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价“治堵”徒“添堵”

□李鸿文 深圳

深圳日前公布新拟定的《关于深圳停车收费政策调整的研究》，按新政策，深圳拟大幅提高停车场收费，其涨幅之大，收费之高，又一次“领先全国各个城市”。具体技术细节讨论起来比较费劲，说个直观的，深圳每一位车主每个月将多支出400元至1000元。

新方案一公布，就“立刻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各界”是否“关注”倒在其次，真正有切肤之痛的是深圳市民。据深圳本地媒体的调查，几乎所有被访市民都对新方案惊讶不已，大多市民反对提高停车场收费。深圳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起的一项投票表明，持反对意见的占83.2%。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内司委委员吴立民也通过媒体表态：不看好通过涨价来治理交通拥堵。

市民反对，人大官员不看好，是否意味着新政策将会改弦易辙呢？以我这个老深圳人的经验，可能会在某些细节上进行调整，但这些调整不过是“朝三暮四”的把戏，大幅提高收费的大方向不会改变。观察新政策公布后相关部门表态的口径，可以看出其对市民的反应早就有了预判，其应对舆情的手法也是“胸有成竹”，那就是放低身架作检讨状、反思状，而其反思的主题，不过是“公共交通应该跟上”、“决策应该更透明”这些大而化之的老话题，而避而不谈大幅提高收费的决策依据是否合理。

收费也罢，收税也罢，总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治堵”是民心所向，新政策的目标设计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以何种途径治理交通拥堵。提高收费是选项之一，深圳市的大小官员这些年频繁出国考察，具有一定“国际视野”，也许提高收费之法，就是他们出国考察带回来的成果。但是，此法“治堵”的经验中，既有新加坡式的相对成功，也有伦敦式的绝对失败，我们凭什么就断言提高收费必然能“治堵”？

要“治堵”，就得找出“堵”的原因。深圳曾经也有过不堵的时候，那就是去年的大运会期间，“天更蓝，交通更顺畅”，就那十几天，感觉城市的空气都比往常更清新。能有如此效果，是因为深圳发出了开展“绿飘带”活动的倡议，倡议一出，市民踊跃响应，党政机关更是带头少开车。官民良性互动达到城市善治，在总结大运经验时被当成城市的“精神财富”广泛宣传。但这样的“精神财富”同时也反证，大量的公车是导致城市交通拥挤的重要因素。

在刚刚公开的深圳部门三公消费中，公车支出占用的比重超过了八成。前不久深圳媒体及市人大和政协的代表委员们呼吁公开公车数量，可相关部门顾左右而言他不作实质性表态。公车数量越是神秘，越说明其有“难以告人之处”。

交通“治堵”先治公车，这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具有“国际视野”的官员们不愿让公众知道的是，那些以提高收费为手段来“治堵”的国外城市，没有一个像深圳那样拥有庞大的公车数量。而提高停车场收费标准，看起来官民平等、一视同仁，但因为公车用的是公费支出，经济手段调节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观私车，即便不提高收费标准，在高油价背景下，也会谨慎选择自己的出行方式。

所以，深圳通过提高收费“治堵”，既涉及公共决策是否公平，也涉及决策程序是否民主。如果不能从公平与民主的维度来思考，公众就有理由怀疑，此次出台的新政策，意在收费而不在“治堵”。所谓“治堵”之策，不过是给市民心里“添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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