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边的“活雷锋”

编者的话

今年3月5日，是学习雷锋活动开展的五十年纪念日。

学习雷锋，就是要学习他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公而忘私，奋不顾身，艰苦奋斗，助人为乐，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崇高精神，即他身上所集中体现出的奉献精神、“钉子”精神、“螺丝钉”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

当下，时值社会变革和转型期，雷锋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提倡它，学习它，传承它，弘扬它，就是更好地激发人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幸福攀枝花的内在动力。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道德困惑，身处一个大转型时代，有人曾断言“雷锋精神过时了”。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50年来，雷锋从未离开，他就在我们的身边。

向吉荣，一位80岁的退伍老军人，36年来义务清扫居民楼院垃圾；刘永贵，一位49岁的环保工，多次把机会让给别人，见困难就帮；徐智斌，一位69岁的老大爷，以己所长义务为居民修理钟表；何晓嶓，一位31岁的小年轻，9年捐资11名盐边县山区孩子，为进城务工人员讨薪10万元；李伟，建起钢城爱心协会，给贫困山区的孩子和敬老院的孤寡老人送去温暖……

这是我们身边好人，是我们身边可感可触的“当代雷锋”，虽然平凡却让人感动。而正是这样一群又一群普通的“雷锋类”，以自己的微小的良言善行，影响着周边，浸润着社会，我们的生活才多了温暖、亲情、爱心、微笑和美好。

向吉荣

三十六年的义务清洁工

□本报记者 李刚文/图

在向阳路2号居民楼，经常有一位头戴军帽的老大爷挥动着扫把、铁锹打扫卫生。他就是整栋楼5个单元的义务清洁工向吉荣。因为他，居民楼的人行道、排水沟，都干净整洁，像花园。

坚持清扫 带动周围居民

2月24日，记者来到向阳路2号2栋居民楼前时，向吉荣老人在忙着清理楼前排水沟里的落叶。

今年80岁的向吉荣是一名退伍老军人，住在向阳路2号2栋五单元一楼。别看他年纪大，可说起话来干脆利索，打扫楼前楼后的卫生更是一点也不含糊。“这打扫卫生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还能锻炼身体，最重要的是要发扬光荣传统。”

“向大爷，还在忙啊？”谈话间，经过楼前的居民谭昌华和他打着招呼。向吉荣笑了笑说：“天气干燥，风也大了，落叶到处飞……”

就在向吉荣忙活着清扫落叶的时候，附近的居民们围了过来，给记者摆谈他的“龙门阵”。

居民们说，向吉荣自从住到这里就没有间断过打扫周围的卫生，就连雨天楼前排水沟堵塞，他都会冒雨疏通的。

和居民们聊得正欢，记者发现向吉荣不见了身影。居民陈福华对记者说：“你到路口去看看吧，向大爷没准又去打扫垃圾房附近的卫生去了。”

记者一路小跑，来到居民楼入口处，只见向吉荣正在用工具拆卸废弃的床头柜。他告诉记者：“这东西太大了，塞不进垃圾房，要是不拆小，垃圾车来了也不好拉走。”

“36年了，他一直就这样。”向阳五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倩说，“做一件公益事，三次、五次……十次容易，但是向大爷却整整干了36年。如今，他的行动已经影响到了周围的居民，同样住在2号楼的陈阿姨、李大娘等好几个人也都加入了义务打扫楼前卫生的队伍，现在这里的卫生大家都抢着打扫。”

自备工具 后院扫把成堆

向吉荣老人回到家中已经是下午5点了，一进家门，他就径直来到后院，将清扫工具一一放好。记者看到，他家的后院里堆满了各色扫把。

见记者一脸惊讶，向吉荣向记者介绍起来：“这是我自己扎的竹条扫把，是扫路面用的；这是改过的塑料扫把，扫水沟刚刚合适；要说最好用的就是高粱扫把了，现在买都买不到了……”

向吉荣边说边打开了摆在后院的一个柜子，一下拿出了4把高粱扫把。他说：“几年前我一共买了20来把，现在就剩这几把了。”

“记得2010年3月，向大爷做完手术后，出院回到家才待了两天就又开始打扫卫生了。”张倩告诉记者，他扫烂的扫把少说也有100来把。他们喊他到社区来领取，他从来就没去过；一把在部队用过的铁锹，都不知道换过多少锹把。36年来，他给人们带来的感动说都说不完，“一个社区就好比一个大家庭，干净、整洁是居民们安居乐业最起码的条件。”

何晓嶓

一支被点亮的蜡烛

□本报记者 梁波文/图

2月26日上午，在炳三区攀枝花公园入口的山道上，一个小个子的年轻男子，用火钳或直接用手，将路边、石缝、树林里的果皮、烟头、塑料食品袋等垃圾捡拾进随身携带的环保袋里；每当游山、健身的人从身边走过，他又开始向人们宣传环保知识……

他叫何晓嶓，是攀枝花市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像这样每逢周六或周日到公园当义务环保员，他已经坚持了整整5年时间，而这仅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今年31岁的他，为11名盐边县山区孩子捐资助学9年，为陷入困境的进城务工人员讨要工钱10万元，为无数普通老百姓义务提供法律援助并解决实际困难，为地震灾区捐款并亲赴灾区救灾……

延续人们给他的爱

何晓嶓是一个心里装着大爱的普通攀枝花人，而这一切的源头还得从20年前说起。

1992年，11岁的何晓嶓刚读初一，不幸患上了顽疾糖尿病。

“那时候，我家条件不好，住院费和严重的病情让我和父母的心情都非常的低落。就在这个时候，我所在的攀枝花市八中九五级七班的班主任张晓梅老师和全班的同学们，为我捐款500元，并到医院来看我，鼓励我。在我出院继续上课的时候，同学们都非常关心我，一位同学的家长在得知我的情况后，给我的父亲送来了1000元钱……”

时隔20年，何晓嶓回忆往事依然有些激动，他向记者展示了一个破损和发黄的旧信封。“这就是当年老师、同学用来装捐款的信封。”信封背后是曾经帮助过他的老师、同学及其家长的名字。

何晓嶓告诉记者，工作后经济条件改善了，他曾试图寻找当年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可是一个也没有找到。于是他决定，把这份承受的爱延续下去，努力去做有意义的事。

盼望去照亮更多的人

2003年7月，第一次领到工资的何晓嶓，通过团市委捐助了两名城镇贫困家庭小学生，每人每学期200元。

这一年的10月，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何晓嶓在盐边县共和乡看到了很多偏远山区的贫困孩子。“学校设施简陋，孩子们衣衫褴褛，蹲在柴禾堆上吃着简单的饭菜，但眼神里却充满了对读书求学的渴望。那场景让我非常感动，甚至想到了当年的自己。”何晓嶓作了一个决定，一定要让这所学校贫困学生的生活得到改善。

从2003年10月开始，何晓嶓一直坚持让11名贫困学生同时受助，每年2200元，一直延续至今，即使在他因病举债的时候也没停过。

其实，何晓嶓很缺钱，他工资的很大部分要用于治病。为了节省开支，他安然于简朴的生活，经常中午以方便面充饥，晚上下班到菜市买上一把“尾市菜”，回家煮上一锅蔬菜就着镘头吃。

2008年10月17日，在何晓嶓的日记上这样写道：今天中午我又到中心附近的超市买了一份凉面和一袋热豆浆，买凉面时我“惊喜”地发现，前几天还卖2元钱一盒，今天居然只卖1.5元！

但是，他从未放弃过做有意义的事情：“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何晓嶓带着自己出资采买的大量药品只身前往灾区，在重灾区北川县他一度与家人失去联系3天……在灾区的11个日夜，何晓嶓在繁重的救灾工作中几近崩溃的边缘，到了要离开的时候，灾区的群众主动要为他出具证明材料，他谢绝了，只收下了一枚“中国志愿者”胸牌。

“我时常在心里默默告诉曾经帮助过我，给过我温暖的人们：我在帮助别人！”

在2011年的一次演讲结束时，何晓嶓平静地向在座的领导和同事们说道：“蜡烛如果没有被点亮，它是没有光和热的。我是一支被点亮的蜡烛，所以我盼望去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这个社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温暖和感受到光明。”

徐智斌

为民分忧很开心

□本报记者 王南桢文/图

“为有需要的人修表是应该的。”2月27日，见到徐智斌老人时，他正在帮人修表。

今年69岁的徐智斌住在瓜子坪街道兰尖社区，提起他，许多居民都竖起大拇指：“他是一个助人为乐的好人。”

因喜欢而四处求教，自愿走上帮忙路

1973年，徐智斌来到兰尖矿工作，当时他一个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元，能戴块手表是一件奢侈的事。1978年，他花了110元买了一块二手上海牌机械表戴。

1981年，在食堂当管理员的徐智斌对修理钟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学手艺，他多次上门找同事乔培坤授艺。乔培坤说：“我也是自学的，当老师谈不上，你想学可以先来帮帮忙。”从此，一有空，徐智斌就到乔培坤那里打下手，边干边学边摸索，逐渐积累了一些修表的经验。

徐智斌是个遇到问题爱琢磨的人，他还买了不少关于钟表知识的书籍，了解各种钟表的结构原理和修理技巧。有时实在弄不明白，他就四处访名师，在瓜子坪、炳草岗、大渡口、倮果、仁和等地，只要有修表摊，他都要去虚心请教。

1983年，掌握了一定的修表技艺后，他就开始替同事、朋友修表。

1998年，徐智斌从单位提前退休后，又继续在社区义务为居民修钟表。

“修表是个精细活，要有耐心。有时没找到故障处，一块表拆了又装，装了又拆，要修10多个小时。虽然辛苦，但帮别人把表修好，心里就特别开心。”徐智斌坦言。

徐智斌为人厚道，不管别人送来多旧的钟表，他都会尽心修理。有一次，社区一位姓刘的居民拿来一座“双狮”牌大挂钟，让他修理，并说再修不好就不要了。因为在此之前，许多修理师傅已给这座钟“判了死刑”。

徐智斌认真检查后，发现钟的主要部件完好，只是这种钟比较老，配件难找。他觉得丢弃很可惜，于是就将钟放好，向前来修表的人多方打听，看是否能找到同型号的旧钟。

居民们见他那股认真劲，心里很感动，纷纷给他找来许多旧钟，供他拆卸配件。

有一天，一位居民说他家有同样一台挂钟，现在不走了，扔在柜里“睡觉”。徐智斌一听来了劲，赶忙随他去取那座挂钟，用了两个下午时间，把刘师傅的老挂钟修好了。

看着刘师傅抱着钟回家的高兴劲，徐智斌更坚定了为居民义务修表的信心。

因体谅而真诚相助，行动印证热心肠

徐智斌说：“前来修表的人，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们有很强的恋物情结。一块表，也许寄托了他们人生中一段美好的回忆。”

有一年除夕，徐智斌正和家人吃年夜饭。社区一位姓唐的大妈，拿着一块怀表找到徐智斌，请他帮忙修一修。

原来，唐大妈的孩子在国外，平时她将怀表包了一层又一层，特别小心地珍藏着。年关打开时，发现怀表不转了，唐大妈很着急。

徐智斌特别理解唐大妈当时的心情，他赶紧摆好工具，连夜给她修理。徐智斌已是上了年纪的人，晚上在灯光下，一会戴上老花镜，一会又用放大镜，看得眼皮直发麻。等表修好后，徐智斌才感到双脚冻得麻木了，手臂酸痛。  

前年，徐智斌还为一对夫妇修好了一个“三五”牌座钟，据说这是那对夫妇的结婚纪念品。

徐智斌修表，只要不换零件，他分文不取；要换件，他就去批发市场买回零件，按成本价收取。近三十年来，他义务为社区居民修理上千块钟表。

72岁的张丽君老人说：“老徐是个热心人，我和老伴的手表坏了都是他给我们修的，这几天他还在帮我们修定时器呢。”

“有了老徐，废旧的钟表又成了宝贝，再也不会当成破烂扔了。”在兰尖社区，一提起徐智斌，大家就会感慨地说。

因为修表，徐智斌结识了不少朋友。平时，居民们都喜欢到他家坐坐，以钟表为话题，引申出数不尽的故事。

徐智斌说：“我对机械很感兴趣，能利用自己所长为居民分忧，我很开心。”除了修表，他又增加了修电饭煲、热水器、电热水壶等小家电，目前，已修理这些大大小小电器上百台。

李伟

做志愿者很快乐

□本报记者 刘斌文/图

带着志愿者和爱心人士为贫困儿童送书包文具，为农村敬老院的孤寡老人送温暖，为边远贫困村民提供生产物资……这就是朱矿铁运车间工人李伟和他的钢城爱心协会一直致力于的爱心事业。

用行动消除别人的质疑

6年前，李伟还是东区志愿者协会的一员，但因各种原因，他离开该协会，重新创立了一个爱心团体——钢城爱心协会。

起步的日子总是艰辛的。协会从当时6个人开始，没有资金，没有物品，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李伟和爱心协会积极接纳志愿者，并通过对外宣传，他们的行动得到了更多人理解和资助，协会逐渐走上了正规。随着爱心事业延续发展壮大，协会由刚组建时的6人，发展到如今600多人。

“协会运作资金除了一部分是爱心人士捐助，大部分都是协会会员自愿出钱支付。”

李伟说，遇到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可当你的爱心受到误解，那才让人感到伤心。

有一次，李伟想为盐边边远村小送一些学习用品，来到东区元亨建材城，希望能得到建材老板的资助。但他一个都不认识，怎么办呢？李伟只好“厚着脸皮”走进店铺，向店老板讲述了他的想法。老板们的反应不一，有6个建材老板愿意和李伟一起去做爱心传递，但也有几个建材老板听后直接对李伟说：“你这样的骗子我见多了。”“你们就没有想往自己口袋里装？”

听了这些伤人的话，李伟说：“爱心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我们做这些事，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让那些贫困的孩子得到一些快乐。”

后来，参加活动的商家下乡回来后很受触动，并将贫困孩子情况向其他的人作了介绍，那些对李伟提出质疑的商家还主动打电话向李伟道歉，并购买了文具和体育用品让李伟带给贫困儿童。商家们表示以后都会支持爱心协会的活动。

尽微薄之力也能感受幸福

钢城爱心协会成立以来，李伟坚持每月深入到盐边、米易的一些边远贫困村，去了解帮助贫困儿童和孤寡老人。

2005年儿童节前，李伟在盐边县立马村了解到，因家庭贫困，当地孩子没有鞋穿，很多孩子不是打着赤脚就是穿着拖鞋，孩子们的脚都磨破了。回到市区后，李伟多方发动爱心人士为当地孩子送去200多双球鞋。

在儿童节时，李伟与钢城爱心协会的志愿者，带着募捐来的体育用品、文具再次来到立马村。孩子们收到礼物爱不释手。一名小女孩高兴地对李伟说：“我从来没有过个儿童节，只在电视上看到过小朋友在儿童节这天能收到礼物。没想到今天我也能收到新书包和文具。”

2011年，李伟为帮扶盐边县格萨拉乡的7名孤儿，四处找企业、个人为这些孩子结对帮扶，其中密地医院泌尿科的医护人员共同资助两名儿童每人每月300元钱，目前7名孤儿都找到了资助人。去年8月，李伟带着从未出过远门的7名孤儿来到攀枝花公园游玩，并请他们吃了肯德基。

格萨拉乡敬老院刚成立时，床、桌椅不够。李伟和爱心协会到学校、单位募集，为他们解决了桌椅问题。其中一名志愿者还将自家使用不到半年的洗衣机捐给了敬老院。同时，李伟在朱矿团委的帮助下，为他们募集了衣服和几百袋洗衣粉。

2011年8月，李伟通过单位、社区募集了一批衣物送到米易县白坡乡，一位80多岁的太婆将送给她的几件衣服全都套在自己身上。老人说，她一辈子都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她怕还没来得及穿就过世了，所以要全穿上。老人的一番话让李伟感触很深。

目前，李伟和钢城爱心协会利用单位的废旧物资，为立马村建立了80多个网箱帮助村民发展养殖业。

李伟说，能为社会尽自己一点微薄之力，内心感到很幸福。他希望更多人参与公益事业，奉献一份爱心，享受更多快乐。

刘永贵

有钱，不如有心有德

□本报记者 苏安静文/图

“刘永贵是一个死心眼的‘怪人\’。”熟悉刘永贵的人这样说。

也有人讥讽他：“神经病……”

还有人评价他：“是一个心里装着雷锋精神的好人！”

但无论人们怎样说，刘永贵在十九冶职工心里、在社区居民眼中，是一个乐于助人、见困难就帮的热心人。

“穷工人”的富有

今年49岁的刘永贵，原是十九冶机械厂工人，现为十九冶物业公司环保工。他家四口人，爱人下岗，一对“龙凤胎”儿女读初中。除掉交纳的“三金”，每月他能拿到手里的“银子”只有1200多元。

“1200多块钱的月收入比起许多人，穷是穷了点，但精神上我是个富有的人，尤其帮助别人，我心里总有一种惬意感和成就感。”

1999年，刘永贵所在的机械厂职工住房改革，剩下一套福利住房，组织考虑他家四口人无住房，寄住父母家，就把房子分给了他。有人欲出3万多块钱让刘永贵买下房子转让给他们，但他却把房子让给了同事唐家友。

“唐家友一家三口挤在席棚子里，夏天热，冬天冷。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眼见同事那么艰难，心里不好受。我家还是在父母那里挤一挤再说。”这是刘永贵当年与妻子推心置腹的话语。

前些年，刘永贵因在工厂里表现好，厂里把他从生产一线调到保卫部门工作，并上调了一级工资。正当刘永贵准备好好干时，面临分流下岗的同事郑传元找上门来诉说：爱人马上分娩，家里无积蓄，希望刘永贵把在厂里干保卫工作的机会让给他。刘永贵二话没说，将工作的机会让给了郑传元，自己选择了下岗打工。

有人问刘永贵：“你一个穷工人图个啥？”刘永贵回答：“一个人有钱，不如有心、有德。”

做好事的快乐

“人活着就得做好事。至于那些怀疑和传言，只要自己无愧于心就可以了。我身体壮实，能做事，为社会多做点好事，心里踏实、快乐。”刘永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脱口而出。

2009年8月3日9点，刘永贵在公交车座位上拾到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关于东区开发小沙坝的立项报告”、“勘测资料说明”和各种报批手续、电脑Ｕ盘等。

想着失主不知多着急，刘永贵在渡口桥南车站下了车。他手拿公文包，站在太阳下足足等了3个半小时，也不见失主的踪影。于是，他打开公文包，在一报告上找到一个电话，与失主取得了联系。

失主拿到公文包后感激地说:“你別小看这套资料,其价值不亚于10万元人民币。”并要重谢刘永贵，被他婉言谢绝了。

2010年8月15日晚,刘永贵在值夜班巡逻时,在物业公司停车场又拾到一个皮包。包内有5张银行卡、身份证、600元现金和3万元存折。刘永贵很快将皮包交给了值班负责人，并通过派出所转交给了失主。

2011年1月8日，刘永贵在高峰路43号2栋居民楼附近打扫卫生时，捡得一个钱包，里面有一个定期存折和一个活期存折，共有2万多元存款，还有两张身份证。他通过社区和派出所将失物转交给了失主。

2011年10月，十九冶物业公司将从事保安的刘永贵，调入到公司环保部工作。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他从一点一滴做起：谁家的门锁生锈了,他及时找来机油进行擦试清洗；谁家厕所便池堵了,他就找来铁丝一遍遍地疏通；哪栋楼道里的灯泡坏了，他总是悄悄地给换上。

时间一长，居民们记住了这个做好事的热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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