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红年华》剧外的三线建设故事

攀钢出铁。架设电线。千里运输线。三线建设者工作、生活场景。三线建设者工作、生活场景。

目前，正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火红年华》，集中展现了当年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在攀西大裂谷深处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的故事，带着观众们重温了当年的激情岁月。事实上，剧外还有很多未曾被提及但依然令人动容的“三线建设”故事。

“焊”卫攀钢二期建设

攀钢二期建设工程的帷幕，随着国民经济“七五”计划的开始执行而徐徐拉开。在众多的建设项目中，4号高炉特别引人注目。它是从宝钢一号炉子消化套下来的，技术上比较先进，容积为1350立方米，由16带82块弧型钢板焊接而成为一体，高33.9米。横缝和立缝焊接，技术要求非常严格，不准出任何差错。为此，十九冶工安公司集中几十名尖子焊工在高炉工地攻关。

焊立缝的焊工中，有位“特殊焊工”赢得人们的尊敬和信赖。他不是职业焊工，也不是工安公司的人，干起活儿来却比其他焊工肯出力，又施焊又做技术指导。在他的指导下，高炉立缝焊接一改30年一贯制的手工焊接为管焊条熔嘴电渣焊。据说，这是国际上的新技术，用工少，质量高，既不见刺眼的电孤光、飞溅的焊花，也不用手拿焊枪、头戴防护罩，焊工的劳动条件得到大大改善。人们往意到，炉皮一带一带往上升，这位“特殊焊工”却越来越瘦，脸皮子晒黑了，从不叫一声苦。

他叫许君健，1958年毕业于沈阳冶金工程机械学校，学的是焊接专业，先后在冶金建筑研究院、武汉冶金研究所工作过，1966年来到攀枝花。许君健坚持留在攀枝花，最大的夙愿就是能亲自参加攀钢二期工程建设，把执著追求的新技术——管焊条熔嘴电渣焊，用在高炉焊接上。他为此做过多次试验，建研所也很重视，给了他许多实际的支持。许君健终于用充分的准备、耐心的等待，迎来了攀钢二期建设工程，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1986年6月13日，技术攻关组在工安公司加工厂简易棚子里进行接近实用性的试验。在此之前，大大小小的试验进行过40多次，已经取得大量参数。这天是星期六，试验进入关键阶段。一阵狂风过后，电闪雷鸣，风雨交加，许君健、赵承彪站在3米高的平台上，浑身透湿，冷得发抖，也不敢离开半步。许君健从小怕打雷，可是现在他两眼死死地盯着焊缝，细心观察瞬息发生的意外变化，其他一切仿佛都不复存在了。试验成功了，一条长2.85米的焊缝，只用了两个半小时，而且成型美观。经科学手段检验，不仅外观成型好，内部质量更好，X光拍片为一级片，冷弯试验也是过关的。

许君健白皙的四方脸上第一次洋溢着笑的涟漪。他怎能不笑呢？取得上高炉焊接炉皮的资格，是付出心血、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是他多少年憧憬、追求的目标，终于变成现实。

心系电力事业的硬汉子

钟明义的名字是和河门口发电厂联系在一起的。

1965年，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攀枝花，钟明义一开始就热诚地选择了它。

或许和其他踌躇满志、热血沸腾的青年一样，刚踏出校门的他没有更多地深思脚下的路。但是，这位重庆大学动力系60级的优等生，一个农民的儿子，在校因吃苦和勤奋而得名“永动机”的绰号，的确被攀枝花的工人兄弟“同化”了。这粒顽强的“种子”深深地扎根在那特定时代的沃土里，走上与工人、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工人身上流多少汗，我们身上就得流多少汗。”无论是当工人还是当分场主任，钟明义都奉行这样的信条。他和身边的工人兄弟们朝暮相处，情同手足。白天为工作争得面红耳赤，到了晚上，往集体宿舍一坐，甩上几支烟或碰上几盅老白干，又一番掏心掏肠的话，使你觉得眼前的这个“官”比亲兄弟还亲。遇上大修抢修的关键时刻或抢险的节骨眼，“钟大哥”也免不了随口甩出几句只有在工人堆里才能听得见的“粗话”。然而，当他编导的合辙押韵的对口快板引来阵阵笑声的时候，当他编制的“锅炉检修及事故处理规程汇编”发到每个人手中的时候，当他主持和参与20多项技术革新成果应用收效的时候，人们才真正感觉到这位“秀才官”的本色。

在锅炉分场，钟明义被公认为是干起活来玩命的人。这位脸庞方正、铁塔般身躯的汉子，只要一咬牙，工作定能干出点“名堂”来。

有一年，一号炉渣口堵死，没有办法，强迫停炉。“24小时内要坚决抢上去!”上级下了道死命令。“停炉17小时后，抢险人员必须进入炉内排渣!”分场领导一咬牙，做出了“无情”的安排。“我的天，10多小时前熊熊燃烧的炉内定能化铁为水，现在进去多冒险呀!”一名抢险队员不由脱口而出，说得大家面面相觑，眼神发愣。

钟明义一把推开入孔门前的几名队员，一闪身钻进炉膛。他好像没有考虑后果似的。7分钟后,他气喘吁吁出来时，衣服透湿，脸色像猪肝，一双“解放”胶鞋要不是硬套在一双大脚上，它变形变得让你看不出还有什么鞋样了。

抢险队员见状，二话没说，一连串地进了炉……23小时后，一号炉重新复役，炉火熊熊。

凭着这种苦干实干的精神，钟明义带出了一支敢打硬仗的队伍，他那坚韧不拔、顽强实干的性格也在这样的大熔炉里铸造“定型”。

紧握方向盘的巾帼英雄

河谷内云雾缭绕，流水呜咽。

一辆解放牌汽车在深山峡谷中飞驰，越过“老鹰嘴”，前面仍是危岩峭壁，万仞摩天。突然，汽车停了。原来，汽车司机觉得一阵头晕，眼前天旋地转，身子发软，眼皮重得抬不起来。她把头重重地靠在后背垫上，多想睡上一刻钟。可是，临行前领导的话又在她耳旁回响：“今天晚上必须赶回现场，否则，明天一百多号人连稀饭都喝不上了。”

“我不能倒下——”好似有一百双眼睛在瞧着她、盼着她。她不能叫战友饿着肚子干活。她咬咬牙，终于把身子坐稳，把车发动，全神贯注，减速慢行。重重叠叠的山影被她一个又一个地抛在后面，冷风在耳旁呼呼作响。她胜利了，汽车终于驶进灯光如繁星般的工地，人们一片欢呼。

司机没有下车，昏倒在驾驶室里，双手仍紧紧地握着方向盘。医生赶来一试体温，大叫了一声：“妈呀，40度还能开车，不要命了？”

她，就是被总指挥部命名的渡口市六朵金花之一的十九冶青年女司机——张莲花！

河谷中的医疗别动队

在金沙江南岸的仁和镇，有一个绿色的伊甸园——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

1973年9月，市卫生局决定将原玉泉区医院改为攀枝花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院。改院的决定在全院医护人员中引起了剧烈振动。原玉泉区医院的医生，不是学的内科、外科，就是学的骨科、妇科、中医科，没有一个精神科。现在突然改行，谁都舍不得放弃原有的专业，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到1975年7月正式开诊以后，11名大学生通过各种途径走了7人，只剩下薛林、李永平、徐厚才、汪国群4人。在当时的院长许进和眼里，经过大浪淘沙以后，这4人像4粒黄金，在阳光下会发出璀璨夺目的光来。事情正是这样，他们都成了精神病院的业务骨干，薛林毕业于南京医学院，1968年到艰苦的渡口来参加巡回医疗队，建设大三线。他跟他的同事们走村串寨为乡亲们治病防病。1969年，他担任玉泉区医院的外科医生。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异常艰难。一难是设施简陋，干打垒平房，交通不便，崎岖的盘山公路经常塌方，医护人员进城经常步行四五十里不说，危急病人难以及时转移；二难是医疗秩序和手段没有达到规范化，专业不对口，不分内科外科骨科妇产科，眉毛胡子一把抓；三难是人手少担子重，任务艰巨，同德、新华、新生、平江、务本、福田的病人都到玉泉区医院来看病；四难是医护工作者除门诊、治病，做好医院内部的医疗本职工作外，按规定每人半年还要下乡巡回医疗一次。

在山乡的小路上，乡民们高兴地看到，薛林肩挎红“+”字药箱和他的战友们走来走去。他们脚步坚实，步伐稳定，事业心强；他们干一行爱一行，能走村串寨跟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深入林区挖草药，给林业工人治病……

大山练就了他们坚强质朴的性格，他们给大山洒下了一片深情。

（故事节选自《攀枝花建市30周年文学作品精选》丛书之报告文学卷《攀枝花钢城赋》）

（本报记者 李东霖 实习记者 程礼攀 整理）

（图据《云上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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