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十二代小琦（下）

1841年，当英军兵舰到了天津，琦善临危受命，去广州处理“夷务”，在确信打不过对方的情况下，与英方签订了《穿鼻草约》。他所以被称为“汉奸”，即因这次签约。然而，照当时的情势，不签约，又能如何?不过二十年，有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不愿完全履行条约，结果是圆明园被烧，广州被占领。或曰，历史不能假设，二十年前后的事情不能用来互证，那好，且看事实:一年后，清廷虽不承认《穿鼻草约》，却须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才能停战。

再看看《南京条约》与《穿鼻草约》条款的比较。前者同意完全割让香港，开五口通商，后者规定割让香港，然由中国保留在香港收取关税的权利;前者赔款二千一百万，后者只须补偿烟款六百万。于是，说到丧权辱国，二者皆然。说到外交利益的得失，则琦善谋国，犹有多者。以此，蒋廷黻才说:“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

做出这种判断，实在不难。然而在当时，在晚清，以至其后的民国与共和国，出于各种原因，大家都不愿为琦善点个赞。仅就当时而言，皇帝事前到底如何授权，事后到底如何卸责，失地卖国的真正罪人到底是谁，就是一桩疑案。虽无确证，但我们从琦善以擅订和约得罪，革职充军，不久即赦还，且很快又做回一品大员的事实来分析，可以相信清宣宗并未真把琦善当罪人。

至于当时的舆论与后世的清议，不利于琦善，更易理解。鸦片战争后，琦善任陕甘总督，有位下属叫张集馨，在回忆录里这么说:琦大人“天分绝顶，见事机警”，在刑部办秋审(死刑复核)，有“白面包龙图”之号。在地方做官，办案与用人，亦非不殉人情，但必须情理相合，方肯同意，总以“不◇害地方”为原则。也不是不受贿，但必须“公事结实可靠”，方肯收钱，而决不做买官卖官的勾当。若然，则琦善在有清一代官场，应能获得中上的评语了。但是，张氏又说，琦善“性气高傲，不欲下人”，对当时的“名公巨卿”，基本上都瞧不起，不给面子(林则徐应在其列)，以此，以名公巨卿领衔的评论界，对他自然是“毁多誉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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