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克：入党是我无悔的选择 □本报记者 王南桢

“我是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龄近64年了，我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今年是建党90周年，我感到特别高兴。”6月27日，在市中心医院的一栋家属楼见到朱克老人，84岁高龄的他，耳聪目明，思维敏捷。

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朱克老人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逐渐发展壮大的历程，他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今生最正确的选择。”

走过艰难岁月

朱克原名朱保康，1927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坦直乡（现上海市南汇区）。朱克的父亲曾是一名老师，一个月可挣几十元钱，在当时可以买一亩土地。伯父在上海一家大建筑公司任总会计，他们一家四口和伯父一家六口住在一起，由祖母当家，家里有28亩土地用来出租，家里一楼一底的四合大院很气派，比当地地主的房子还漂亮。

“我不到10岁父亲就去世了，抗战爆发后我伯父又失业，慢慢地家境变得越来越差。所幸大堂哥上到初中后，还读了几年私塾，我和二堂哥只读到小学毕业。14岁那年，我被送到了上海一家粮行当学徒。”朱克老人回忆道。

在粮行的日子很辛苦，凌晨4点他就要起床打扫卫生、煮饭，白天还要去送货，整天都在不停地干活，晚上10点过收拾完后把桌子拼在一起，铺上麻袋就当床，师兄睡上面，他就睡地上。

他说，虽然从粮行回家只用半天时间，但当学徒不能回家，只是第三年姑姑去世时被批准回去了一次。他在粮行干了四年，1945年春节过后失业回到老家乡下。

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政治比较复杂，我回乡时，家乡仍是沦陷区。当时日伪军占据城镇，在县城设有伪县府；乡下有新四军游击队和国民党各一支队伍，双方各设有一个地下县政府。因同时存在三个‘县政府\’，税赋较重，老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提起当时的情况，朱克老人仍记忆犹新。

朱克的大堂哥在县里教书，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得知他回到了乡下，便托人给朱克带回《大众哲学》《西行漫记》《新三民主义》和苏联革命文艺小说等。

朱克说：“当时这些书都是禁书，我把书都是藏在瓦片下，看完后再去拿一本。后来党的地下工作者邱忠民和朱绍康等人又带我到新四军游击队去，我对新四军的印象很好，他们不打人骂人，也不拿群众的东西。加上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

在他们的引导下，朱克参加了青年抗日救国会，因工作需要，他又回到城里，从事为共产党收集情报、贴传单等秘密活动。

他说：“当时为了生活，也作为掩护，我摆了一个卖烟、酒、酱油等物品的杂货摊，一有任务，我就对邻居说‘要出门进货\’，就关门去从事秘密活动了。”

1945年8月初，日本投降前，新四军准备进占上海，上级派朱醒民同志带领朱克他们去上海秘密调查黄浦江两岸的敌伪军警分布情况。他们调查了四五天后回去，然后又到上海复查，直到8月下旬才结束工作。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朱醒民调回部队撤到苏北，把朱克等人交给另一名同志领导，让他们在当地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他说，他的大哥、二哥都参加了新四军，抗战胜利后，他们去了山东。因他身份未暴露，组织上安排他留下继续从事秘密工作。1947年在国民党管辖的区域的一个伪乡公所工作，暗中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员，当时他帮游击队员印制“良民证”（身份证）达200多本。1947年10月，朱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上海解放后，朱克参加了二野西南服务团准备进军大西南，10月从南京到湖南，然后到湘西，11月参与解放重庆。

感恩党的培养

重庆解放后，朱克转业到重庆市公安局工作。在侦查工作中，他尽职尽责，1955年、1956年他先后被送到中央公安学院、政法学院学习，从一名侦查员逐渐成长为一名侦查科长。

1964年，朱克调到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了一名刑事审判员。1966年调到渡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

朱克说：“组织上安排我在哪里工作，我就到哪里工作，绝对不会讲任何条件。我本来是个小学文化，在部队上学习文化后才达到初中文化，后来又到院校深造，我能一步步成长起来，都是党对我的培养。”

在文革中，虽然他曾被打成“特务”、“叛徒”在五七干校劳动，但他仍然对党忠贞不渝。1972年恢复工作，他被安排在东区公安分局任职，1978年调入市粮食局工作，直至1989年离休。

1999年，老伴走后，他就一个人生活。他儿子在重庆的一家研究所工作，孙子在新加坡留学。本来儿子让他到重庆，但他说，这么多年已习惯了攀枝花生活，在外面还不习惯。因此，他一年中只是抽少部分时间去重庆小住，大部分时间仍住在攀枝花。

朱克老人是从艰苦岁月走过来的，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老人的屋里面摆设的家具基本上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沙发用弹簧绷的，衣柜、碗柜等都是以前用木头自己做的，显得很陈旧。

他在生活上不讲究，出门一般喜欢乘公交车或走路，很少给自己添置衣物。但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他却毫不吝啬。抗美援朝的时候，朱克的津贴每月只有18元，当时为了支持抗美援朝，他捐了40元，每月从津贴里扣5元，一直扣了8个月。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当他从电视上看到老百姓损失惨重，国家领导人亲自到地震灾区指挥救灾，他很感动。虽然局里还没通知离退休人员捐款，但他自发到局里捐了1000元，后来听到要交特殊党费，他又捐了1000元。

离休后，朱克老人一直爱读书看报，看新闻，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当看到青海玉树发生地震后，他又主动到局里捐了2000元。过了一个星期，局里才正式组织统一捐款。甘肃舟曲遭泥石流灾害后，朱克老人又赶到局里捐了2000元。

“我现在老了，不能亲自作什么贡献，但我时刻记着是共产党培养了我，我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朱克老人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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