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粽子的记忆

水草

小时候，我的家乡每到端午节，家家门口、院内都摆着澡盆，盆里泡着粽叶，飘着香气，唯独我家没有动静，母亲不会包粽子。母亲总是肩挑手挎，她的时间几乎都耗费在田间地头。到了初四晚上，她慌忙泡点糯米，洗好蒸笼，第二天天黑得鸡看不见鸡笼口时，她才开始蒸饭。我们总是很失望，她眼一瞪：“粽子不也是糯米吗？”

但是糯米和糯米能一样吗？粽子剥开后是绿色的，有一股奇特的香味，糯米饭能比吗？何况包和不包，气氛也不一样。我就发拧，不吃。母亲怒喝道：“不吃拉倒！”正拧巴着，小伙伴治国拎着两挂粽子来了，母亲忙接过，招待他坐下，治国看着我，我板着脸不说话，心里却希望他快点走，但他却不解风情，疑惑地说：“阿源，我们玩去吧？”

不一会儿三奶奶、桃花婶等都送来了，一挂两挂不等。三奶奶家的永远是沉沉的，一个顶两个，永远是糯米，不掺和任何东西，但是煮的时间长，香，瓷实，有嚼头。她颠着小脚，站在我家门口的枇杷树下，微笑地看着我们，母亲系着围裙，左手糠瓢，右手猪食桶，还陪三奶奶说话：“三奶奶，我就是学不会啊，年年不送给你，还要你一把年纪送来！”三奶奶叹道：“一年到头，吃什么新鲜的你忘记过我啊！”她慢慢地走了，母亲瞪我一眼：“死人啊，不晓得去扶一下！”

桃花婶的粽子小巧，菱角一样的，五彩线系着，棱角分明，每次都拿四五挂来，简直让人不舍得打开。馅也是五花八门的，红豆、绿豆、鸭蛋黄、干肉，还有槐花的。母亲将手在围裙上擦擦，也不怕人嫌弃，抓着她的手说：“这双手怎么这么灵巧啊，偏人长得又好！”她俩不知说了什么，惹得桃花婶拧母亲。看到我望过来，她们又恢复了严肃的样子。

母亲地里的东西种得好，平时四邻都有馈赠，所以她讨了巧，不用学。有一次她又打算泡糯米，我说：“妈，你就别瞎忙活了，反正你知道有人送！”母亲恼了，拿把鸡毛掸子要打我。年年乡邻送的粽子不能及时吃完，只好装在脸盆，漂在水缸里，倒也能保鲜。到后来，我们吃腻了，她就煎给我们吃，焦香扑鼻，别有一番风味。妹妹爱极了桃花婶的粽子，悄悄地藏了几个，结果全坏掉了。

等我们长大离开后，母亲倒是学会了包粽子，棱是棱，角是角的，还不露馅，她就得意了：“你老妈不笨吧！”每年端午前几天，她都打电话来，说粽子包好了。其实在城里，早点摊上几乎天天都有卖粽子的，到了五月，菜市场、小区里，时时能看到挎篮子卖粽子的大娘，但为了满足母亲的得意，我们总是显得很惊喜的样子。

那一年，三奶奶去世了，桃花婶随着一双儿女定居新加坡，村里的许多老人都如蒲公英一般散了。再也没有阵容强大的孩子嬉闹团，鸡犬声也少了，村子空了，母亲也是头发斑白。她不愿来城市，却又思念我们和孙辈，她学会了许多厨艺，吸引我们常回来，就像儿时那样：一见她砍柴回来，我们围上去，她总会微笑地拿出熟到酥软的山里红，或是自然开裂的毛栗子。

母亲不再煮很多粽子，周围邻居都换了。年轻一辈的，进屋就关门，看电视、玩电脑和手机，也不包粽子。每到这时节，天天都能看到快递员，他们在网上订的粽子。母亲说：“还是自己包的好，包和不包能一样吗？”说这话时，我看着她。大伙都懈怠了，不再相互送，她也没多少人好送，但她依然是欢欣的，因为我们都回来了，村里许多年轻人都回来了。过节，不就是团聚的别名吗？

晚上，门被敲响，三奶奶的孙子小三子夫妇提着一串粽子过来了，还牵着孩子，那孩子急急学步，拉得他爸的胳膊斜拉索似的，那情形就像二十年前的三子。他递烟给我，给我父亲，说：“阿源叔，回来啦？”我忙让进，母亲高兴得不知怎么招呼。弟弟从楼上下来，喊道：“老妈！老妈！桃花婶发信息来了！”

三子让孩子叫我“大爹爹”，那孩子面对着中堂上的十大元帅，拖着口水，清晰地叫：“爷爷！爷爷！”竟是京腔儿！他们在北京卖菜多年，在郊区买了房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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