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2007年开始,一场空前的文物普查在全国展开。这次普查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项国家工程,是国情国力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重要措施。其涉及范围之广,专业性之强,持续时间之长,为新中国成立后所少见。
这次普查中,除对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外,大工业遗产也被纳入普查范围。这对于攀枝花这样一个年轻的新兴工业城市来说,不失为一次提升城市软实力的机遇。
在普查工作中,攀枝花市的文物普查队员弘扬攀枝花精神,团结协作,新发现了不少文物。截至去年8月,全市完成60个乡镇及街道484个行政村、社区的田野调查工作,累计普查文物点3189处,提前超量完成普查任务,新发现的文物点比“二普”净增1500处。盐边县新九乡猛梁坝古村落、仁和万寿宁宫等一批文物点,进入人们的视野。
当我们为一个个新的发现而惊奇的时候,你可曾想到,无论是盛夏流火,还是风雨狂舞,山野间、河流旁、厂矿里、街市上,到处闪现着普查队员奔忙的身影。他们栉风沐雨,披星戴月,在荒草丛生的山岭中跋涉,在乡村的阡陌小巷寻找,用脚步丈量大地,普查着诸多快要被人们遗忘的古遗址、古墓葬和工业遗产,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文明印迹,源源不断地充实着文物资源宝库,以认真和执着搜寻一个地方的历史传承,用鲜血和汗水揭开一个地方的文化记忆……
一片片残存的陶片、瓦砾、石制工具,一座座静静兀立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工业遗产……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再到新中国成立,人们仿佛穿越时空,领略了攀枝花悠久历史文化的厚重画卷。虽然这些文物遗存有的毫不起眼,有的已经破败不堪,但它们实实在在都是攀枝花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见证,是让人骄傲的瑰宝。
如今,这些文物历经了千百年的风雨,拭去历史的尘埃,它们依然闪亮。而作为文物的发现者——文物普查员们刚刚完成野外调查,来不及擦去身上的风尘,又投入文物文字资料的完善中。在工作之余,他们向记者讲述起“三普”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诉说着心中的酸甜苦辣……
仁和的“娘子普查队”
“截至2009年10月底,仁和区完成了14个乡镇、1个街办、81个村、18个社区的田野文物调查工作,普查覆盖率100%,普查文物623处,经审核上报291处……经专家组认定仁和区‘三普\’实地文物调查阶段工作符合省‘三普办\’相关要求,予以通过……”当会议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仁和区普查队的几位姑娘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在过去的1500个工作日里,这支由4女1男为主力的普查队踏遍了仁和的山山水水,一直活跃在文物普查第一线。
普查日记里的生活
2009年6月17日
“今天,我们借了局里的越野车,向布德镇和尚塔出发。一路上灰尘扬起很高……经过一山又一山,一坡又一坡,我们停下问还有多远?‘还早呢,在太阳底下\’……我们开始上山,一人拿了一根棍子,向山上爬了近一个小时才到了那儿,我们又开始忙碌了,而梅园在山上下不来抱住树吓哭了……”
6月了,还是那样的热,辛苦的女将仍在工作着,爬山、涉水、吃野果。今天饿坏了大家,都下午四点了才吃到中午饭,桌子上的饭菜被抢光,连泡菜都不放过。真想吃到一顿饱饱的饭。
2009年6月20日
野外普查队今天普查平地镇迤沙拉老街子墓群,由于平地镇海拔高,温度较低,我们都穿了外套,……中午,火辣辣的太阳照在身上……由于此处有价值的墓较多,我们忙着测绘,根本就没有想过防护措施。下午4点下山,才感觉到身体露在外面的皮肤特别疼,回家擦了药膏也没有用,晚上趴在床上睡觉,工作十九年了,第一次感到伤心,流下了泪。
2009年6月25日
“今天,我们到大田普查,到曹家大院后,当地村民说附近有一座老坟,有很多柱子,很大很久远了。我们听后觉得有价值便要去找寻,问路,村民说就在后面山下,10分钟的路就到了。我们一群人便兴致勃勃的往后山走,边说边笑……越过半座山,没有一点痕迹,扯着嗓子问山下的村民说马上就到,我们往前走,没力气了,口渴,天气又热……找到了,确认那是一座明代的古墓。哦,10分钟的路让我们来回折腾了近3个小时,累得够呛。”
2009年7月24日
今天天气阴,我们到总发实地测绘……刚发现一个郑氏老孺人墓,天空就下起了大雨……为了不耽误今天的工作任务,我们冒雨在草丛中寻找……砍掉障碍物,清理墓碑周围的杂草,村里的张支书说:“我一直以为你们工作很好耍,没想到还很艰辛,也佩服你们所里的女同胞,吃得苦。大家一直忙到下午三点才收工,全身上下没有干的地方,一双旅游鞋有十多斤重,全被稀泥包裹,想哭,但是看着手里的记录本,今天又有十几个点的收获,只有咬咬牙笑了。
一页页简单的文字,记录着她们在“三普”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着她们的苦与乐,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她们以苦为乐的豁达与乐观。
难忘的“李子”午饭
“这辈子我永远也忘不了那顿‘李子\’午饭!”趁着午饭的空当,普查队的冯银自向记者聊起了那个难忘的一天。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去年的5月9日。”一大早,冯银自和同事廖徐娜、梅园在文化馆馆长刘汉仙的带领下向平地镇奔去,开始了文物普查新的一天工作。她们在梁子组发现了98座古墓,这么多的墓葬给了她们莫大的惊喜。“当时我们好兴奋哦,二话不说赶紧动手。”清理墓碑周围的杂草、绘图、GPS定位,一行人忙得不亦乐乎。
因为普查点离平地镇还有3里多的路程,偶尔还要爬山,所以她们除了携带皮尺、砍刀、铲子、斧头等必要工具外,只带了点水。到了午饭时间,墓地四周成熟的李子就成了她们的午餐。“吃个李子,喝口水,填填肚子,好继续干活。都说‘桃荒李饱\’,我一向比较喜欢吃李子,但是那天吃得太多了,以致后来大家都在说恐怕这几年也不会再有人喜欢吃李子了。”
从早上9点一直干到下午5点,98座古墓的测绘工作终于做完了,饥肠辘辘的她们回到了平地镇,找了个餐馆吃饭。实在是饿极了,她们顾不上淑女的斯文,赶紧填饱肚子。“眼看着饭都要吃完了,谁想碗里出现了一只虫子,当时那个感觉简直没法形容。”
“虽说那天工作累点,苦也吃了不少,但是收获还是很多,后来等到专家初审时,被告知这98座墓葬只能作为一个点时,我们原本兴奋地心情一下子就沉到了谷底,队员们都流泪了。所有的资料都完成得差不多了,辛苦了这么久,一下子都没了,落差太大了。”冯银自说。
文物普查的苦与乐
3月26日,省“三普”验收小组的专家们来到盐边,对盐边“三普”实地文物调查阶段的工作进行验收。
在盐边文管所的会议室里,一块块的“三普”宣传版画真切地展示着该县文物普查的方方面面。其中的一块版画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版画上是普查队员们工作中的场景,半山腰的羊肠小道上、茂密的丛林里闪动着他们的身影。一边是烈日下挥汗如雨,一边是风雨中一身泥泞。“这都是我们留存的工作照,田野调查的日子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风风雨雨都过来了,留下来当个纪念吧。”文管所的一位普查员说。
盐边县大部分乡镇多山、多沟且地形复杂,一些文物点还在人迹罕至的山上,普查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普查队员们不惧山高路远,顶烈日、迎风雨,翻山越岭,走遍了盐边的沟沟壑壑,留下一路的感人故事。53岁的盐边县文化馆文化支部书记熊安林就是其中的主人公之一。
故事发生在去年7月中旬,盐边县文管所收到群众提供的一条信息:在箐河乡傈僳村的一座山上有一个山洞,以前里面有尊菩萨,据说是清道光年间的物件。供奉菩萨这对傈僳族来说,在盐边还是首例,这个线索引起了普查队员们的浓厚兴趣。
按着当地村民说的方向,熊安林和4名队员出发了。“因为很少有人进山,上山基本没有路。”熊安林说。在葱茏的草木中,队员们一路上披荆斩棘,小心翼翼地爬行,到达了目的地。“那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石灰溶洞,据村民介绍,以前洞内供奉着一尊菩萨,现在仅剩底座和石碑。这尊菩萨还有一个美妙的传说——
洞内的菩萨是清道光30年筑成,重三、四百斤,因为有求必应很灵验,所以香火非常旺盛,因而也招来了一些人的觊觎。解放初期,从云南来了一伙盗贼准备将这尊菩萨盗走。一天晚上,八、九个小伙子趁着洞内无人,将菩萨抬走了,谁知越走菩萨越重。于是这几个小伙子放下菩萨准备休息一下再走,没想到都睡着了。当地的傈僳小伙子发现菩萨被盗后,一路追寻,趁机偷回菩萨,一晚上就背回来了。文革期间,当地人把溶洞封了,把菩萨藏在了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家里。”
勘察完后,熊安林和队员们准备下山。盐边的山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原本还是艳阳高照,转眼就下起了大雨。泥泞的山路无形中给队员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就在下山途中,熊天林被路上缠绕的树藤绊倒,滚下了山坡,造成右手骨折。在队友的帮助下,熊安林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势继续翻山,经过3个小时的跋涉,他们才顶着一身的泥水回到了公路边。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熊安林休息了一个多星期后,不等伤势好转又投入了普查工作。
“汗血宝马”
一辆1999年产的长安面包车,陪伴着东区文物普查员们度过了近两年的时光,因为车况差,被队员们戏称为“汗血宝马”。
作为普查队的一员,杨敏已经记不清在两年的时光里乘着这辆所谓的“汗血宝马”跑过了多少地方。“2008年,我们进行野外调查时正好是攀枝花最热的时间,坐在车里又热,汗水不停地流,于是大家就称它‘汗血宝马\’,既流汗又流血。”
他们出去普查时,最少要有2个人,一般一人开车,一人采集数据、照相、定位、画平面图,晚上回来再登录普查点的信息。“因为人手不够,我们不知有多少个晚上守灯熬夜。去年,正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市里举行‘红歌\’赛,我们白天普查文物点,晚上赶回来不仅要登录资料,还要为参加比赛的演员们做辅导,工作时间往往都在10个小时左右。”杨敏说。“人在车里流汗,比起在炼铁车间里可凉快多了,我们在普查攀钢1号高炉、1号转炉时,正值夏天,车间里的温度高达40多度,为了让定位点更精确,我们不得不接近炼铁炉,车间的工人们穿着防护服,我们穿着平常的衣服,炙热的气温下身上的汗水像雨水一样流,还要赶在工人吃饭的时间,抓紧把测绘工作干完。”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攀枝花的大规模开发建设主要在东区,所以全市的工业文化遗产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一区域。兰尖铁矿、朱家包包铁矿、攀钢炼铁高炉等一批反映中国钢铁冶金建设创业史的文化遗产就在这辆“汗血宝马”的奔驰中和普查队员们的辛勤工作中,完整地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老骥不伏枥
三普再奋蹄
赵孝云,一位花甲之年的退休教师。因为年龄大,他在西区普查队里就显得有点特别。
“因为我对西区的地情、历史比较熟悉,就被聘为了三普调查员。西区的文物不多,能把现有的文物点找出来,加以保护,吃了不少苦,手脚磨破是常事。”赵孝云轻轻吐出嘴里的烟气,慢慢地说。
在他的记忆中,三普的时候他们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大麦村,离西区城中心有20多公里。“当时那边有一个窑,比较有价值,车到不了,我们步行了2、3公里,一路上都是爬山。”
在他普查过的文物点中,古墓占了多数。去年12月,他们在清香坪发现了一座清代墓葬,碑文涉及太平天国时期云南回民杜文秀起义对攀枝花的影响。墓葬为六柱三碑斜山牌楼式仿木结构,墓葬除碑心为大理石外,通体为汉白玉,三块大理石碑心共刻有墓志铭、题款等文字444字,由钦命云南鹤丽总镇都督府蒙古裕昌炽堂氏和钦赐蓝翎即补抚彝府正堂定笮胡锡龄润生甫共同题写墓碑。“我对碑文非常感兴趣,通过一些碑文的记载,可以了解攀枝花的历史、风俗习惯和迁徙史。”
(本版稿件均为本报记者曹海峰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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