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等法院： 无安检设施无监视器 人员进出自如

（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

“你是欧阳官的实习生吗？”在王宇拨通香港高等法院欧阳法官秘书的电话后，他听到这样的提问。“某某官”让王宇不由得一愣。这个颇有些古意的叫法，似乎提醒人们：香港从英国继承来的这套法治是有历史的。下面，我们就通过王宇在香港高等法院实习时的最初遭遇，来了解真实的香港高等法院。

于物质中显敬畏

香港高等法院办公楼位于金钟道38号，地处高楼栉比的核心商务区。办公楼对面是香港地标性建筑之一的力宝大厦，旁边矗立着举世闻名的中行大厦，往西不到一公里即为著名的中环商业中心。

香港高等法院正门对着香港公园，绿树婆娑，流水淙淙，使得整个办公大楼呈现一番闹中取静之感。

1984年10月31日，香港高等法院办公大楼落成，如今看来，虽略显低矮，但气势依旧。大楼主体部分共有14层，包括地下4层，依山而建。在这里，香港的许多具有约束力的司法判例得以确立，绝大多数诉讼当事人的命运被最终决定。在王宇看来，香港法治理念最生动和最直接的体现，便是作为“物质”的这栋办公楼了。

没有安检设施，大厅无监视器，人员进出自如，香港高等法院虽社会地位极高，却很显亲民。

除了第一、二层负责公共接待以及餐饮区域，其余12层格局类似。“每层都是3个法庭，法官们一人一个，这使得坐在高高座椅上的法官，真是很容易有优越感——这可是我的法庭——独立发自于内心，但终究还是得落实到这外物上。”王宇说。

每次开庭，法官都从一个小侧门里走出，门后一条走廊通向后庭，那里是法官和秘书们的办公室。香港寸土寸金，很多政府部门的办公室都非常拥挤，但法官的办公室却十分宽敞，而且有很大的阳台。

“和立法会的新大楼比，高等法院的这栋楼，实在算不上阔气。这是1984年落成的大楼，虽然如今有些落寞，但无论是宽大的办公室、落地的大窗，还是那厚重的书柜，一切都透着贵族气。”实习期间，王宇写道。

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着红袍，审理民事案件时着黑袍，大律师则着黑袍。而那些从英国订做、高达七八千港币的马毛假发，亦按法官的层级分为不同样式。披肩式的大假发，法官平日是不戴的，只有在一年一度的法律年会上才戴。

法官的高待遇

在香港法律界，成为高等法院法官是成功人生的标志。高等法院法官待遇相当优厚，仅月薪就高达近20万港元，超过许多政府部门首长级官员的薪金。这样的高薪，足以使法官们摆脱物质诱惑。

法官的任职也很稳定，只有两种法定情况——行为不检或因健康原因无力履职才可去职，否则，高等法院法官可以一直工作到65岁退休。所以不时可以看到开庭后，满头银发的法官颤颤巍巍地走进法庭。

香港法庭还有一个有别于内地法庭的现象——记者与其他旁听人员一样，可以自如进出，还可经允许后在庭内做记录。为了防止新闻报道对法官有所影响，《法官行为指引》第16条特别提醒司法人员：“公众会对某些案件议论纷纷，传媒亦会广泛报道。有时舆论会明显倾向支持某个结果。不过，法官在履行其司法职能时，必须不受该等舆论影响。司法独立包括独立于所有外界的影响。法官行事须无畏无惧，对舆论的毁誉必须置之度外。”

担任高等法院法官是极其光荣的，每一位法官获得委任后，都会竭毕生努力来维护这份尊严。同样，想要成为一名高等法院的法官极其困难。

当出现缺额时，一个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会在具备资格的人士中提出建议名单。获委任的原讼庭法官一般都有15年以上的司法从业经验，上诉庭法官则至少20年。因此，高等法院里几乎看不到40岁以下的年轻法官，也很难有出现缺额的情况。

推荐委员会由9名成员组成，只要超过两名成员反对，提名就会被否决。委员会提名后，提交行政长官斟酌任命。行政长官可以同意或否决，但不能自己提名，以此保证法官提名的公正性。

在接受委任之前，司法机构对被提名人还有一项特殊要求：他必须作出承诺，不论退休或辞职，终身不再从事律师职业。

金融危机期间，公务员降薪，但法官不降。法官所享受的待遇是香港法治精神和司法独立的体现。就这样，主流舆论对法官的说法依旧是：他们是一群有奉献精神的人，如果他们去做律师，可以赚多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钱。

古意律师

待庭审开始，控辩双方的大律师立刻成为法庭主角，法官消极聆听，庭审节奏由律师掌控。

“当时旁听时觉得，在香港当大律师真辛苦。”现已供职于内地某律所的刘海滨说，“开庭前的准备省去，光庭审，就是对智力和体力的双重考验。尤其是刑事案件，交叉盘问一名证人有时长达两三天，律师都必须站在自己的座位前，不能像美式法庭那样在庭上走动。”

有时站得久了，律师还会偷偷把鞋子脱掉，面不改色，继续辩论，并不时称呼对方律师“my learned friend(我博学的朋友)”，“令我这内地来的学生忍俊不禁”。

就像人们找中医时总喜欢找胡子长的老先生一样，在香港找大律师，人们也倾向于找年资深的。年资深浅怎么看？一个形象化的标准便是假发了。假发越旧，年资越深。所以，一眼望去，法庭上大律师们的假发几乎都是灰灰的。有至少两个大律师说过：“我们为了让假发看起来更旧一点，故意不怎么清扫。”

关于律师的穿着，还有个小插曲。在一般大律师的黑袍后面，有一个小口袋，历史上用来收取报酬。如今香港的律师收费高得惊人，“那因不屑于直面钱财而设置的小口袋，是英国绅士的古意了”。

易被引导的陪审团

在一次进行道路例行检查中，警察从被告车中查出数量可观的毒品，但被告坚持只是自己吸食，并不会售卖。一群候选人坐在这起案件的旁听席里，等待法官秘书抽取名字，被抽中的人就可能成为该案的陪审员。

在香港，凡21岁以上、65岁以下、精神健全、没有听觉或视觉障碍的居民，都会被列入陪审员名单。该名单每两年编制一次，公众可以查阅。每周，高等法院司法常务官会从名单中随机抽取一批候选陪审员，后者按时来到指定法庭，当庭抽选；一旦抽中，便成为被告命运的主宰。

第一个被抽中的是位大学老师。辩方律师对他当陪审员并无异议，但老师却对法官表示，因为学校还有一周才放假，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协调不开时间。来回问答几轮，法官说：“人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机会当陪审员，应该珍惜，但你不想，那就算了。”老师也咬文嚼字道：“我不是不珍惜，是真的没办法……”“好了，你不用说了，你不是已经说了不想当了吗？”老师话没说完，法官便打断了他。

这位大学老师的顾虑并非故意推脱。一般而言，刑事案件的审理至少要8至10天，多则月余，刘海滨说自己见到的最长排期长达百天开外。这么长的时间里，陪审员必须每天都来法院“上班”，即使能拿到每天280元的津贴，对工作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

接下来几位被抽中的女士都得到辩方律师的首肯，成为陪审员。

在香港司法机构中，只有两个地方使用陪审团聆讯案件——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及死因裁判法庭。

在原讼法庭，陪审团参与的案件主要是严重的刑事案件，由7人组成；在死因裁判法庭，5人便可组成陪审团。对于民事案件，只有诽谤诉讼等极少数情形才可使用。

普通法信奉“被告人须由其同一社会的人士裁判”原则，普罗大众得以听讼断狱，出任陪审员也都是外行人士。因此，陪审团也很容易被深谙法律规则的律师们所引导。在王宇旁听的第二次有陪审团的案件审理中，便可见一斑。这是一起串谋贩毒案。被告有3名：一名经验丰富、全盘策划的主犯，另外两名是在机场被查获行李中有毒品的年轻小情侣。一直旁听该案的一位实习生告诉王宇，几天来双方律师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年轻小情侣是否明知主犯所交托的行李中有毒品。

最终，由7名陪审员选举出来、代表其他陪审员发言的主席声音洪亮地宣布最后结果：两位从犯以六比一的比数被判无罪。

香港法治之贵

在北京大学读完法学硕士后，王宇赴港攻读普通法硕士。听过他的经历，香港高等法院的一位法官问道：“现在你对香港的法治有什么认识？”

王宇想了想，答道：“贵。”

这个答案出乎法官预想，但亦符合实情。于是法官回以礼貌的微笑道：“的确是很贵的。”

在王宇眼中，一些细节足以反映香港法治之贵——“律师的收入很高，也就意味着法律服务的收费很贵”；“香港的冷气很足，高等法院的冷气尤其足。因为法官和律师出庭，常常要戴假发，西装外面还要穿戴袍子，所以必须把冷气弄足，这样他们才能够优雅地在法庭里运行法治。”

但对于香港法治，王宇却看到了一些依然值得思考的细节。香港社会分层明显，居民各安其位，从不喜欢越界到另一阶层的活动区域去，即使有时只隔一条街。因此，法律的门槛在这里也变得很高。

王宇举例说：“因为普通法的关系，香港法律专业的用语还是以英语为主，但香港市民的英语普及程度要低很多。这也就是说，对于一般人而言，已经不是一个不能理解法言法语的问题，而是根本连文字本身都看不懂的问题。”而面对高额的律师费用，一些困难群体只能选择自己应诉。为了使法治能够尽量面向所有人，香港高等法院于2003年设立了“无律师代表诉讼人资源中心”，为无力请到律师的人们提供帮助。

闲聊间，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曾问王宇：“在大陆和香港学习法律，感觉有何不同？”

也在内地法院实习过的王宇给记者的答案更为详细：“在法律实践层面上，内地法院的短处是法治还不完备，长处是法治颇有生机。香港的长处是法治比较完备，短处是法治渐趋封闭。对双方而言，所谓长处、短处，是硬币的两面。”(文中王宇、刘海滨均为化名。)   

（据《法制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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