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飞鹏
一九九二年,我三十一岁。
那年,一如晃荡的我,从上海乘火车去昆明。途中,经一地,车,怪怪的停了。
我不知,停车的那地是哪?那里,除了一地荒僻,仍是荒僻。其时已是傍晚。车窗外,远远地我看见一人,那人身背一大捆柴火,行走在山道上,略近,看出是个女子,身后,还跟着一光屁股小孩。
车厢里,闷声热着,有人已经坐不住了,由车上跳到了车下。
我,仍是坐着。心想:在这样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界,打柴,要行去多远才能打呢?又,打柴这样的重体力活,应是男人干的,如何,这女人自己打起柴来了?且,还带上个小孩。
年岁看,那女人和我差不多大小。小孩,估计也就二三岁。
一直觉得,人,出生这一地那一地,这一国那一国,这一朝代那一朝代,是一道无法开解的方程式。我不知,打柴这女子,是否出生在这一地,也无法断定,这地就是光屁股小孩的出生地。于我自己,常常会冒出一些不可思议的莫名想法,觉得自己完全可以不出生在南京上海或小桥流水的婺源,觉得自己可以出生在巴西或者伦敦,再或者,就出生在眼前这地。
许,出生在这,一辈子便不知婺源,不知道有名贵苴却砚的攀枝花,不知道何是龙尾金星四大名砚,也压根不会进入什么龙尾砚厂。但,我可以打小在这学着打柴,可以和打柴的那女子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不会如现在这般,除了会制砚,其它一无是处,不会从没亲灸过打柴,以至于不知山里哪地有柴,哪些是柴,哪些不是。
此时,我行走在上海四川路的巷弄里。一个人,步履蹒跚。
巷弄里,偶尔见有自行车驶来,行过。
记忆总是这样的不可思议,也就在行走中,四十多年前去昆明的一幕,刹那间突突冒了出来。
那个——那次我见到的身背柴火的女子,后来我知道,她和我一样,也出生在上海,所不同的是,她是上海知青,我不是。也就在我见过她的二年,她去山里打柴,被一毒蜂螫咬,当晚便死了。要还活着,现在,想来年老的她,也不打柴了吧。此时,她在做甚呢?静静坐着,还是一个劲的打盹?
西人有说,任意一个人,一生都有七次机遇。机遇,把握住便把握住了,错过,便错过了。譬似那次去昆明,那次怪怪的停车,那个我在车窗外见到的上海女知青。
那次停车,无所谓去不去昆明的我,其实可以就在那挥挥手便跳下火车的。我可以下火车了便不再上车,可以随自己心性、所遇就落脚那地呢。指不定,落脚在那的我,和那女子——那个上海知青,我们可能就此有了一段长长久久的因缘际会,也指不定,她会帮我张罗对象。我在那安身立命,随遇而安,生儿育女,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那样一种廓然世外的田园生活,不是我一直向往的么?
指不定,我到那后,她便不会再去打柴,也不会因为打柴失去生命。
很多很多的人,出生一地,不管城市,乡村,山里山外,大抵就把一生定格在那了。好比出生上海的我,到老了仍在上海如是。如何,这地那地的人们,基本都这样的终老一生呢。那时的我,原本没这样的想,也压根不想这样。那年,之所以我由上海去昆明,其实并无明确目的,只是向着一些可能的希翼——未知变化,奔去。
那夜,在哐当哐当的火车行进声中,我听到一首歌曲,歌名《三十三岁》。歌词大意是:一个人,拼命在外,打拼,努力,没日没夜,不觉间,孑然一身,什么都不是,自己到了三十三岁……
那个夜里,恍然的我似乎有知,混了上班混下班的自己,二十几的青葱岁月,一去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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