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庆：人类与瘟疫的不懈斗争

瘟疫即流行性传染病。当世著名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曾指出，传染病是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微生物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之一，传染病是微生物与人类相互作用的结果。致病微生物引发的传染病曾导致人类的大量死亡，甚至造成国家的衰落、文明的消亡，微生物也塑造了人类文明与人体自身。同时，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深刻影响人类与微生物之间的平衡。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类对如何与微生物相处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并在控制传染病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瘟疫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冲击

回顾人类与微生物之间的关系和共同演化的历程可见，自人类社会早期开始，瘟疫就是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因素。随着农业文明的进程，人类与驯化动物、家禽的接触更加密切，扩大了微生物、寄生虫的传播机会。早期城镇卫生状况恶劣，为病原微生物的传播提供了机会。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伴随古老文明中心的发展，天花、白喉、流感、水痘、流行性腮腺炎等传染病迅速地在人类之间传播。传染病的流行不仅危及个人的健康和生命，同时也影响到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瘟疫抗争的历史。

1.传染病是导致古希腊、罗马衰退的重要原因。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几度遭到瘟疫的袭击。在这场瘟疫中，四分之一的雅典军队官兵因染病身亡，连当时的执政官伯里克利也不能幸免。瘟疫的侵袭削弱了雅典军队的战斗力，最终使古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失去了光泽。

从公元165年开始，罗马帝国发生疫病，在小亚细亚和欧洲大部分地区肆虐时间长达15年。据历史记载，瘟疫一天造成多达2000罗马人死亡，并蔓延至莱茵河，甚至感染了帝国边界之外的日耳曼人和高卢人。马可·奥勒留皇帝为躲避瘟疫也离开了罗马，并在孤独的时光里安慰自己，写下了著名的《沉思录》。不过最后他还是没能躲避开瘟疫的侵袭，也死于这种疾病。

2.传染病对中世纪欧洲的打击。公元6世纪发生于东罗马帝国的鼠疫大流行，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流行严重时每天死亡万人，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800年后，一场破坏更大的瘟疫再次光顾欧洲，几乎毁灭了当时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从1347年至1352年，瘟疫从中亚传播到中东，然后又陆续侵袭了北非和欧洲，几乎主要的欧洲城市都遭受到瘟疫的袭击。这场被称为“黑死病”的大劫难，不仅使社会经济生活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而且在人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黑死病”使欧洲人相信，所谓的末日审判即将到来，于是，赎罪情结触发了鞭刑运动，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卷入自我鞭挞和自我戕害的行列，成群结队半裸男女互相鞭笞，以此谢罪。当时，也有人认为，是女巫勾结魔鬼对牲畜施法而引起的瘟疫，这种看法导致了欧洲一些地区的虐杀“女巫”浪潮，大批被认为是“女巫”的人被施以酷刑，甚至被烧死。瘟疫导致劳动力的大量损失，极大地削弱了农业、手工业生产，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过，黑死病的威胁也催生了一些抵制瘟疫的措施：政府通过颁布法令和法规，建立海港检疫，对有传染嫌疑的房屋要进行熏蒸和通风，衣物被单等全部焚烧，严禁死尸暴露街头，加强水源控制等，来遏制疾病的传播。

3.天花成为欧洲殖民者的帮凶。天花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埃及、印度、中国等文明古国都曾遭受过天花的侵袭。现代考古学家从公元前1157年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木乃伊面部发现有天花痘疮结痂的痕迹。但直到公元1500年之后，天花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才凸显出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人对美洲的殖民入侵期间，将天花带到美洲，致使在美洲大陆暴发了长达8年的天花大流行。

1518年，西班牙军队进攻阿兹特克人的重镇特诺克替兰（即现代墨西哥城）的关键时刻，特诺克替兰暴发了天花，阿兹特克首领及许多军士因染上天花而死亡，阿兹特克人陷于一片惊恐之中。西班牙人因此一举攻克并摧毁了阿兹特克的首府。显然，如果不是天花侵袭阿兹特克人，西班牙人不可能轻易在墨西哥取得胜利。从公元165年开始，罗马帝国发生疫病。据历史记载，瘟疫一天造成多达2000罗马人死亡，并蔓延至莱茵河，甚至感染了帝国边界之外的日耳曼人和高卢人。17世纪法国画家尼古拉斯·普桑的名作《阿什杜德的瘟疫》，生动描绘了瘟疫流行时罗马帝国城市腐尸遍地、路人掩面的惨状（资料图片）

疾病的流行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员的死亡，它所产生的心理效应影响更甚。在人们尚不明了疾病流行的真正原因之时，那些能左右人类命运的瘟疫被认为是天神对人间的惩罚。在瘟疫凌虐印第安人之时，西班牙人却安然无恙，致使印第安人感到入侵者的肆意妄为似乎获得了天神的恩准，因而消磨了抵抗意志。

欧洲人带来的天花，并不只是限定在墨西哥境内，而是不断蔓延。1520年，天花传播到危地马拉，1525年至1526年侵入印加帝国。印加国王在征战途中死于天花，他所指定的王位继承人也染病身亡。正当帝国因王位纷争而摇摇欲坠时，西班牙人侵入库斯科（今秘鲁境内），占领了印加帝国，并在当地大肆掠夺和屠杀，印加人因遭受疾病的困扰而丧失了抵抗力。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历过很多场瘟疫灾难，其中黑死病无疑是最严重的瘟疫之一。这场瘟疫使得欧洲2500万人丧命，也改变了欧洲甚至世界的发展进程。图为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最繁华的格拉本大街的黑死病纪念柱，这座巴洛克风格雕塑的代表作，有着重要的纪念意义（袁亚新 摄）

4.霍乱流行：殖民、商贸的风险。霍乱是一种急性胃肠道传染病，病死率一度高达50%—70%。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全球出现过七次大的霍乱流行，其影响地区之广泛，感染人群之众多是历史罕见的。

现代医学认为，霍乱是一种流行于印度恒河三角洲的古老疾病。自古以来，印度的朝圣之旅以及节日庆典都吸引大批信徒聚集到恒河下游，朝圣或参加庆典的人们很容易染上霍乱，并将此病带回到家乡，形成地方性的流行病，严重时甚至会造成人口毁灭性的灾难。19世纪初，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活动改变了霍乱往日的流行模式。一方面，随着英国军队在印度北方边境的作战，军队把霍乱从加尔各答带到战场，并传染给尼泊尔人和阿富汗人。另一方面，在1820年至1822年间，英国商船将霍乱带到了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各国、中国和日本。

5.旧病复燃与新发传染病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传染病已经基本被消灭，剩下的部分也可以通过免疫和抗生素得到控制，医学界转向攻克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然而，在20世纪末，人们惊讶地发现，传染病的危害依然存在。由于人们滥用抗生素，导致不少病原体发生变异、产生抗药性，致使已经获得了控制的疾病死灰复燃，如耐药结核杆菌的出现。同时，新的传染病也在不断出现，例如库鲁病、军团病、艾滋病、拉沙热、埃博拉、疯牛病、SARS等，再次向全世界敲响了要高度重视传染病的警钟。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同传染病的斗争远没有结束，任何忽视传染病防控的观点都是有害的。

二、人类对传染病的认知历程

1.对传染病早期探究。人类早期把瘟疫归之于超自然神力的影响。古希腊医学家试图探寻传染病与自然界外在因素的联系。中世纪瘟疫的肆虐在给人类造成灾难的同时，也引起人们对这类疾病的深思。在长期与瘟疫交锋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一些疾病可能是随某种传染物而扩散的。

1546年，意大利医生把传染病的传染途径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单纯接触传染，第二类为间接接触传染，第三类为远距离传染，并把传染源解释为一种小粒子，是人类感觉器官感觉不到的东西。遗憾的是，当时还未发明显微镜，这种观点不能用实验观察来证实，因此没能被更多的人接受。

2.细菌理论的建立。17世纪，显微镜的发明与应用，使得人们观察到一些微小生物，如细菌、螺旋体、滴虫等，直到19世纪，法国科学家巴斯德才首先将细菌与传染病联系起来。巴斯德关于细菌与传染病之间联系的研究为现代传染病理论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病原菌理论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另一位学者是德国细菌学家科赫。1877年，科赫拍摄了第一张细菌的显微镜照片并发明了革命性的细菌培养技术。科学家们应用这一技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几乎已分离出所有的常见致病菌。

在巴斯德与科赫成功的鼓舞下，许多科学家投身于病原微生物学的研究，诸多病原体被陆续发现：1878年发现了回归热的病因，1879年发现了淋病的淋球菌、麻风杆菌，1880年发现了伤寒杆菌、疟原虫、链球菌、葡萄球菌、肺炎双球菌，1882年发现结核杆菌、炭疽杆菌，1883年发现白喉杆菌、霍乱弧菌，1884年发现破伤风杆菌，1887年发现脑膜炎双球菌，1894年发现鼠疫杆菌， 1897年发现痢疾杆菌等。

3.病毒性疾病的发现。19世纪末，医学家们还未找到那些最常见的流行病，如麻疹、脊髓灰质炎、天花、流行性感冒等的病原体。由于传播这些疾病的生物太微小了，即便是在当时分辨率最高的显微镜下也看不到，于是用“病毒”一词来指这些微小的“感染因子”。1928年，美国医生用黄热病病原体感染猴子获得成功，并阐明了其传染因子是可滤过病毒。黄热病因此成为人类认识的第一种病毒性疾病。

由于病毒必须寄生在其他生物体上，因此研究起来非常困难。20世纪30年代电子显微镜发明之后，病毒研究有了长足进展。1939年科学家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烟草花叶病毒的形态之后，“病毒”一词的含义从“致病毒素”转变为一类更小、更简单的微生物“实体”。

长期以来，人们只看到微生物的致病作用，没看到微生物的生理作用。近几年由于生物学的发展，现代各种高科技技术的应用，以及药物对宿主微生态平衡的影响，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正常微生物存在的普遍性、必须性和重要性。从本质上看，在正常情况下微生物对人体是有益的、必需的，致病性是偶然的。有学者从生态学出发研究人体与微生物的生态平衡和失调作用，提出防病治病的目的应是扶正祛邪，校正生态失调，保持生态平衡的观点。微生物的致病性取决于宿主、环境和微生物自身三个方面。抗菌直接消灭病原菌，同时也消灭了正常的微生物菌群，而现在的观点是一方面设法培养自身的抗体，一方面借助正常生物菌群之间的拮抗作用，间接消灭病原菌，这也正是中医所说的扶正祛邪观点的一部分。

三、防治传染病的努力

1.隔离与检疫。面对瘟疫的侵袭，人类不会坐以待毙，不断探索着各式各样的防疫措施和治疗方法。经验告诉人们，接触某些病人可以染上相同的病症，所以古人很早懂得隔离麻风病人可以避免染病，隔离病院最初就是为麻风病人建立的。从14世纪开始，欧洲一些城市引入海港检疫以预防鼠疫的侵袭。1348年威尼斯市建立了第一个海港检疫机构，未经检疫不许可疑船只和旅客入港。1377年，拉古萨建立观察站，对来自感染地区的旅客和商人隔离30天，后来又将这一时间延长到40天。在17世纪的欧洲，防疫线成为预防疾病在居民点之间迅速传播的标准方法。此外，隔离病院的性质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在英国，地方当局授权强迫鼠疫患者的全家禁闭家中。被怀疑染病的人家标上记号，由民兵贴在外面，以防止全家出入。此外，死者的所有衣褥被焚，法律还允许地方当局提高地方税收以支付强迫隔离的费用。图为1918年，美国用以隔离治疗流感患者的“方舱医院”（资料图片）

2.化学疗法的创立。16世纪，欧洲医生开始大量使用矿物药，医药化学也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不过，直到20世纪初，德国医学家艾利希才真正开辟了化学疗法的新领域。

1904年，艾利希开始通过改变砷化合物的结构，来观察哪些化合物可以用来杀灭病原微生物。1909年，在艾利希实验室工作的日本人秦佐八郎发现“606”号药品是一种可以杀灭梅毒螺旋体的有效药物。经过反复多次实验后，艾利希于1910年宣布了这一重要的发现，成为人类运用化学疗法治疗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1927年，德国医学家多马克从1000多种偶氮化合物中发现了一种橘红色化合物对治疗小鼠链球菌感染特别有效。他将这种化合物命名为“百浪多息”。第一个接受这一新药物治疗的是多马克自己的女儿。她的手指因划破而感染，病情危重，用药后奇迹般地康复了。百浪多息的发现使医生们找到了治疗链球菌感染引起的败血症的药物，使这种疾病的死亡率迅速下降到15%以下，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不久，科学家发现百浪多息的有效成分是磺胺，于是，磺胺很快就代替了百浪多息。青霉素的发现为人类同传染病的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图为1943年，美国一家青霉素工厂在做青霉素动物实验（ 新华社发，资料图片）

3.抗生素的发现。1929年，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菌可溶解葡萄球菌，由于缺乏有效的提取技术，青霉素在发现后的10年里一直未显示出其治疗价值。直至1940年，牛津大学病理学系的弗洛里在生物化学家钱恩的协助下才成功地提取出青霉素。1942年，美国第一个接受青霉素治疗病人获得良好效果。青霉素的成功轰动了全世界，在二战期间挽救了无数伤病员的生命。因此，人们将青霉素与原子弹、雷达一起并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三大发明。在青霉素研究的同时，1944年，美国医生经过临床实验，证明了链霉素是治疗结核病的有效药物。链霉素的发现，不仅标志着抗结核杆菌药物的一个转折点，同时还促进了更多的科学家从事新的抗生素发现工作，形成了寻找抗生素的热潮。不久以后，放线菌素、土霉素、金霉素和新霉素相继问世。

目前，人类已经发明了对付细菌感染的抗生素超过百余种，而且还在继续研究开发新的抗生素。不过，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用，抗生素的疗效却逐渐下降。由于滥用抗生素造成的抗药菌株的迅速增加日益引起医学界的关注。有证据显示，微生物适应环境的能力要大大超过人类发现消灭它们方法的能力。因此，应当正确地使用抗生素，防止滥用抗生素，让抗生素更好地为增进人类健康服务。

4.疫苗的发明与功效。中国人早在16世纪，甚至更早些时候，就已经发明用种人痘的办法来预防天花。显然这项技术具有较好的效果，以至于中国周边国家都派人到中国专门学习种人痘的技术。后来，人痘接种术传到阿拉伯，又传到土耳其。1717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夫人随丈夫返回英国时，将人痘接种术带到英国。此后，人痘接种术甚至越过大西洋传入美洲，在美洲还出现了专门种人痘的医生。18世纪后应用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的方法已在西方世界得到广泛传播。

在消灭天花的历史中，英国人詹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詹纳的发明一是受到了接种人痘的启发，二是当他听说挤牛奶的女工一旦出过牛痘就不会再被传染天花后，就一直坚持研究这个问题，并在1796年开始进行牛痘接种实验。牛痘的成功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它的价值。1959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出全球范围内消灭天花的号召，经过全球各国政府和科学家的努力，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在全球范围内被消灭，成为迄今唯一的一种经过人类的努力而被根除的疾病。

自牛痘疫苗之后，科学家相继研制出麻疹疫苗、百日咳-白喉-破伤风疫苗、腮腺炎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甲肝疫苗、乙肝疫苗、丙肝疫苗、脑膜炎疫苗、流感疫苗等，成为预防传染病的主要措施，极大地保障了人类的健康。

5.传染病防治的全球努力。人们为了应对全球传染病的肆虐，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创建了许多与公共卫生有关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对传染病的控制转向国际化行动。二战之后，国际医学界展开了一系列控制疾病的全球行动：如根除天花计划、根除疟疾计划、根除麻疹、百日咳、脊髓灰质炎计划、消灭麻风、麦地那龙线虫病等。1958年，第11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根除天花决议，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人类终于在1979年彻底地消灭天花。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根除麻疹、百日咳、脊髓灰质炎计划也基本上获得了成功。

毫无疑问，在与瘟疫的较量中，人类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新的致命传染病还会不时地出现。由于人类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展而引起的微生物生态环境的变化，导致了这些致病微生物被释放到更广阔的世界去，而环球旅行的便利更是增加了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机会和速度。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也是一种文明病。经济全球化、国际资本竞争、国际贸易等对人类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在全球疾病控制方面，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主要关心自己的利益，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保健需求。因此，应加强疾病监控的国际合作，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疾病控制计划。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人类交往的普遍化，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因素日益增多，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面对传染病，应有“预防胜过治疗”的理念，要提高个人的卫生意识，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免疫力。总的来说，尽管人们依然会对突发的传染病产生惊恐，人类对于不断出现的传染病还有待深入认识，甚至不得不接受将与传染病长期共存的现实，但是也应该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已为战胜传染病提供了丰富的手段，相信科学、依靠科学，就一定能够应对各类传染病的挑战，不断提升人类的健康水平。

来源：《求是》（2020年第6期）

作者：张大庆（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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