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人藏书梦,大师也不例外。大师与书都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他们读书、买书、著书、藏书,书是他们可以倾心的伙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从不曾失落的家园。大师藏书的故事,让人如嚼橄榄,回味无穷。
鲁迅先生是个嗜书如命的人,在他的生活中,书籍占有重要的地位。鲁迅从15岁就开始抄书、买书、藏书。鲁迅的藏书共14000多册。在鲁迅的中文藏书中,线装古籍占了很大的比例,另外还有80多部完整的丛书。鲁迅藏书的主渠道是他自己购买,还有一部分藏书是托朋友购买。当然还有出版社和著译者赠书,如北新书局、良友图书等,都将一些新印的书赠送给他。鲁迅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与他坚持不懈的藏书活动密不可分。
黄侃先生因为爱书被世人称为“书淫”。黄侃不以为讽,反而极为喜欢。黄侃藏书达3万卷之多,他以购书为乐,每月发薪水都要去买书,有时将一个月的工资全部用于买书。一次,黄侃购《四部丛刊》2000余册,耗资430元;另一次,他一次斥1600元巨资购买《道藏》。因黄侃购书,夫人常常为生计发愁,只能暗中向娘家求助。即便如此,黄侃还是不知足,他在诗中说:“十载仅收3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
钱穆先生购书以实用为准,不为藏书而藏书。那些珍贵的版本他不要,但有时也因书商不识货而让他“拣漏”。有一次,他在无锡小摊购得《竹书纪年存真》,是本善本书,是历史学家傅斯年渴望多年而未得的珍本;还有一次,他以低廉价格购得《读史方舆纪要》,一连高兴了多日。他在北大教书的5年间,购置古籍超过5万册,薪水所得,除维持俭朴生活外,几乎全花在买书上面。可抗战后,他的5万册书由一书商保留,最终不知下落。
胡适先生藏书很多,约有40架书。胡适的藏书不作登记,都放在书架上,但需要的时候,应该到哪里去找,他记得很清楚,随手就能找到。他在写作的时候,往往同时参考好几本书作为资料,因此会同时把好几本书放在书桌上,显得很凌乱。但他不允许任何人动它们,佣人只打扫上面的灰尘,而不能移动它们的位置,因为一移动,胡适再找就要费时间了。胡适对自己的藏书虽然爱惜,但当别人向他借的时候,他都会爽快地答应。
郁达夫先生13岁的时候,从嘉兴回乡,路过杭州,没有去观赏湖光山色,而是用仅剩的一点钱,买了一大堆旧书。从此,他养成了买书的习惯,并将这一习惯保持了一生。在新加坡,郁达夫买了3000册英文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看中文书?连一本《辞海》也不买?”郁说:“9岁会作诗,18岁赴日留学,读的中文书数以万计,专攻过《辞海》,现在应该多读英文书了。”
藏书是大师之癖,然而藏书不是目的。大师藏书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装潢门面,在他们看来,好书就像一坛老酒、一壶清茶。藏之愈久,品之愈香。他们用读书来倾听,用写作来倾诉,用藏书来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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