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卢斯科尼重登舞台；控枪争论中的新生力量

贝卢斯科尼（IC资料）

意大利大选：为什么贝卢斯科尼又回来了？

如果我们将时钟倒回至2011年，彼时的贝卢斯科尼似乎已经穷途末路：有关他的性丑闻正在意大利媒体上疯狂地传播，不仅炒热了“性派对”（bunga bunga）这个词，还面临着葬送政治生涯的危险。七年之后，在意大利右翼阵营当中，贝卢斯科尼又获得了“重生”。尽管由于税务问题，他目前还被禁止参加选举，但是他的影响力已经为他掌控的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争取到了足够的支持，按照目前的预测，他们将比其他右翼政党获得更多选票。

身陷各种性丑闻和腐败问题的贝卢斯科尼竟然重登政治舞台，还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从表面来看这无疑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不过事实上，从更长的时间轴上来说，意大利的左右两翼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而贝卢斯科尼总是在其中能找到最合适的机遇，让他多次卷土重来。通过简要分析这些变化，就能看出许多选民不得不在这次大选中再次转向贝卢斯科尼的原因。

从右翼的角度来说，近年来快速兴起的五星运动和反移民的北方联盟对人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用《大西洋月刊》的话来说，意大利没有一个“正常的温和右翼”。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都是极右翼的政党，许多温和的右翼分子显然不想投靠左翼，但是他们又无法接受极右翼。贝卢斯科尼适时找到了这一空白并加以利用。他是最精明的政治投机分子：在他的演讲当中，他不仅提到过去他当首相时的成就，又援引部分极右翼的言论，以此来吸引右翼阵营中支持不同观点的人。他还私下与左翼政党有一定接触：意大利温和左翼日报《晚邮报》认为，尽管目前他会与北方联盟的候选人同时出现，但是只要他的意大利力量党能在议会中获得足够的席位，他就会抛弃北方联盟而与左翼的伦齐组建联合政府。这种一旦获胜就放弃同盟者而联合对手的行为，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作“inciucio”，即“秘密活动”。这样，贝卢斯科尼甚至对部分左翼政党也有吸引力。

左翼的民主党竟然也部分依赖于贝卢斯科尼，不仅是因为贝卢斯科尼拥有高超的政治手段，还因为意大利左翼内部的分崩离析。《雅各宾》刊出了一篇文章，分析意大利共产党（PCI）解体之后意大利左翼的发展历程。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意大利共产党也随之消失，在它身后出现了意大利左翼民主党（PDS）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Rifondazione Communista）。左翼民主党逐渐远离了工人阶级，慢慢吸收了基督教民主主义，在当下成为了意大利民主党（PD）。这一支随着政治中心的右转，其左翼话语已经停留在了“装饰”层面，失去了斗争的意识而着重于“管理现有的事务”。《雅各宾》认为这与意大利试图复制美国的两党选举制度，开始引入多数代表制而攻击比例代表制有关，左翼对此反思不足，使意大利民主党不得不稀释了原先左翼的许多观点。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内部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个党派始终没有足够的“政治凝聚力”。随后，这一支又过度专注于如何击败贝卢斯科尼，以至于忽略了意大利民主党的转向和五星运动的崛起。相比于五星运动，意大利左翼的这一支严重缺乏公信力，导致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意识非常微弱。在这次大选的预测中，大约有40%的蓝领工人，以及30%的年轻人和失业者都表示将把票投给五星运动，因为他们很快都接受了五星运动对社会“种姓”式的划分。总体来说，意大利左翼缺乏任何意义上的持续性，这也使他们在竞选当中落入下风。

因此，结果就是意大利民主党由于支持不足，转而希望贝卢斯科尼当选而与他们组成横跨左右的联合政府，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所在的左翼联盟则被五星运动抢走了大量选票。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雅各宾》认为伦齐仍然对形势判断有误。伦齐正试着复制马克龙击败法国右翼的方式，希望建立一个以温和派为主的政府，但是他完全低估了贝卢斯科尼的重要性，也没有意识到现在左翼对于贝卢斯科尼的依赖。随着意大利左翼进一步走向疲软，加上贝卢斯科尼在右翼中逐渐增加的优势，给这位丑闻缠身的前首相再次登上意大利政治舞台的机会。

控枪争论中的新生力量

尽管2月14日发生在佛罗里达的校园枪击案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是这起悲剧所引起的控枪争论还没有停歇。在政治层面，这一轮的控枪呼声尚未突破过去的僵局：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仍然掌握着极大的话语权，特朗普前后立场发生了大转变，使民主党和共和党人们完全摸不着头脑。因此，美国全国范围内的控枪立法进程依旧举步维艰。

但是，许多媒体都发现，这场争论在文化和舆论层面上所掀起的浪潮尤其强烈。《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特别关注了受害学校学生的力量。这些高中生亲自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州政府表示抗议，还能够熟练地运用社交媒体阵地，在推特上发起了#NeverAgain（“没有下一次”）运动，成功在网络上击败了一些极右翼人士，引起了许多议员和媒体的称赞。《大西洋月刊》指出，这所高中的学生大多来自富裕的白领家庭，又属于千禧世代和后千禧世代，这就意味着他们既拥有“改变世界”的自信，认为未来的世界应当允许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又带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希望自己的坚定信念能够打破过往社会舆论的恶性循环，让时间不会轻易分散舆论的注意力。尽管控枪争论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是这一股新生力量所带来的影响，的确是美国社会活动历史上十分罕见的。

对于这种在激烈创伤之后爆发出的社会活动，也有人表示怀疑，担心这只是学生们一时的悲伤情绪所引发的。《大西洋月刊》详细讨论了伤痛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这篇文章认为，伤痛与理性冷静的社会活动并非相互排斥的，甚至后者可以用于缓解前者。这样一场惨剧正是这些学生的生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节点，他们可以选择许多方式来应对惨剧：争取控枪的社会活动是一种积极的方式，而相对而言，逃避的方式就可能留下更深的创伤。当然，他们还会需要其他的心理辅导来帮助他们渡过困难。

除了对自身的影响，这些社会活动给步枪协会带来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尽管仍然在立法层面没有见效，但是《大西洋月刊》注意到，步枪协会需要承受较强的污名化效应。许多在政治上并无特别立场的企业纷纷宣布终止与步枪协会的合作，其会员不再享受这些企业的优惠。过去，左翼也经常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在真正投票时，右翼的选票通常更加稳定，因此在文化上的动员在热度褪去之后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不过，《大西洋月刊》认为这次在推特上进行的#BoycottNRA（“抵制步枪协会”）的活动似乎很有可能会导致实际的改革发生。这种污名能否促进现实政策的改变显然是值得关注的。

总体来说，这一部分新生力量的加入对于受害者本身以及整个控枪争论的格局都产生了影响。现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遇到了不少阻碍，例如当下特朗普和步枪协会提出让教师配枪的提案就有可能借助当前的舆论反过来为增加枪支造势。《大西洋月刊》对于这种力量的形容是十分准确的：“既令人心碎，又振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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