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崛起：智性蓬勃与财务繁荣

托马斯·J.威尔逊是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第五任社长。1946年12月16日，哈佛大学理事会投票聘任威尔逊为社长，任期从1947年7月1日起。威尔逊向校长提出，一个运转良好的、高效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并不仅仅是一个“服务性”组织，它可以成为大学的一个真正创新的部门。在他的带领下，哈佛大学出版社迅速崛起，新书品种数量不断增长。

本文节选自浙江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的《哈佛出版史》，该书以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六任社长为线索，完整展现了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历程。社长们对于大学出版社与母体大学的关系、大学出版的使命和本质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探讨和追问。

[美]马克斯·豪尔著，李广良、张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276页，59.00元

托马斯·詹姆斯·威尔逊高大、坚定，高贵、友好，他来自北卡罗来纳、牛津大学和纽约市，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注入了热情的扩张哲学。很快，他就以这句话而闻名：“大学出版社只要不破产，就要尽可能出版更多学术好书。”起初他也相当警惕过度扩张的危险，但是这些警惕逐渐消失了。在战后世界的有利环境中，加上来自大学之外意外的资金支持，他领导下的出版社也有条件将这种哲学付诸实践。出版社的产量在增加，声望也在提升，累计出版了大约2300种书，包括很多重要著作。

托马斯·J.威尔逊，哈佛大学出版社第五任社长

威尔逊长长的任期从1947年年中持续到1967年年底，年出新书从68种增加到144种，年销售收入从44.3万美元增长到大约300万美元，员工从大约40人增加到115人。他接受哈佛的工作时抱着这种理解，即“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在不赔钱的情况下为大学提供服务”。不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利润增长得太快了，1967年，除去建仓库花掉的30万美元，出版社还是获得了31.2万美元的利润。

在任期的最后一年，威尔逊和他的首席咨询师、支持者唐纳德·斯科特所争取的是出版社未来四年在产出、人员和空间方面的持续增长（目标是年出新书200种），他们担心学校将人为限制出版社的“自然增长”。在这一点上，他们走得太远了，他们没有预料到离开哈佛社之后的新环境。现在看起来很清楚的是，出版社在威尔逊时代取得了极大成功，但是扩张过度，而且没有为未来做好准备。

威尔逊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历史上的地位远不仅是由于数量的增长。其他的暂且不提，他将出版社的公共关系带到一个他的前任们从未达到的高度。与哈佛教师的关系，与哈佛内外作者的关系，以及与哈佛校友和哈佛友人的关系，他都归为公共关系。他将打理这种关系视为大学出版社的两个日常问题之一，与财务并列。威尔逊将大学出版社看作大学的事业、大学不太明确的组成部分，由专业的出版人所组成，其“首要责任”是服务于母体大学。

他是第一位成为哈佛教师的社长，一直致力于把出版社和教师团结在一起。威尔逊不但在哈佛大学内部提升了出版社的声望，而且在出版界也是如此。他可以说是美国大学出版业真正的代言人，他的前任们则无此殊荣。不仅如此，他还为出版社带来了全新的格局：与纽约的商业出版公司的紧密联系。

在成为出版人之前，甚至在几家出版社工作期间，威尔逊一直呼吸着学术的空气。与教授们相处时，他和教授们都感觉很自在。1902年10月25日，威尔逊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教堂山，他的父亲长期担任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教务主任和招生主任。年轻的威尔逊不到19岁就从那里毕业了，又继续攻读法国文学硕士学位。他获得了罗德奖学金，1924—1927年在牛津度过，获得了同一个专业的博士学位。

其后，他回到北卡罗来纳教了三年法语，又对出版教育图书产生了极大兴趣，便于1930年搬到了纽约。在亨利·霍尔特出版社，他先是做外语编辑，后来成为大学部的经理。在雷纳尔和希契科克出版社，他又做了两年同样的工作。在这两家出版社，他都做到了副总裁和总监的职位。1933年，他从法语翻译的《罗曼·罗兰和玛尔维达·冯·梅森堡通信集》出版。1942年，他加入海军成为上尉，作为机库军官在 “进取”号上服役一年，1945年退役前成为中校。其后，他回到了教堂山，担任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的社长，哈佛就是在那里找到他的。

在哈佛历史学家费正清看来，威尔逊“对新的观点相当着迷，一本关于前沿主题的好稿子能够瞬间调动起他的想象力和激情”。威尔逊确实激情四射。像杜马·马龙一样，他能够激发学术思考，跟进学术发展。威尔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成功又助长了他的乐观主义。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娴熟地运用着出版社理事会、董事会和调查委员会，在主要问题上总能照他（和唐纳德·斯科特）的来，在他任期的后十年尤其如此。这些委员会的成员们似乎成为他忠实的拥戴者。这可以部分地归因于他的风格的胜利，他特别会主持会议。在管理员工方面，他不像与教师委员会打交道那么老练，起码出现了不少他未能避免的内部分裂和协调不周的情况。但是，他尊重编辑的判断，支持他们的决定。

威尔逊心软，比如他不太会开除人。不过，他也会发脾气，有时即使对哈佛教师也会发火。他跟生产经理出了名的争吵在楼道里都能远远听到。他的书桌总是堆满了等待回复的信件。1953年接替柯南特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内森·M.普西曾经写道：威尔逊“结合了卡罗来纳人的魅力、礼貌和北方人的节俭、常识”。

位于弗朗西斯大道44号的朱伊特楼，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1956年在此办公。这幢建筑曾属于富有的阿拉伯语教授詹姆斯·R.朱伊特

繁荣的原因何在？

关于魅力和礼貌，无可置疑。但是哈佛社的繁荣并非源自节俭。威尔逊时代出版社的智性蓬勃和财务繁荣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条件：

大学的新态度。虽然比其他大学出版社都晚了一步，但是哈佛大学出版社最终还是被母体大学接受了。显然，威尔逊就任的前四年，出版社都亏损了，但是没人恐慌，因为这是出版社新的董事会已经定了的。更重要的是，校方终于认识到出版企业必须有大量营运资金。简单说来，在卖书之前，你就必须支付印制费（以及薪水等其他成本）。你出版的书越多，需要提前支付的现金就越多。

威尔逊来了之后，校方允诺向出版社提供无息贷款。长期的营运资金贷款与出版社的损益表是绝对独立的。贷款是用出版社的净值担保的，主要是指库存图书。1958年，当贷款接近57.5万美元时，大学理事会停止继续给予无息贷款，但是规定出版社还是可以贷到50万美元以上，只是要付利息而已。这是董事会建议的。1963年7月，贷款总额达到100万美元，在威尔逊时代一直在这个水平上下波动。

外部条件。战时纸张、印刷和装订的紧缺结束了。这不但使出版新书更容易了，重印书也是如此——比如战争期间已经卖光或损毁了的“洛布古典丛书”。投入战争相关工作的作者们现在又开始写作了。学术图书的购买者也快速增多。1948—1968年，大致与威尔逊任期相当，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人数增长了两倍，学位学分登记者从240万人增加到690万人，住校研究生从17.4万人增加到80.8万人，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增加了5倍。同一时期，联邦政府给高等教育机构的年度拨款从5.26亿美元增长到33.48亿美元，高等教育机构在图书馆上的支出从4400万美元增长到4.93亿美元。

福特基金会。从1957年开始的七年里，哈佛大学出版社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29万美元捐赠。大多数年份是3.95万美元，哈佛社借此出版了很多单靠销售无望保本的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福特基金会共向35家大学出版社捐赠了272.5万美元。

贝尔纳普遗赠。福特基金会固然慷慨，但与另一项外部支持相比就见绌了。相隔十年去世的贝尔纳普家族的两个人为哈佛社留下了一大笔财富。

新大楼、新员工

1947年，威尔逊接任时，他感到急需两个重要的新职位——一个销售与推广经理、一个科学编辑。1948年他就找到了人。同一年，生产经理离职，一个名气更大的人接手。

威尔逊的第一位销售与推广经理是林恩·贾斯特斯·“贾德”·卡雷尔，他在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的同样职位上干得很好。1952年，年仅40多岁的卡雷尔死于癌症。威尔逊招聘了马克·萨克斯顿接替卡雷尔。萨克斯顿是一位小说家和编辑，他在威尔逊接下来的15年任期中一直在哈佛社。萨克斯顿1936年毕业于哈佛，1939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后来就在纽约的出版社里做编辑，直到他找到威尔逊说他想做编辑，但是被聘为销售与推广经理。他的妻子约瑟芬也是纽约的一个编辑，追随他来到哈佛社，成为威尔逊的执行秘书，直到她1967年去世。1957年重组后，推广和销售分为两个部门，萨克斯顿担任推广经理，洛林·林肯担任销售经理。在威尔逊时代，推广部和编辑部之间大多数时候几乎没什么协调。

首任科学编辑是约瑟夫·D.埃尔德。他来哈佛之前，在印第安纳州的瓦巴什学院教物理，同时担任《美国物理学杂志》的助理编辑。从1948年到1972年退休，埃尔德一直是编辑部一个儒雅且重要的存在。他除了编辑科学类书稿(有时也涉足其他学科)，还多方帮助其他编辑，比如教他们如何整理统计表格。

创设科学编辑职位，体现了威尔逊和理事会在出版更多科学图书上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大学出版社通常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比在“硬”科学领域做得好。战后科学繁荣，商业出版公司占领了科学出版的领域。哈佛也想获得自己的份额，从1950年开始出版两套丛书：“哈佛应用科学专著系列”和“哈佛实验科学史案例系列”。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特卸任校长前后，加盟了案例系列，成为首席学者。但是科学图书最大的增长来源于纽约的一个校外机构——联邦基金会，它有着30年的医学、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学术图书的出版经历。195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接手了该基金会的所有在版图书，包括大约60种书（理事会认为可以全部接受 )，而且之后开始生产和发行该基金会的书。截至1983年协议终止，哈佛出版了100多种该基金会的书。1952年，哈佛收购了另一套重要的科学丛书“哈佛天文学丛书”，由哈罗·夏普利和巴特·J.博克主编。该丛书由商业出版社布莱基斯顿于1940年启动，后转给哈佛社，其影响力相当持久。

1948年，伯顿·L.斯特拉顿接替阿尔弗雷德·朱尔斯担任生产经理。他在印制技术方面非常在行，曾任亨利·霍尔特出版社的生产负责人，在马萨诸塞州的印刷圈子里也很活跃，还被选为印刷协会的主席。在哈佛大学出版社，他有时会与编辑部甚至威尔逊和沃伦·史密斯发生冲突。设计师伯顿·琼斯在他手下工作了将近18年，但是二人的关系总是很僵。

1950年代，书稿的持续增多带来了编辑部的一些变革，不但聘用了更多的编辑，而且出版社在1958年任命了一位执行编辑，负责安排进度、调度书稿和部门的日常管理。

这位执行编辑就是后来担任总编辑的莫德·艾克特·威尔科克斯。她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于史密斯学院，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史密斯学院和卫斯理学院讲授英语，最终于1957年发现图书出版才是自己真正的志业。这一年夏天，她修读了拉德克利夫的出版课程，埃莉诺·多布森（那时已从夫姓改名为埃莉诺·多布森·丘尔了）在课程里讲授编辑和校对。这使她成为丘尔夫人领导的编辑部的秘书。一年后，威尔逊发现并提拔了莫德·威尔科克斯。后来，他在董事会上讲，丘尔夫人是一位天资卓越的编辑和导师，但是情况变化了，她的部门的效率已经落后于其他部门了。他创设了执行编辑这一职位。其后八年间，埃莉诺·丘尔和莫德·威尔科克斯共同负责招聘新编辑和管理编辑部。威尔逊很及时地觉察到了编辑部需要真正的重组。

哈佛大学出版社积压的来稿也使前端处理困难重重。威尔逊实际上是哈佛社唯一的 “组稿编辑”，而且在掌社早期确实审阅了很多来稿。后来他成为各种全国性组织的成员，出差也增多了，工作就落下了（这一状况最终也没有得到缓解）。1950年，在开始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主席的两年任期之前，他创设了社长助理的职位。最初，他提任了原来负责直邮广告的劳伦斯·贝尔登担任此职。1955年，贝尔登让位于彼得·戴维森，而后者很快就辞职加盟了大西洋月刊出版社。1956年9月，出版社刚搬到基特里奇馆，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做过几年推广经理的32岁的哈佛校友马克·苏立文·卡罗尔就担任了此职。

同时，在威尔逊任期的前半段，沃伦·史密斯依然是可靠可敬的二号人物，虽然这直到1954年才在职务上体现出来。这一年，史密斯被奖掖为副社长兼业务经理。除了管理库存、会计、硬件设施及其他传统业务，史密斯还负责不断扩张的 “洛布古典丛书”，以及出差至英格兰去揽来出版很多英国图书的美国版的业务。这些引进书包括 “列那狐丛书”“缪斯丛书”“阿登版莎士比亚作品集”等三套文学丛书。1957年，在威尔逊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远东旅行的五个月间，史密斯担任代理社长（保罗·巴克代理理事会主席）。关于新书的财务安排，也是史密斯与威尔逊商议，合同史密斯也会联署。

但是，在威尔逊掌社的后十年，据他讲，史密斯的 “工作范围和影响力逐渐减小了，特别是限于他监管的特定部门”。原因之一是威尔逊认为需要锻炼年轻的骨干（史密斯比威尔逊还年长一岁半）。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俩本来就不是同一个类型的出版人。当威尔逊想要开足马力前进时，谨慎的史密斯多次提醒他注意，而且史密斯的意见往往受到同事的认同。史密斯不像威尔逊那么希冀扩张，或者说在印数上不像威尔逊那么乐观。威尔逊越来越不耐烦，也不想听了。对员工来说，沃伦·史密斯在1967年6月30日正式退休之前的几年，是在他那间关着门的办公室里一点一点退休的。

转折点发生于1959年年初。那时，马克·卡罗尔担任社长助理已经两年有余，他处理威尔逊的来信，为他做调研，寻觅来稿的审稿人，这些工作使威尔逊重负释然、心存感激。1959年，他被任命为副社长。 史密斯继续担任副社长兼业务经理。威尔逊宣称，卡罗尔会与他和史密斯共同 “承担指导哈佛大学出版社走向和总体管理的责任”。除了负责其他工作，卡罗尔同时负责管理编辑业务的运作。

哈佛出版社的经典图书

威尔逊时代，哈佛大学出版社很快吸引了全国性的关注。第一个收获的季节是1948年秋季。秋季书单里的五本书登上了《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头版，包括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该书推动了哈佛大学出版社及其“美国外交政策丛书”的崛起，这一定让罗杰·斯凯夫得意扬扬，因为是他在1946年与费正清签订的合同。截至1984年，这本书修订了多次，从398页扩充到664页，售出约37.8万册，包括5万册精装版，16.7万册第二版的维京平装版，14.9万册第三、四版的哈佛平装版以及1.2万余册的日文版。这本书是研究中国历史及其与当代事件和美国政策的关系的多学科著作，极富可读性、启发性。

在令人振奋的威尔逊时代前期，哈佛还出版了以下图书：保罗·A.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1947)，该书成为 “哈佛经济学研究丛书”中的一部经典之作；西北大学恩斯特·萨缪尔斯的《亨利·亚当斯的青年时代》(1948)，作者写出亨利·亚当斯传记的后两部后，此书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奥斯卡·汉德林的游记《这曾是美国》(1949)，该书的合同是斯凯夫于1944年签订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价格控制理论》(1952年初版，1980年再版 )；威廉·本廷克史密斯编辑的《哈佛之书：三个世纪的文选》(1953年初版，1982年再版 )；霍华德·芒福德·琼斯的《1890年以来美国文学及其背景指南》(1953年初版，1959年、1964年、1972年再版)。

当时，给哈佛出版人带来最大喜悦的作者并不是哈佛的教授，而是一位做过女校校长的卫斯理学院的70岁英语作文教师——艾米·凯利。她将书稿命名为《阿基坦的埃莉诺和四个国王》。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年年初收到书稿时并不太感兴趣，甚至想要退稿，但是她拿出了2500美元的现金资助。1950年4月，该书终于出版，立即在书店卖火了，好几个月都跻身畅销书榜。所谓四个国王，是指埃莉诺的两任丈夫——法国的路易七世和英格兰的亨利二世，以及她的两个儿子——狮心王理查和约翰王。出版社和富兰克林·斯皮尔广告公司将埃莉诺宣传成 “史上最具魅力的法国女人”。最近的统计显示，该书售出约17.9万册，而且还在卖。这包括3.7万册精装版、11万册佳酿图书平装版(1959—1971)和3.2万册哈佛平装版(1971年至今)。

威尔逊时代早期，哈佛大学出版社解决了若干政策问题。

作者资助。艾米·凯利支付的2500美元一定是哈佛大学出版社从作者那里收取的最后几笔现金资助之一。出版社在马龙治下就不赞成这种资助。现在，在威尔逊治下干脆取消了。威尔逊后来称之为 “很坏的东西、危险的东西”。

《阿基坦的埃莉诺和四个国王》。这本扣人心弦的书在1950年将哈佛大学出版社推上畅销书榜

审读费。早先，作为对学术的一种服务，哈佛教授免费评估本校出版社的书稿。根据理事会的决议，斯凯夫支付他们10—25美元或赠送出版社样书。1947年威尔逊时代开始时，哈佛大学理事会根据出版社董事会的建议，将支付给非董事会、理事会成员的哈佛教师的审读费定为最高20美元。董事会、理事会成员无审读费。随着时间的变化，上限多次提高，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达到了100美元。

纪念文集。1950年和1954年，理事会两次决议反对出版纪念文集。其后，哈佛仅出版了很少几种缘起于对个人的纪念的文集，但是原则是该书必须有其自身价值，而且不得称为 “纪念文集”或有所误导。

教材。此前，哈佛大学出版社并没有关于教材的明确策略。理事会于1950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投票后决议，哈佛大学出版社不成立教材部门，而且如果需求已经被商业出版公司满足了的话，一般不考虑出版用于大中小学课程的教材。33换句话说，他们决定不进入竞争激烈、使用量大、利润丰厚的来源于二手材料的教材的市场。不过，理事会说他们会考虑商业出版公司不会出版的教材，即“可以被学院或大学采用作为深入讲授的文本的教材或图书”。因为哈佛社虽然退出了大体量的教材市场，但并未排除可以用于教学的一些图书的出版。

1950年，即《埃莉诺》出版的那一年，哈佛出版了赖世和的《美国与日本》。那一年，赖世和年届40，成为远东语言学的教授。由于日本在美国占领期间及其后逐步有所改变，赖世和在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期间出版了第二版(1957)，在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期间又出版了第三版(1965)。该书售出约17.2万册，包括2.6万册精装版、8.8万册维京平装版以及约5.8万册日文版。

《美国与日本》1965年版

通过费正清和赖世和的著作以及 “美国外交政策丛书”的其他品种(关于墨西哥、印度、意大利等)，哈佛大学出版社以其他出版社从未企及的程度影响了美国人对外国人的理解。这一贡献还推动了哈佛文理学院战后四大外国研究中心的建立。第一个是1948年成立的俄罗斯研究中心，接着是中东研究中心、东亚研究中心和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中心的研究者们都长于著书，而且都在哈佛出版。

1950年，随着艾利克斯·英克尔斯《关于苏联的公众意见》的出版， “俄罗斯研究中心丛书”启动。1960年，该丛书的第37种———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苏联集团》出版，并被列为 “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丛书”的第一种。不过，俄罗斯研究中心影响力最大的书恐怕还是政府学教授、理事梅厄·范塞德的《俄罗斯是如何统治的》，该书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生。

与费正清、赖世和的书一样，《俄罗斯是如何统治的》也是哈佛出版的经典之作。1953年初版，1963年再版，范塞德时任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此后很快担任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两个版本共售出7.6万册———皆为精装版，因为销售稳定，威尔逊不允许出版平装版。1972年，范塞德去世，来不及再行修订了。(1979年，哈佛出版了杰瑞·F.霍夫的修订版，标明 “霍夫、范塞德著”，书名为《苏联是如何统治的》。)

费正清主持的 “哈佛东亚研究丛书”于1959年启动。该丛书截至威尔逊时代末期共出版了31种，截至1980年则三倍于其数。该丛书并非以其中的畅销书或 “经典”而闻名，丛书本身即为经典。费正清曾说过：“在现代中国这一新领域，我们需要以学术专著为基础来进行历史的思考。”东亚研究中心是 “一个可以帮助作者把论文变成书的机构”。这种出版形式并不常常令出版人兴奋，但会令创新的学者兴奋。中心先于其他大学进入这个领域，全美范围内关于中国的书稿一度任其挑选。费正清认为 “编辑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他组建了由伊丽莎白·M.马西森带领的大型编辑团队。必要的资助主要来自福特基金会等外部资源，包括向出版社支付的图书补贴。

1950年代早期，哈佛大学出版社在外交领域崛起之时，在其他方向也多有尝试和建树。

在社会科学领域，哈佛出版了塔尔科特·帕森斯和爱德华·A.希尔斯编辑的《迈向一般的行动理论》(1951)。该书大部分内容非常难读，然而它还是以综合了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而闻名。该书卖了30年，售出1.1万册。

在美国史方面，哈佛于1951—1954年隆重出版了八卷本《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书信原件赠给了哈佛学院图书馆。项目主编埃尔廷·E.莫里森和副主编约翰·M.勃鲁姆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系。勃鲁姆还为哈佛写了一本小书——《共和党人罗斯福》(1954)。《书信集》和勃鲁姆的书使西奥多·罗斯福重新引起了关注。

1953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第三次获得普利策奖——大卫·约翰·梅斯以其出版于1952年的两卷本《埃德蒙德·彭德尔顿传(1721—1803)》获此殊荣。梅斯是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位律师，与哈佛没什么交集。彭德尔顿是弗吉尼亚的律师、法官、州长和爱国者，一位被忽视了的美国建国之父。威尔逊想出版这本书，但是无从筹措成本。结果梅斯承担了7044.09美元的生产成本和一部分广告成本，并拥有版权、获得收入，然后向哈佛社支付定价的25%(乘以销售册数)作为佣金。该书共售出1684册，作为一部普利策奖获奖作品，确实是太少了。要是《埃德蒙德·彭德尔顿传》在三四年之后出版，那它可能就被归入贝尔纳普品牌了。(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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