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的“投资环境”实在是太好了,最高领导核心乾隆皇帝居然亲自过问,帮助外商讨还欠债。
这是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两广总督福康安向中央报告,广州行商拖欠外商巨额债务,已经有外商向官府提起了诉讼。乾隆皇帝下令彻查,“严审定拟,分别追还”。
吴昭平就是在这时撞上了枪口。这位别号“宜官”的行商,在上一年已经破产,根据报告,吴昭平尚欠外商289100两白银(约合如今5782万元人民币)。对此,乾隆十分生气,认为吴昭平“情殊可恶”,亲自批示从重从快处理。
第一是流放。吴昭平本人“革去职衔,从重发往伊犁当差”;
第二是抄家。吴家被抄后,家产估计价值在59300两白银(约合1186万元),先补缴了其所欠的“关饷银两”,剩余的5800多两银子,“先给夷人收领”;
第三是其余行商承担连带责任。吴昭平无法偿还的283300多两白银,由行商蔡世文等,在5年内分6次代还;
第四是财政先行垫付。乾隆认为:“内地商人,拖欠夷商银两,既据该夷商呈控到官。若不即为清欠,转致贻笑外夷。著福康安等,即于关税盈余银两内,照所欠之数,先行给与夷商收领,再令各商,分限缴还归款。”
第五是问责。“粤海关监督,徵收商税,管理洋行,于洋商拖欠物价,不能早为清厘,亦难辞咎。所有五十四年(1789年)以后监督等,俱著福康安等查明,咨送该衙门议处。”
其实,吴昭平并非天朝顾全面子下牺牲的第一个商人。早在1777年,“行商”倪宏文因年息20%的高利贷,拖欠税银1万两,被发配伊犁,开创欠债流放之先例;1780年,颜时瑛、张天球等4家“行商”,因借用外商贷款107万元,结果利滚利,居然高达380万元(266万两,约合人民币5.32亿),乾隆也是亲自干预,动用了刑部的力量进行办案,涉案“行商”抄家充军,而其债务,乾隆居然下令照原本加一倍偿还,由其他行商分10年还清——— 发放高利贷的外商得到飞来横财。
对于吴昭平案件的处置,被乾隆皇帝本人当作一项德政。2年后(1793年),当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访时,乾隆虽然拒绝了英国人的大多数请求,但在写给英国国王的信中,忍不住提起了吴昭平案件,夸耀中华帝国的伟大胸怀。吊诡的是,正是出于对乾隆拒绝通商的担心,英国内阁严令马戛尔尼,不得在觐见中提起任何中英商人之间的债务问题。
这件事里有两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乾隆皇帝认为,华商欠债,是给天朝丢脸,“贻笑外夷”;二是乾隆开了动用国库先行赔付的先例。
在此后的华洋商业纠纷中,外商在中国获得了主场优势,得到了“超国民待遇”。中国官方总是将单纯的民商性质纠纷,上升到刑事案件,单方面判决华商立即清偿债务。
而且,官方先行赔付,等于是用国家信用为商业借贷、并且是高利贷背书,无形当中催生了中国商人的信用泡沫,刺激了跨国高利贷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大量英国“散商”投身于这项“热钱”运动,并进而刺激鸦片走私——— 只有鸦片才能支撑高利贷。
公权力的不当介入,令大清国商业契约体系的建立,成为泡影。乾隆皇帝终于顾上了天朝的面子,但是,天朝的里子却正因此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据《南方都市报》雪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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