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桢教子:“不可妄取民间一钱”

丁文诚公遗像丁宝桢丁宝桢写给长子丁体常的家书■政德镜鉴

□本报记者卞文超

丙申阳春时节,丁健楼下的卉苑之中,牡丹花盛开。

家住济南市旅游路,丁健的退休生活规律而平静,对于自己丁宝桢后人的身份,他保持着一种低调。发表于文史刊物上的几篇文章,署名“垂健”,行文严谨,注释详尽,看不出是丁公后人的缅怀之作,扎实如晚清史学论文。

“我父亲和我把信札内容融入晚清史实的大背景中,力求真实有据,尽量不添加自己的看法。”丁健说。

丁健是丁宝桢五世孙,相比于普通的学者,他珍藏的史料堪称一手绝版。其中,12封共计102页信札,是其高祖丁宝桢写给长子丁体常的家信,时间跨度为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至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

丁体常是丁健的曾祖父。上世纪90年代初,丁健在台湾的叔叔将这些家信带回。此后,整理和注释这些信札,成为丁健的父亲丁泽霆退休生活的一部分。父亲丁泽霆去世后,丁健在其基础上,加入了要点及背景资料部分。2012年,《丁文诚公家信》出版。书中的家信为高清扫描图片,原件他似乎不愿轻易拿出示人。

丁宝桢,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齐名,有晚清“中兴名臣”之称。今天,老济南旧军门巷丁家大院、华山丁公墓、趵突泉畔丁公祠,均已不复得见。但在丁宝桢手书的信札上,墨迹犹显封疆大吏的气魄,行文更有为人为父的温度,乱世之中,笔谈修齐治平,透露着稳如磐石的气象。

耕读岁月——

毁家纾难自招乡勇

丁宝桢,原名琼选,号稚璜。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生于贵州省平远州(今织金县)牛场乡,行三。后以军功卓著,历任湖南、山东、四川等地方大员。

在辗转大半个中国的仕途生涯中,丁宝桢曾任山东巡抚和四川总督各十年,去世后灵柩自成都千里回归齐鲁,与夫人合葬济南华山下。送葬百姓到郊外迎接,因功德在民,入祀贤良祠,谥号文诚。在山东、贵州和四川均曾建有专祠。

《宫太保丁文诚公年谱》现藏于济南市图书馆,以其为线索观丁宝桢履历,基本符合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

据年谱,丁宝桢5岁读《周易》《周礼》,开始学习《诗经》,夜读《史记》一篇。8岁,始学作诗,以风筝为题,诗云:“忽地因风起,高明仰太空。纸鸢频作伴,画虎俨称雄。”10岁,文始成篇。他的父亲教导他:“自今作文,专习名家,勿学时墨,坏文品。”

丁健从丁宝桢入仕以前的耕读岁月谈起,讲述了先祖从贵州起家的动因。

丁宝桢18岁时,开始应本省乡试,当年迎娶夫人谌氏。从24岁乡试中举人,至34岁京城殿试中进士,丁宝桢科举之路走了整整十年,往返于贵州和京城之间,颇多磨难。咸丰三年(1853年)中进士后,改翰林院庶吉士。九月,丁宝桢因母病告假,回贵州老家省亲。十一月,母亲魏太夫人病故。他在籍丁母忧,里居守制。

次年,贵州祸乱四起。桐梓一带爆发杨隆喜、舒裁缝等人领导的斋教起义,并自立为王。兵燹之灾很快就蔓延到平远州牛场乡,仅一河之隔,乡亲们纷纷逃难。家园难保,丁宝桢的妻子也准备带着老人和孩子离家暂避。谌夫人临行时,淡淡地对丁宝桢说:“为丈夫,顾不能出一策,保护乡里耶?”

入仕为官之人,本应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而现在,当事者迷,竟然忽略了如何保卫家乡。正所谓语不惊人人自惊,这句话让丁宝桢沉思了良久。之后,他把族人召集到一起,决议抵抗。并说,军费无出,先毁我家!当即变卖家产,招募了八百乡勇,主动迎战,捍卫乡里。丁健说,丁宝桢领兵打仗的才能,自此开始崭露。

乱世将才——

五百金跪泣别旧部

谈及丁宝桢在老家领兵打仗的岁月,丁健彻夜无眠,贵州兵乱中丁宝桢率部进退的路线图,他一一标注。

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丁宝桢先把牛场乡周边的两股附逆土匪清理掉,然后渡过姐胡卢河,与杨隆喜开战。连战三日皆捷,生擒杨老大王(杨隆喜之父)及伪将军史八千岁等九人,并押送贵阳按察司衙门问斩。

之后,丁宝桢在定番州再胜杨隆喜,迫使其远逃,使得整个平远州暂获安全。随即兵援周边,“剿抚兼施,破而降之”,破敌神速。

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丁忧守制期满,朝廷授翰林院编修。对此,清代大学士阎敬铭在《丁文诚公墓志铭》中曰:“朝廷嘉公,行间除编修,异数也。公之能军,自此始。”意思是朝廷赞许丁宝桢,于军旅中就授予他编修的官职。所谓异数,用现在的话打个比方,就如同他考上了博士生,论文未经答辩,就授予博士学位了。而且同僚们不但对这个博士资质没有意见,还认可他是一名儒将了。

乱世出英雄。在贵州各府县相继大乱时,丁宝桢将才尤显可贵,所到之处势如破竹,逐步扩军至4000余人。正值省城贵阳兵虚饷乏,形势危急。经贵州巡抚蒋霨远奏请朝廷,丁宝桢留防省城,营于城外。“从此,率领饥军数千,往来援击,出入七年。”

由于饷源欠缺,丁宝桢所率练勇经常是一日的粮食分两日吃,只能以忠诚激励。谌夫人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总是将自己的衣、箧、簪、珥之饰物典当,以助军储,从未告知丈夫。

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朝廷特授丁宝桢为湖南岳州府知府,并命他撤遣练勇。

然而多年战乱,贵州库款支绌,欠饷十数万,无计可施。时任巡抚刘源灏与丁宝桢商量解决办法。丁宝桢说:“但得五六百金,足遣散矣。”巡抚刘源灏欣然许诺。

于是,丁宝桢携五百金回营,对大家说:“当初遭遇变乱,依赖诸君同心协力,捍卫家乡。上司倚重,增兵供饷。军队逐渐有了声威,虽然艰苦万状,但还是能够克敌制胜。至今十年了,死者已逝去,我与诸君有幸还活着。现在我奉朝命,即将赴任。但库款支绌,欠饷无法给。仅得五百金,为回乡的路费。诸君徒手而归,我将如何面对诸位的父老呢?”

众人为之动容,说:“公毁家纾难,吾等亦以义起。且公平素无毫发私心,今库款实绌,怎敢抱怨公啊?我们就此相互辞行吧!”丁宝桢遂与诸君跪泣而别,无一人滋事。

家书教子——

为官切忌谋求钻营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丁宝桢调任长沙知府。次年正月,授山东按察使,相当于管司法的副省长,政声廉洁,刚严自重。八月,丁宝桢在奉命平定宋景诗黑旗军起义时,因“擅议招抚”,被革职留任。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迁山东布政使。次年四月,僧格林沁亲王率军剿捻,因在山东曹州(今菏泽)遇伏而亡,丁宝桢亦遭追究。

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由阎敬铭举荐,丁宝桢晋升为山东巡抚,与淮军李鸿章部合力围剿入鲁东路捻军。丁宝桢多次提醒朝廷,担心捻军乘虚威胁京畿,山东需筹备北援,并据当时情势调整了部署。在最后一次提醒发出两日后,捻军果真向定州进军,逼近京城。丁宝桢果断率兵驰援,保护了京城安全。朝廷对他更加器重,“诏凡七下”,降旨褒奖,视其为“干城”。七月,捻军全部荡平。丁宝桢以一等军功,赏加太子少保衔。

丁宝桢履职山东时,已过不惑之年,宦海沉浮,始终秉持他的为官之道。他做官的理念、治家的原则,在给儿子的家信中,谆谆教导,清晰了然。

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十日,丁宝桢在山东巡抚任上。当年初,长子丁体常以知府衔,被吏部发往山西候补。得知长子携家眷平安抵晋的消息后,丁宝桢十分欣慰,在一封家信中,起笔温情相问,随后对儿子即将踏上的仕途展开指点。

丁体常为候补知府,丁宝桢给出的首要建议是什么呢?这封家书诸多细节,令人动容。部分摘录如下:

“尔在晋可谨。凡谨慎,第一要好好调养身体,比身体结实而后能做事也。

至于做官,一切补、署,自有天定,不可强为。我们只尽其在己,何谓尽己?不怠惰,不推诿,不轻忽,不暴躁,而又歉以处己,和以待人,忠厚居心,谨慎办事,如是而已。

其余一切非本己所可必,不必营求、焦急,徒自损心力。此居官之要,尔其志之!

如将来或补或署,则须刻刻以爱民为心。遇有词讼各事,民事即己事,切不可忽略延玩。然此尚待后来,今日则不及此。惟此心须存于未经补署之先,临时更加内省耳。”

由以上原文可知,丁宝桢谈到一位官员的自我修养,切忌钻营,徒自损心力。紧接着,又谈论到如何理家——

“山西各物昂贵,诸事不甚方便,此最好事。百物昂贵,则少买,可以养俭约之心；诸事不方便,则少打算,可以损无益之费。故人谓此地不好住,我则谓此地正宜住也。

试思从前我们在家时,一家大小仆妇人等,亦有三四十口,而祖父每年所用至多不过四百金。其间穿衣吃饭,不过不人人穿绸缎,而布衣则每人总有二件；不过不人人吃肉,而每日二三斤肉,亦终年必有,究未尝十分减色。今日我等做官,动辄花费数千金,果有益乎?无益乎!不过暴殄作孽耳!”

这些话,今天读来,仍觉警钟在耳。

长子体常远赴山西,自立门户,丁宝桢信中与其所谈十分详细。回忆起在贵州的故人,有怜惜,有哀婉,也有自省。谈到今日生活,敦促励志,倍加珍惜,对于长子一家在山西的生活,吃饭穿衣乃至所服药方均有涉及,关怀十分细致。

“家用务宜节省,肥浓易于致病,不如清淡之养人。华服适滋暴殄,不如布衣之适体。”丁宝桢考虑到,山西比较寒冷,冬天需要穿大毛皮衣,这固不可缺。甚至讨论到物价,山西皮毛是特产,应比山东便宜。嘱咐儿子及家眷,每人需准备一两件过冬。

“为人只要不饥不寒,即是天地间一大福气。试看做官之家,奢侈无度者,究有几人可以长久?即此以思,则视人之膏粱文绣,不啻浼身之具矣,尔其志之!”

丁宝桢又叮嘱,暇时仍须写字读书,作诗文或看律例、驳案等书,以养身心而长见识。“吹烟一事,千戒万禁,决不可染,万万勿忘,为嘱!”为父之心,耳提面命,吸食鸦片这样的恶习,无论如何,万万不可沾染。

报国有方——

固鲁海防兼利民生

丁宝桢担任山东巡抚的那段时间,内乱初平,国衰民穷。为节省兵饷,山东全省的马步兵勇已缩减为六千余人。仅山东就有三千八百多里的海岸线,国家千疮百孔,就这点军队,以及落后的装备,怎能不受外强的欺辱?

丁健在《以守为战——丁宝桢在山东时的海防战略》一文中,总结了丁宝桢对胶东半岛海防的整顿和部署。

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丁宝桢认为:“若与外洋用兵,则主客之形劳逸之势,彼不如我。”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旦接战,其战略为:“彼欲急战,而我故延缓之；彼欲不战,而我故牵制之。务使之进不得战,退不得息,久之粮尽煤绝,势必自溃。迨其自溃,我乃乘其势而击截之,或尾迫之,当可取胜。此所谓以守为战也。”

同治十年(1871年),丁宝桢奏准整顿山东水师。之后,他筹银十万两,派员赴广东购造了14条拖缯船,船体加厚并包裹铁皮。每船配属多种火炮二十一尊。原则是以外洋精制为佳,不惜重价,以立水师之根本。

再就是裁兵并饷,将原水师由三营合并为两营,每营分派7条新购建的师船,分别驻扎在登州和荣成县的海口处,称之谓“登荣水师”。

向职业化、专业化、正规化的技术兵种转型,是这次整顿水师的特色。

船行于海上,首先要有好的舵工,俗又称之谓驾长。以前饷银低微,不足养家糊口,每届巡洋出海,舵工多是临时雇募近海的渔户,而平时兵勇则陆居,与船分离。因此,稍遇风浪即成涣散,再一遇敌就弃船逃走,水师废弛的原因就在于此。

鉴于此,丁宝桢奏准把基层官兵的饷银提升到接近原额的三倍,使其养家有资,无须别谋生计。并规定上自营官下至兵丁,必须以船为家,不准上岸居住。这样,操练日久,则战友情生,遇敌既可联手协作,又能各自为战。

丁宝桢实事求是地增设了有技术含量的士官兵额,如舵长和桅长正副各一名……这与近代海舰中的航海长和观通长似乎有些接轨。引进德国克虏伯枪炮,并延请德国人瑞乃尔作为教练,当时可谓船坚炮利。加之严军令、精训练、信赏必罚。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改制后的登荣水师得到了北洋大臣李鸿章“船只虽小,操练整齐,颇为各国所称许”的评价。或许从这时起,登荣水师,这个刚具雏形的海防战力,就已经进入李鸿章规划与筹建北洋水师的方案之中。

五年后,登荣水师精选出的两百多名官兵,组成了接舰队伍远赴英国,将“超勇”、“扬威”两艘新式巡洋舰接回中国。两舰万里归国,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已开始扬帆起航。

缓急可恃——

朝廷深悉其为人

丁宝桢在山东十三载,修水利以疏黄河,筑炮台以固海防；又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开山东近代工业之先河；更创办尚志书院,为国家培养人才；创办山东书局,开出版业之先河。

丁健在整理家信时,读出家训,亦读出丁宝桢为政的良苦用心:“事事悉忠厚之心,不敢侮人、不敢慢人。遇有善事,量力乐做。不可妄取民间一钱。如公余之内稍有赢余,即以之救济穷苦贫民。我常谓:作事第一以养人为急务,盖活一人之命,即有一人之益……能养人者,自己亦必得所。”

“藉此官势,作德于民”。“大凡官为民兴利,能得一分即是一分,不必事事做到十分也,尔可遵照行之。”这些良吏信条,均出自丁宝桢写给其长子丁体常的家信。

以山东机器局为例,主要制造黑色火药,并造铅丸和铜帽。设址省城,临近黄河,以便于运输,人员不用洋匠,而用本地人,仿造英式马梯尼亨利枪,皆有为民生谋划的考虑。

光绪二年(1876年年)闰五月二十三日,山东机器局的首任会办薛福辰写给丁宝桢一封密信:

“嗣于闰五月初五日行抵京师,二十日验放。二十二日蒙召见,垂询东省事务暨机器局布置情形。当即逐件详细奏对,共有一时之久。

奏对时,竭力保举徐仲虎深明制器,东省独能不用洋匠之故。至设局在省垣近处,不贸贸在烟台创设,则又钧座用意深远,异时必享其利各等因。均蒙俞纳,仰荷皇太后温旨,嘉其熟悉中外事务。职道因见圣意隆重,遂将去年春贾庄难办工务,经钧座半年栉风沐雨,眠食俱废,拼命堵筑而成,东苏两省受福无穷各节,详细奏陈。均蒙皇太后俞纳,盛称钧座任事之勇,旷世难睹云云……”

这封密信中还提到,恭亲王奕?在当日传见了他。关于东抚丁宝桢,有“任事之勇,不计利害,不避嫌怨,自是缓急可恃,朝廷深悉其为人”的褒词。

当年九月十一日,丁宝桢擢升四川总督。这个职位,看似是个正二品的官,其实是从一品,因为他还兼着右都御史和兵部尚书衔。虽然军政和监察大权一把抓,但在四川这个地界里,还有一个官排在他的前面,那就是成都将军,也是一个从一品的官。这个成都将军手下还有一个副都统,管理着1900多名八旗官兵。显然,这些八旗官兵除了正常的军务外,还有看着四川总督不至于暗渡陈仓的作用。

十二月初三日,丁宝桢到京。初六日,慈禧赐“紫禁城骑马”。次日,奏恭谢恩赏朝马。后又多次召见。于二十四日跪请圣安后,束装就道。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丁宝桢抵达成都,接任四川总督。

不欺不挠——

知有国而不知有身

从修身齐家,走到治国平天下的维度,丁宝桢以刚严本性承载了深厚的政治智慧。在丁宝桢写给长子丁体常的家书中,丁健摘录下祖训中留下的为官之道:

“至做官,只是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即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盖民为国本,培养民气即是培养国脉。缘民心乐,民气和,则不作乱,而国家于以平康,此即所以报国也。尔以后务时时体察此言,立心照办,不使一事不可对民,一念不可对民。凡有害民者,必尽力除之；有利于民者,必实心谋之。我自尽其心,而百姓已爱戴不忘,甚可感也!”

民为国本,丁宝桢在四川施政中,特别注意培养民气。

修复都江故堤,还民田数十万亩,裁撤夫马局,民困大苏。又如在四川所推行的官运商销盐务改革中,他有意为肩挑小贩开辟生计。每斤川盐,本钱大约合15至16文钱,川省抽厘税后,合法贩盐的本钱大约在16至21文之间。肩挑小贩只要把私盐运到楚省,至少可以卖47文钱,就算被湖北缉私官员查到,每斤最多再抽厘税15文钱,一挑80斤还有的赚,起码不至于赔本。

如此上丰国库,下济百姓,折银三四百万两以上。这样的改革,夺走了一批官绅的既得利益。“革蠹冗而官哗,绝沾润而绅哗,杜私饱而商哗。诬词谤语流闻辇下,言官讲官先后劾之”。丁宝桢在四川任上,降级之旨屡下,其官阶已由原来从一品衔的总督,叠降为四品的署督。

对此,在山西为官的长子丁体常来信,深感担忧!在给儿子的回信中,丁宝桢表明:“我之做官,志在君民,他无所问。宁可被参而罢黜,断不依阿以从俗,而自坏身心,贻羞后世也!”

之后,丁宝桢依据事实,起草奏章,自卫反击。连发五道奏章,洋洋一万数千言,与参劾者的奏章针锋相对。其实,此时他已稳操胜算,因改革成效显现,库中多出数百万两银子,白花花不言自明!朝廷遂下旨,恢复丁宝桢四川总督的官职,并将参劾者成都将军恒训调走。

正如阎敬铭在《丁文诚公墓志铭》中所记:“凡有兴革,不避怨嫌……其皭然不欺,其毅然不挠,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四月,丁宝桢于成都川督任上病逝。光绪帝下旨“追赠太子太保(从一品),入祀贤良祠,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以开复。”又“寻赐祭葬,予谥文诚”。

丁宝桢讣闻传到山东,山东父老联名具奏朝廷,请求将他的灵柩运回山东安葬。朝廷下旨:“准葬山东,予山东、四川、贵州建祠。”体常等遵父之遗命,不可扰民,由水路扶丧。次年秋,灵柩回归济南。士绅百姓“郊野祭吊,军民悼哭”。九月二十五日,安葬于历城的丁家林地,元配谌夫人墓的东侧(现济南历城区全福立交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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