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我今生不变的牵挂 ——记攀钢总医院退休医生徐宜琴

□杨焕春 本报记者 周越文/图

一封感动宣传部长的来信

今年2月底，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新农街铁铺村一位叫李玉昌的61岁的老人写了一封信给攀枝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沈钧。

老人在信中这样写到：

我有一个姑妈叫李木芝，生于1918年7月17日，于2011年1月21日去世。她一生未婚，无子女，无工作单位，她是不幸的。但她今世遇到了一个好人，一个对她倾注了大爱至终的人。这个人就是攀枝花钢铁公司医院（编者注：即攀钢总医院）退休医生徐宜琴。

上世纪50年代，徐医生在武汉的一家医院工作。她的大女儿沈燕出生时，我姑妈受雇于徐医生为其带小孩；60年代，攀钢开发，徐医生调到攀钢医院，我姑妈也随徐医生一家前往攀枝花继续为徐家带小孩，直至徐医生的小女徐薇长大。1979年4月，我姑妈61岁时才回到家乡安度晚年。

当时还没有低保制度，徐医生从我姑妈回乡的第一个月起，每月按时给我姑妈寄生活费，从不间断，直到姑妈去世。

另外，逢年过节及我姑妈生日，徐医生还单独寄钱，长期保持书信往来，互通信息。电话普及后，更是通过电话问寒问暖。前几年，我姑妈被一骑自行车人撞倒造成骨折，徐医生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到我姑妈住处送来医药费，陪伴照顾我姑妈。

今年1月我姑妈去世时，徐医生又寄来5000元安葬费。类似这样的事例，我不一一叙述。这种几十年如一日，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举动，无不令人感动。

我想，在全国人民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徐医生无疑给我们树立了一面旗帜。

沈钧在3月初收到信后，被信中所写的徐宜琴医生的事迹深深感动。

一位慈祥和善的银发老人

满头白发，精神矍铄，虽已80高龄，耳聪目明，口齿清晰。

3月16日，记者来到位于东区瓜子坪攀钢生活区走访，徐宜琴老人现与50岁的小女徐薇一家生活。

老人当时正在关注电视里有关日本特大地震灾害的新闻。

“唉，这次地震和海啸夺去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真让人悲伤。”

老人看着新闻，不由自主地一声叹息。

“徐大妈这几天一直在看地震灾害的新闻，对那些死去的人老是感到痛心。”

已在老人家做了一年家政的48岁的女工曾庆菊说，老人脾气和心地特好，对像她这样打工的从不当外人看，吃东西一视同仁，还老是让她不要累着。

与老人谈及她家和李木芝之间的关系时，老人顿时笑得十分温馨：“你们说‘李嫂\’啊，那可是我的大姐姐，儿女们的‘伯伯\’，孙儿们的‘太太\’哟。”

“她原来在我们家时，她总亲切地叫我‘徐同志\’、叫我爱人‘沈同志\’，把我的孩子直接当成她的儿女抚育。记得她最后一次要离开我们时，聪聪（老人的外孙）舍不得她走，哭得我们所有的人都流泪不止。唉，要是她今年初不死，我还想等到那边气候好时再去看她一次呢。”

老人回忆中又不无遗憾。“其实，李嫂和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从大人到小孩，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喜欢她的。”

翻阅老人珍藏的老照片，李木芝和他们的亲密依然动人。

“李嫂离开我们回武汉后，我总是担心她，因她无儿无女，害怕别人欺负她。我无力改变现实，只好发动孩子们和我一起尽力给她生活上的帮助，每月按时寄给她足够的生活费。”

老人说，这样做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本是家事，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好对外说的。

而李玉昌老人另寄来的一封信也佐证了徐宜琴老人的“本是家事”的说法。

这是徐宜琴老人2000年11月11日写给“李嫂”的信。现摘录几段——

李嫂：你好。

这次钱寄得比较快，原因是加了快递。

燕和薇一直想去看你。孩子肯定是不能带，因功课太紧。

你的眼若诊断是白内障，做手术现在比较简单，晚一点做也没关系，人家九十岁都能做。手术名称是“超声乳化”。

我的眼也是早期白内障，我每天除了做“六字诀”，还练眼睛功法。如：望远处和闭眼各一分钟，看上、下、左、右四个动作要做九遍（头不动），再转眼球左右各九次，再就按眼睛穴位。

你可能做不了，不过，我写的那些动作你还是可以试一下。眼球的活动可使血液流通，保护眼睛。

武汉天气有些凉了，你要注意保暖。

……

你现在不去汉口，那么四梅(李木芝的侄女)能回乡来玩吗？她怎么样了？芳华(李木芝的侄女)的儿子亮亮也上中学了吧，可能上高中了，那孩子很聪明。小宁(李木芝的侄外孙)的儿子也五岁了，可能也快上小学了。日子过得真快呀。

……

最后，你要记住几件事：一、吃盐要少，这很重要。二、可以吃点生大蒜，把蒜拍成泥状，拌在菜里吃。三、在屋里散散步，天气好时，可以在屋外走走，这对身体很有益。如果有车方便的话，也可以到蔡甸去走走玩玩，别累着就是了。四、燕月底会寄钱给你。

一个女儿对妈妈与“伯伯”交往的记忆

徐薇的讲述：

伯伯是1957年5月，我父母从鞍钢调到武钢后来到我家的。当时我哥哥只有3个月大，哥哥两岁时被外婆带到北京生活。我和姐姐沈燕则是由她一直带大的。

按照她们的习俗，我们称她伯伯，父母称呼她为李嫂。

1965年我们进川时，她随我家一同入川。当时父亲在攀枝花，母亲在德昌，她带我和姐姐在西昌。1972年初又随我们家一同迁到攀枝花，直到1979年我高中毕业她才辞工回乡。

1984年、1987年她在我和姐姐生孩子的时候又曾两度回攀来帮忙。1990年因她弟弟冠心病加重，便匆忙回武汉，就再也没有回攀了。

她在我家帮工时，她的工资是每月20元（当时一个学徒工的工资是每月18.5元，一个二级工也就32.5元）。给我和姐姐带孩子时，她坚决不要工资。

1990年她走时，母亲嘱咐我：一次给伯伯2000元，让她带回乡下，以备不时之需。

1979年伯伯回武汉后，她的生活费都是由父母按月寄到武汉去的。

1985年我父亲去世，母亲一个月仅100元的退休工资，于是就让我和姐姐同她一起赡养伯伯。

伯伯的生日，母亲总是记得很清楚的。一到7月伯伯的生日，母亲总是要提醒我们那个月要多寄些钱给伯伯。每年春节的第一个拜年电话总是打到武汉，问寒问暖，问吃的什么，在谁家吃的。

伯伯是个非常好强的人，从不在任何人面前说她那些心酸的往事。所以在我们家里，母亲从来不让我们问她的往事，怕引得她伤心。

母亲非常信任和尊重伯伯，在我的记忆中她们从没红过脸。我和姐姐在西昌时，家里的钱和各种票证都是交给伯伯管的。

伯伯还可以批评我父母。记得小时候我因犯错被母亲拧青了一块，伯伯就非常严肃地批评：“徐同志，怎么这么下得了手呀？！”

1969年伯伯就患上了高血压，几十年里母亲总是把她的病放在心上，无论是写信还是打电话，总是不忘问她的血压量了没有？是多少？叮嘱伯伯千万不能停药。

母亲总是担心伯伯舍不得买好药，每当家中有谁去武汉都要买药带过去。因为担心伯伯在农村大小便不方便，尤其是一蹲一站对她的高血压病不利，就号召我们和她一起出钱让伯伯的两个侄子给她在住房里隔出一间卫生间，还安上坐便器，这在当时伯伯所在的农村是不多见的。

2001年5月，伯伯被人撞倒骨折，母亲知道后立刻让我汇去3000元钱。

在知道伯伯卧床4个月不能起来后，母亲更是焦急万分，在自己不能亲自前往的情况下，让我代她去武汉看望，还带上一副铝合金的拐杖。经诊治，半个月后，伯伯终于靠双拐站立起来。考虑到她因腿脚不便，母亲通过电话和她的侄子协商，安排伯伯随侄子生活。

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和姐姐一直把赡养伯伯当成我们应尽的责任，和自己父母一样看待。

姐姐和我工作后的第一个月工资50元，我们都是留下自己的生活费20元，爸爸、妈妈、伯伯一个人各10元；这种做法还传给了我们的孩子，他们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月工资也都拿出200元汇给“太太”（我们孩子都这样叫）。

因为母亲总怕伯伯孤单一人没有钱，被人欺负，所以要求我们无论谁去武汉，都要去看她，不仅要为伯伯添置衣物和生活品，而且必须要悄悄留下一笔钱。在伯伯生活的地方，很多当地人都知道伯伯在四川有两个姑娘。

母亲不仅让我们和她一起赡养伯伯，还支持我和姐姐带伯伯到北京、上海去玩，去见世面。我们家里在北京、上海的亲戚有很多都见过伯伯。

2011年1月，伯伯过世，母亲非常伤心，凌晨4点接到电话，不到8点就催我去银行取款。我和哥哥、姐姐一道寄去5000元，为老人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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