大对偷、逃税的打击力度。同时,加大税法宣传,邀请纳税人到渔门镇政府大会议室,召开税法宣讲会,利用典型案例讲解税收政策,每次开会都能取得较好效果。
经过艰苦细致和务实的工作,纳税秩序有所好转,税收收入每年持续上升。
2005年,我儿子孙克文也走进了税务机关,成为第三代收税人。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实现了角色转变,从管理者到服务者,文明用语、百问不厌;从过去纳税人上门问询,到现在每一个税务人员见到人就主动询问、导引流程;从要我干、要我学到我要学、我要干,赢得了纳税人的普遍好评。
(本版用图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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