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土生子札记》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十六周 第三天

纽约 詹姆斯·鲍德温 《土生子札记》

像纽约这样巨大而复杂的都市，是任何一个单一的写作视角或任何一个个体所无法囊括的。自从欧·亨利发表题为《四百万》（The Four Million, 1908）的纽约短篇小说集以来，纽约的规模已经翻了一番；他的小说集的标题是对一个记者的直接回应，此人宣称纽约市只有四百人“值得结交”。可以断定，该记者在四百人中即使包含了少数族裔或劳动阶层，但也屈指可数。我昨天发现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准确地描绘了加宽的第96街，但关于分界线以北的贫穷街区，他并未告知我们一个事实，居住在那里的女孩大部分是拉美裔或黑人。想要了解这些少数族裔，我们需要去阅读其他一些作家。1960年代末，皮尔·托马斯（Piri Thomas）的回忆录《到穷街陋巷》（Down These Mean Streets）从一个波多黎各移民中的“黑肤”小孩的视角，对东哈莱姆进行了独特而复杂的描绘。他浅肤色的邻居瞧不起他，而他自己的父母拒绝接受其祖先的非洲血统。

在我上圣希尔达学校和圣休学校的八年里，每个上学的日子，我都从上东区乘坐4号公交车。车站正好在惠特尼美术馆前面，斯坦伯格就在这里举办过回顾展，公交车经过美术馆和麦迪逊大道的高档商店，然后沿着哈莱姆的南部边缘穿过城市，到达晨边高地，这是一块基本上是白人居住的地区，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和圣约翰大教堂等文化机构而闻名遐迩，在这里我们举行一年一度的圣诞游行，玛德琳·兰歌（Madeleine L”Engle）曾经描写过这里的圣诞游行。我们一个班最多有一个黑人或拉美裔小孩，给我们上课的修女和世俗教师没有一个是黑人。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学校的创建者露丝妈妈是一个浅肤色的黑人，被人当作白人。我们知道她从纽约前往加拿大成为一个修女，三十年后回来创建了自己的修道会，其主要使命就是该学校。而我们不知道的是，她前往加拿大，是因为1920年代没有一家圣公会女修道院会接纳一个黑人女性。

詹姆斯·鲍德温

《土生子札记》

作为牧师的小孩，我对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土生子札记》（Notes of a Native Son）抱有独特的兴趣，标题文章描述了他和父亲之间非常困难的关系，他的父亲是哈莱姆的一个浸礼会牧师。鲍德温在1955年发表这本文集的时候，他才三十一岁；到了1968年我购买此书的时候，该书已经入选班塔姆“现代经典”目录。在撰写此篇文章之前，我并未重读这本书，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标题文章开篇的一个场景：

1943年7月29日，我父亲死了。同一天，几小时后，他最后一个孩子出生了。一个月以前，当我们全身心等待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底特律发生了本世纪最血腥的种族骚乱之一。我父亲葬礼结束几小时后，当他静穆地躺在举办葬礼的教堂里时，哈莱姆爆发了种族骚乱。8月3日的早晨，我开车送父亲前往墓地的时候，穿过一地的碎玻璃。

似乎这些尚不足以令人焦头烂额，他又说道：“我父亲葬礼那天，是我的十九岁生日。”然后他不带感情地评价道：“当一个人策划生日庆祝的时候，自然不会想过会和一场葬礼进行竞争。”

鲍德温当时已经和父亲关系疏远很多年时间了。他当时生活在格林威治村，努力成为一个作家，在艺术家的圈子里活动；马龙·白兰度当时是一个满怀抱负的演员，是他的室友，也是一生的挚友。至于父亲，鲍德温说他“肯定是我见过的最充满怨恨的人；但必须承认他身上隐藏着某种东西，赋予他巨大的能量，甚至是令人无法抗拒的人格魅力”。

随着文章的展开，鲍德温探索了他对父亲的怨恨的根源，也描述了自己在新泽西一家餐馆近乎灾难性的情绪失控，就在这家餐馆，一个满怀歉意的女服务员告诉他“我们这里不给黑人提供服务”，而这已经是重复过很多次的经历了。他刚刚被一个工厂解雇，该工厂的大部分工人都来自南方，在这里他徒劳地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进行过抗争，当时美国东北地区的好餐馆拒绝为黑人提供服务依然十分普遍，该工厂的种族歧视甚至比餐馆的情况更加肆无忌惮。他陡然怒火上升，将一个水壶扔向这个女服务员，然后转身逃跑，他身后迅速聚集了一大帮人追赶他，试图报复，他差一点就无法逃脱。那天晚上，他说：

我无法接受两个事实，两者都同样难以通过想象去把握，一个事实是我很可能已被杀死。但另外一个事实是我已经准备好去杀人。我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我的确已经明白：我的生命，我真正的生命，危在旦夕，不是由于别人会做什么，而是由于我内心的仇恨。

像鲍德温其他作品一样，这篇文章剖析了在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内心导致仇恨的众多因素，他认为这种仇恨对受害者本人的危害，远大于对仇恨目标的危害，贫民窟商店门面的玻璃只是暂时被打碎，那些享受特权的个人和机构将会长存不衰。

导致鲍德温和家人的隔阂，和美国文化的隔阂，还有一个原因，即他在十几岁的时候认识到自己是同性恋。同他之前的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和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一样，他在二十四岁时移居巴黎，寻找一个更加自由的环境，他最终永久性地定居法国。虽然人们总是将鲍德温置于纯粹的美国背景下解读，但如果我们将其视为一个世界文学作家的时候，新的视角就会出现，当他作为一个在域外生活的美国人的时候，他获得了作家的自我意识。《土生子札记》最后四篇文章的背景都在法国。其中第一篇《塞纳河上的邂逅：黑色遇见褐色》讲述他作为黑人和作为美国人的双重身份。在巴黎，富有同情心的法国人对他屈尊俯就，这些法国人“认为所有的黑人都来自美国，他们俯仰吹号，舞步细碎，其实都已遍体鳞伤，深藏用语言无法表达的痛苦，是法兰西共和国所有的荣耀叠加在一起也无法治愈的”。他也认识了一些来自法国殖民地的非洲学生，意识到他和他们迥然不同：“他们彼此面对，黑人和非洲人，隔着三百年的鸿沟。”逐渐地，他在疏离和漂泊中找到了自己身上的美国性的精髓，在他移居法国之前从未意识到过。

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谈到美国侨民：“然而终有一天他将再次面对自己的家……时间最终带给美国人的，将是他们自己的身份。正是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旅途中，在这同一只船里，美国黑人将与自己和解，将与他之前成千上万缄口结舌的黑人和解。”鲍德温没有再回美国定居，只是在参加民权活动的时候偶尔回家看看。他和他的伴侣伯纳德·哈塞尔（Bernard Hassell）最终定居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在那里他接待了众多的朋友和艺术家、音乐家（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和妮娜·西蒙妮[Nina Simone]经常来这里待一段时间）和作家——其中包括翻译了他的戏剧《阿门角》（The Amen Corner）的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鲍德温是在法国书写长短篇小说和戏剧，这些作品经常拉开距离审视他的美国经验，正好和尤瑟纳尔的做法相反。在他经常被收入选集的短篇小说《桑尼的布鲁斯》（Sonny”s Blues）等小说中，我们能够看到鲍德温的非洲-美国-法国的写作中这种富有创造力的双重身份（或三重身份）。当时爵士乐在巴黎已经火爆了很长时间；让·保罗·萨特在他1938年的小说《恶心》（Nausea）中，利用爵士乐来为小说备受折磨的主人公洛根丁（Roquentin）带来最终的、暂时的平静，这段描写成为人们喜爱爵士乐的非常有名的文学表述：

现在，萨克斯管传来一首乐曲。我有点自惭形秽。刚刚经历了微不足道的痛苦，一种经常性的痛苦。萨克斯管在演奏四个音符。这四个音符出现了，又消失了，似乎在说：你就像我们一样，有节奏地痛苦。好吧！……我感觉有东西在挨着我轻轻摩擦，我一动也不敢动，生怕它会离开。这是我久已忘记的一样东西：一种快乐。黑人女子在唱歌。你能为自己的存在找到理由吗？或许有一点点？

鲍德温则用爵士乐让作曲家兼钢琴家桑尼和他刻板的哥哥和解。如同萨特的小说一样，这篇小说通过音乐达到一种存在主义的拯救，但鲍德温将《桑尼的布鲁斯》置于非裔美国人和纽约的复杂背景之下，从而在寓意上远超萨特。

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作家和一个侨居者，鲍德温在今天依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拉乌尔·佩克（Raoul Peck）在其2016年的杰出纪录片《我不是你的黑人》（I Am Not Your Negro）中强调这一点。但今天看鲍德温，甚至比2016年看鲍德温，更加贴合现实。我一直念念不忘《土生子札记》开篇的碎玻璃，但我忘记了造成这些碎玻璃的直接原因。在他父亲葬礼之后，当鲍德温在市中心“绝望地庆祝我的生日”的时候，一家哈莱姆旅馆里一个黑人士兵和一个白人警察同时对一个黑人女孩（鲍德温说，是一个妓女）产生兴趣，为之打起架来。打架的结果是，警察朝士兵开枪射击，经过流言和错误信息的放大，这则新闻导致了种族暴乱。鲍德温这篇1955年的文章，在一个可以进行思考的远距离上，异常明晰地描述了过去发生在美国的事情，他似乎在跟今天美国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在刊出的类似报道直接对话。(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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