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何与军事革命失之交臂

《从丹药到枪炮》[美]欧阳泰著中信出版集团□唐山

“臣曾见洋炮有空心弹子之法,名为炸弹,因密授匠人做法,即在臣行署,督令试铸……一炮可抵十数炮之用。”1845年,清廷重新起用林则徐,任他为陕甘总督。林则徐依然未忘第一次鸦片战争之败,尝试模仿西洋大炮。他和其他官员的努力,被《从丹药到枪炮》一书作者欧阳泰称为清末的“小型军事革命”,以对应西方1500年—1900年发生的“军事革命”。

英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认为:西方战争能力在16世纪大致增长了50%,在17世纪增长了100%,18世纪又增长了50%,而在19世纪中,又翻了10倍。换言之,“军事革命”后,西方军队战力至少比清军高20倍,体现在战场上,便是1:600的伤亡比。

“军事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首先,大炮威力空前提高。此前东西方为增加火炮射程,均采用了多装火药的方法,但欧洲人率先引入冲击摆,通过测量炮弹出膛速度,发现这是一个感知错误——影响射程的关键在炮弹出膛速度,而非火药多少。于是,欧洲火炮的炮管越来越长,管壁越来越薄。管壁薄了、火药少了,打完后可迅速冷却,而传统大炮击发后,需泼油冷却,短时间内无法再战。虽然明末中国工匠也意识到加长炮管可能有益,但始终未采用实验的方法来验证。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在战场上投入上万门大炮,却被对方的火力压制。

其次,蒸汽船技术突破了传统西洋海军的活动范围。明末时,中方船只游弋于浅水,引诱吃水深的西洋船追击,一旦对方搁浅,便围而攻之,可到清末时,清军水师无法进入的浅滩,英舰可往来自如。

其三,舷炮齐射战术。看似简单,其实颇有技术含量,需突破一连串技术难关,才能给对方以毁灭性打击。

其四,火炮瞄准技术。这需要复杂的数学计算,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西方人也没意识到空气阻力的巨大影响,但“军事革命”后,西方基层炮手也学会了使用对数表。

可见,相对于发明火药,“军事革命”不啻是一次飞跃,在几百年乱战的刺激下,欧洲终于完成了这一飞跃,而同时期的中国却经历了明朝、清朝两个超稳定朝代,中原两度实现了长期的基本和平。

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西方人眼中的清军已成“中国的战舰庞大而笨重,像一堆木材……中国火药粒子粗糙,大小不一。发射后留下的臭味,显然是因为含有硫黄过多,它们受到空气的影响后很快就分解了,在纸上留下黑点和湿气……中国的火绳枪是制作粗劣的武器,子弹多是铁的,他们不知道有刺刀这种武器”。

面对差距,清廷没有束手就擒,而是积极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842年6月,英军在舟山的一座军工厂里,发现中国人正仿制从英军沉船中捞出的大炮。英军中尉莫斯说:“这些炮是按照放在旁边的嵌有王冠的G·R·1826型大炮仿造的,式样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中国字代替了王冠”。莫斯承认,从实战效果看,仿制品表现不俗。

遗憾的是,清末的“小型军事革命”最终不了了之,原因有二:其一是缺乏精密机床,清朝的能工巧匠只能模仿西方小型火炮和小型蒸汽船,无法造出巨舰大炮；其二是以倭仁为首的一批儒家知识分子又回到“精神强于武器”的思路中去。比如梁章钜便认为,英军取胜在于先用飞炮吓人,而这些炮“攻敌则不足,用以惊敌则有余”,如不是清军自乱,完全可以一战。他亲自考察了宝山炮台,却认为布置没有问题。其实任何炮台都有射击死角,必须建立交叉火力体系,而这是“军事革命”的重要成果,清军尚不掌握。

到1850年,清末的“小型军事革命”被匆匆画上句号,此时太平天国正崛起,清廷已无暇顾及其他。

未能走通的“器物之变”,为后来变制度、变文化提供了借口。毫无疑问,不改变制度与文化,很难走向近代化,但深入检讨“器物之变”失败的原因,依然是有意义的。在本书作者看来,技术发展自有其逻辑,儒家文化、传统管理方式等虽有短板,却未必是阻碍进步的关键力量。在付出巨大代价,将这一切都推翻后,“军事革命”真的实现了吗?是否还有更佳的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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