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知晓……

日本有个纪录片《无人知晓》。纪录片的开始，是几个身着蓝衣戴着口罩的男人站在一栋白色双层小楼前。他们的任务是要徒手清洁这栋小楼。这群蓝衣人来自一家“特殊清扫公司”。从业者通常受住宅管理人以及死者亲属委托，对房屋进行清扫和消毒，并整理遗物。近年来，日本的特殊清扫公司数量大幅度增加，从2013年的326家，到2018年的5269家。特殊清扫者们也有另一种称呼，叫做“人生最后的清洁者”。他们清洁的，多是因“孤独死”去世者的居住环境。孤独死是鲜与外界及家人互动的指独居者在自家过世后，经过一段时间才被发现的事件。又称作“独居死”或“无缘死”。

孤独死虽然在所有年龄层都会发生，但在日本政府文件中，这个描述通常只出现在老龄化议题的相关报告中。由于当下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孤独死情况很多，特殊清扫公司的业务5年间增长了16倍。从无人问津的冷门产业一跃成为日本当下需求量最大的服务业之一。

死亡一词过于沉重，人们往往避之不谈。加上孤独死后的环境通常脏乱不堪，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加入到这份工作中。但有个中国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见习身份加入了一家特殊清扫公司。他叫何润峰，曾是战地记者，报道过尼泊尔内战、以黎战争、伊拉克战争十周年等重大新闻事件。和平年代的他并没有“放过自己”，他要做一些常人避之不及的事情。他说，大多数人缺乏体验，很多同情都建立在想象之上，无法转换成关心。他希望真实感受一个人最后的时光，而非以旁观者的身份提问记录。

有人问何润峰，是否抗拒拍摄这个题材的故事。何润峰说他并不抗拒孤独死，他抗拒的是由于题材过于灰暗，难以招商。下面是一段何润峰的亲身经历。

何润峰穿上了蓝色的工作服，来到了文章开头提到的白色小楼。小楼的主人是一名75岁的独居男性，名叫宫川一多。他死后三周左右被邻居发现，警察到达现场时，尸体早已腐败，楼内散发着恶臭。委托特殊清扫公司上门为宫川服务的，是死者的弟弟。

弟弟说，宫川终身未婚，基本不和兄弟来往，也不和外界接触。他就在这栋白色小楼内一件杂物房中度过了他的后半生。小楼外是干净的马路，和谐的鸟鸣；楼内却是遍地的垃圾，和被孤独环绕的恐惧感。

何润峰说，他无法想象一个人怎么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再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世界。表面光鲜亮丽的小楼里遍地狼藉，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这仅仅只是堵在正门口的垃圾床褥散发着尸烂的味道，还有遗留的体液。何润峰紧皱着眉头，时不时往外探头，试图呼吸到一口新鲜的空气。

孤独死的人，都是去世很久后才被发现，所以新人都难以接受这样的清洁工作。何润峰有些撑不住了。“这样的场景会勾起人们对生命的感慨。”

对于孤独死这件事，只有深入到他最后的居住环境中，才能明白他离世前是怎样的生活和生命状态。老人家中留有工艺品和他拍摄的照片，还存有精美的弓箭。一个生前爱好广泛的老人，为何以这样不堪的状态和这个世界告别？日本同事告诉何润峰，射箭、看DVD都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兴趣，不需要和其他人交流。收拾的东西越多，越了解到宫川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他家中还有友人寄来的贺卡信件，但都是十几年前的旧物。这说明他曾经有社交圈，但到了晚年选择独善其身，将自己和社会隔开。

特殊清扫公司不仅仅需要清洁逝者的生前环境，更需要替逝者将从前的回忆再次整理。他们已经以孤独无助的状态离开了世界，那么清扫公司能够做的，就是替逝者们保留最后的尊严和回忆。委托人（宫川的弟弟）并没有提出保留任何物品，所以小楼的物品几乎都被当作废品处理掉了。当垃圾车碾过这些充满回忆的“废品”时，也正式宣告了宫川和这个世界再无交集。

宫川的弟弟告诉何润峰，宫川生前和父亲存在芥蒂。宫川和父亲一人住楼上，一人住楼下，老死不相往来。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没人说得清楚。弟弟说，看到哥哥最后的生活状态如此不堪，自己有些愧疚，难以想象他的窘迫和孤独。他也责怪自己，如果能善意提醒一下哥哥，或许他就不会这样仓促离世。

何润峰说，孤独死很可怕，但死亡之前的存在方式更可怕。连至亲都不知道你的生活状态，不知道是否已经原谅了父亲，不知道是否已经放下了过去。一切的一切都如纪录片名一样——无人知晓。

《那些死亡教会我如何活》一书提到了对于特殊清扫这个产业和死亡的思考。“从事特殊清扫的工作，总是不得不面对死亡，我几乎每天都在思考自己的死。也因此，更为深切地感到‘要珍惜当下’。”感谢特殊清扫公司的工作人员愿意承受巨大的心灵压力体面的送走孤独者们，也谢谢他们让大众认识到了孤独死的存在，借由这个现象去发现更深层次的社会议题。死亡无法选择，但孤独可以改变；温暖可以传递，而孤独也会被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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