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权力不除，奇怪建筑不止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9254人参与）进行的一项调查指出，63.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地有造型“雷人”的地标建筑。56.5%的受访者认为奇怪建筑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耗资巨大又招人反感。81.1%的受访者直言，决策者和审批者应为奇怪建筑负责。（10月30日《中国青年报》）

奇怪建筑惹人厌，连最高领导人也在强调“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此次调查结果更是击中了奇怪建筑丛生问题的实质。过去，不管民间有多少诟病，掌握权力的某些地方主官倒对奇怪建筑情有独钟，“突发奇想”的工程项目拍拍脑袋就上马了。等到要负责的时候，“形式”上常常又找不到可以为此负责的主。故而八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决策者和审批者应为奇怪建筑负责”实际折射了过去问责机制的无力甚至是造成了损失却不知该谁负责的尴尬。

梳理一系列新闻事实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反新闻”规律，不仅仅是铺张浪费的奇怪建筑，在任官员的决策失误往往很多人看在眼里，但没什么人来个公开曝光，公开批评，督促其立即反思决策问题，尽可能挽回决策损失的；反倒等到了官员落马后，各类积压已久的“起底爆料”纷至沓来，历数他们掌握权柄以来的多少过失，颇有点“秋后算账”的意味。当然，在台上的官员风头正盛，不满者投鼠忌器恐怕也敢怒不敢言。

有个典型的例子，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落马后，被新加坡规划之父戏称为“规划之神”的消息才传开了。“神”在何处？不尊重科学，不尊重常识，更不尊重专业，自个儿脑门一拍，大规划、大手笔的神作就这样下去了。正如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所说，一些地方领导把自己当成城市“总规划师”，真懂规划的专业人员反倒成了画图工具。

要不是落马了，万庆良的媒体舆论形象并不是充满戏谑意义的“规划之神”，而是能在公开场合说出“城市的主体是人，城市规划必须围绕人来做文章，人的精神就是城市的精神，人的需求就是城市规划的需求。广州要根据人的需求、人的期望、人的发展趋势来谋划城市发展”（见2011年3月24日《广州日报》）豪言壮语的充满“人情味”的官员。

可见，就目前而言，决策失误往往影响深远，纠正机制也比较滞后。官员在任时强力推动实施的工程，落马了，工程不是烂尾了，就是已建好早已放在那里“显摆”了。总之，是否有官商勾结乃至利益输送还另说，国有资产损失已经造成了，恶劣影响已然造成，此等“乱作为”又该怎样量化问责呢？还不全是“一把手”的责任，虽然“一把手”可以搞一手遮天，但班子内部那群当初违心拍手叫好的成员们，当初本该在工程上马前发挥作用的人大等监督机构，又该怎么负责呢？监督与制约权力机制的不健全甚至失灵，又该承担多少责任？

虽然决策失误终身追责制已经开始起步，但不少诚如“奇怪建筑”这样的决策如何能在程序上定义成决策失误；个人又在孱弱的制度笼子面前，承担多少罪责，同样需要有关方面的探索。但根本上，建筑再奇怪，工程再奇葩，也万变不离其宗。绝对的权力不仅导致绝对的腐败，还导致绝对的随心所欲、胡作非为。不管是“耗资巨大又招人反感”的奇怪建筑，还是已经烂尾的大楼，都在无声地演绎着绝对而不受驯服的公权力张牙舞爪的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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