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艺加美德的艺术

□王川

将垂钓作为一种艺术，也许真的有几分道理。西方人对生存之道的探究是深入到物性之中，在艺术与科学之间展现个体价值。艾萨克·沃尔顿把垂钓上升到了“美德”的高度，声称“手艺加美德”“莫过于最诚实、率真、宁静而又无害的垂钓艺术”。在《高明的垂钓者》一书中，他甚至写道：“垂钓就如同诗赋，靠天生的本事……要想做一名好钓手，仅靠勤学好问、细心观察是不够的，还得有心志，多忍耐，对钓术本身要钟爱，要投入。一旦学到手并实践起来，则不要怀疑垂钓的乐趣。它本身就如同美德一样，是一种回报。”最后一句简直让人怦然心动。的确，有些事物的美德本自具有，并不需要额外追加或孜孜以求。基于我对垂钓者的观察与了解，这句美妙的判定很令我认同，那种超乎一般的痴迷与耐心，其中一定隐含着某些艺术的成分，就像身心沉浸在乐器的弹奏中一般。

人类与自己创造物的完美结合，包含着最简洁的智慧，尽管很多需要长时间的刻苦训练，但那又有什么关系？人、物合一，物我两忘，情志提升，才是终极追求。观鱼于“濠梁之上”的庄子（《庄子·秋水》）尽管没有手持钓竿，却能“得鱼之乐”，其与垂钓，本质相同，如果让庄子也垂杆钓鱼以谋生计，岂不俗了？反之，如果姜子牙不是手握鱼竿，垂钓渭水，“不用香饵之食，离水面三尺”那般装模作样，又如何称得上是一种高级别的行为艺术呢，又岂能达到“负命者上钩来”的功利目的（《武王伐纣平话》）？然而，即便同是行为艺术，姜太公的境界也远不如庄子。倒是严子陵在东汉版图上到处游

荡，凡是他经过的有水的地方，都要将钓竿伸出去，那般纯粹的姿态，更符合一位真正隐士的身份与追求。但人们佩服的是他的高洁品性，却很少探讨他对垂钓艺术的理解，只觉得那不过也是一种行为艺术而已，是宣称不与统治者合作的行为艺术，最后，连行为艺术也不是了，只是寓言与象征，有点苦闷和孤傲的味道。这真是有点可惜。其实，中国的史书是很少关注艺术的，即使《汉书》的《艺文志》里存有“诗赋”，也不过是些文学作品，不出杨雄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等功利与美学的立论范畴，并没有探讨诸如“手艺加美德”之类的有趣话题，更未深入探讨人的精神世界与自然物性的神秘关系，因而，个体生命的履痕、心音被宏大的历史叙事遮蔽。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揣度隐含其中的艺术之光，想象时空深处那些斑斓、璀璨的灵魂之舞，感喟日常生活的“退场”和作为独立存在的“人”的消失。当然，高雅的文辞之中没有粗鄙，却常常缺少生活的温度和手感。因此，阅读艾萨克·沃尔顿，你会感觉到真实与亲切的珍贵，他把垂钓上升到具有美德的艺术，具备更广泛推衍的合理性，因为，对一门古老生活技艺的深浸，才是体会它丰富内涵的必备条件，它既是朴实的劳作，又是心智的投入，既是技术的施展，更是心物合一的生命体验。作者一定是一位善钓者，深得垂钓之精髓；还是一位善谈者，以活泼自由的对话方式，将什么才是“高明的垂钓”写得妙趣横生、入情入理，使这部“充满闪光智慧与深刻哲理的杰作”散发出大自然一样的迷人气息。

欧美文学有一种深厚的自然主义人文传统，作为诞生于17世纪的英国作家，艾萨克·沃尔顿无疑是这一传统的践行者。他是一位饱学之士，在《高明的垂钓者》一书中，几乎梳理了一部从古至今的垂钓史，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典籍掌故、绘画诗歌无所不谈，垂钓的渊源、典故、习俗、技术、意义等，就像钓钩上的鱼儿，被他从知识的大海里拎起，闪烁着鲜活、生动的光芒。他涉猎的范围极其广博，凡是与垂钓相关的，悉数纳入其引用与解读的范畴，包括河流、水文、田园、物候、器具、鱼性、种类、形貌、饵食、烹饪、口感、滋味、歌咏、祷告、耐力、情趣……几乎涵纳了大自然和垂钓经验的所有要素，尤其那些来自实践的学问最为动人，真可谓一部“充满了空气、露水和阳光的书”（约翰·巴肯）。而作为垂钓者，那些简单、忍耐、淡泊、知足的个性特征得以充分而细腻地展现，好像与大自然彼此印证——没有比深入到自然之中的人性更和谐、完美的了，就像神的造物回归了其本位。这当然是一种自主的选择，一种滋养生命的“手艺”因此拥有了“美德”的加持，或者是，“美德”在各类工作与游戏中得到了充分的培育。从这个意义上讲，垂钓生涯不亚于梭罗的心灵漫步，或者更具实践价值，它不是纯粹的精神高蹈，却同样可以训练高贵的品质。当一种技术臻于完美，谁能否认它的艺术性呢？而仔细体味其中的劳作磨砺与心性塑造，谁又能否认它蕴含着珍贵的美德呢？

如今，像艾萨克·沃尔顿描写的那类垂钓者已经不见了。也许，诚如他所言，手艺加美德的艺术需要诚实、优秀的人来传授。一切“良辰美景”都源自热爱，这才是从大自然中掇拾高贵与朴实品性的基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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