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流感病毒人类的免疫力包括经验和教训

纪录片《埃博拉之疫》

□新时报记者 江丹

一些人初患新冠肺炎时，或许以为那只是一场普通的流感，发烧、咳嗽等症状慢慢消失即好。我们已经对流感习以为常，尤其是在冬天和春天，可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熟悉，让我们轻视了它的存在。实际上，人类与流感病毒之间的对抗持久且艰难。美国医学研究者杰里米·布朗在《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中，细述了人类认识流感病毒、抵抗流感病毒的努力和曲折，以及难得的胜利和未知的迷茫，而且人类抵御流感病毒的免疫力里，还应包括经验和教训。

千奇百怪的流感治疗方法

据杰里米·布朗的《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中世纪晚期便有了流感暴发的相关记录，而它实际上出现的时间或许会更早。在那之前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病毒是什么，只能揣测这种流行病的发生是由神秘的自然力量导致。比如17世纪的一位英国医生托马斯·西德纳姆便认为，这是因为暴雨使人们的血液中布满了粗糙的含水颗粒。因此人们会通过放血来治疗流感。

这样的流感治疗方法危险且不可思议。面对流感，今天的人们更习惯的是服用抗病毒药物，或者接种具有预防作用的疫苗。可是，放血疗法真的被广泛应用过，而且得到了当时主流医生的认可和提倡。1916年，法国北部的英国军队里，医生为患有流感的士兵实施静脉切开术，也就是放血疗法，但并未奏效。遗憾的是，医生没有质疑方法本身，而是认为失败或许是因为实施的时间太晚。

那时候，人们也看重泻药所带来的“大清洗”效果。“流感重症患者需要效用更强的泻药，如升汞，这是由氯化汞制成的。众所周知，汞是有剧毒的。”《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中写道。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初发时，网络上曾有荒诞的谣言流传，称燃放烟花爆竹产生的烟雾可抑制新冠病毒。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新鲜，1918年流感暴发时，英国西南部法尔茅斯的村民们便将他们生病的孩子带到当地煤气厂去吸煤气，“家长们认为让孩子接触有毒气体可以减轻他们的症状”。如今，没有医生会建议通过呼吸毒气的方式预防流感，它已经谈不上是一种治疗方法，而是对身体的另一种伤害。

相较于这些铤而走险的方式，另一些预防措施要温和许多，它们或许并没有什么实际效用，但起码不会造成伤害，像是“燃烧橘子皮、把洋葱切成丁来熏屋子”。这些天然有机的古老方法，至今还在被使用，而且应用的范围更广，除了预防流感，它们还被拿来消除房屋装修时的甲醛。虽然漫长的时间里诞生了那么多的科学发现，可依然无法打败人们对某种传统的执念。

复活1918年流感病毒

“流感是一种简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病毒。”《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中如是介绍。这个扼要结论的得来并不容易。

1918年世界人口总数约为18亿，而当年那场席卷全球的大流感，导致约5000万人死亡。人们见识了流感致命的威力，同时也意识到流感的预防和治愈关乎整个人类。无论是当时的科学家，还是后来的科学家，都一直努力解答这场大流感中的“为什么”，寻找原因，并找到解决它的有效方法。

“为了复活1918年流感病毒，科学家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踏遍天涯海角，在掩埋的尸体中搜寻隐藏的病毒。”1951年，年轻的瑞典医学学生约翰·哈尔丁前往气候寒冷的地球北部，试图找到1918年流感病毒的实际标本。在那片永久冻土中，埋有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受害者尸体，它们一直处于冰冻状态，可以帮助后来人尝试还原病毒。

哈尔丁在白令海岸边的一个村庄里，真的找到5具被冻土保存完好的尸体，并成功解剖获取标本。遗憾的是，病毒繁殖失败。近半个世纪后的1997年，哈尔丁决定再次回到那个村庄，继续寻找流感病毒样本，并与病理学家杰夫·陶本伯格的团队合作，成功复活1918年流感病毒，重建它的全部基因密码。

这意味着人类对流感的认识往前迈了一大步，“因为约翰·哈尔丁和杰夫·陶本伯格，我们现在知道了1918年流感病毒的详细信息，包括它的基因构建模块的序列。然而，陶本伯格认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指出，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哺乳动物会受流感病毒株的影响而有些哺乳动物不会被影响；我们仍然不知道1918年流感病毒是一种变得突然致命的已有流感病毒的重组，还是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新型病毒；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1918年的流感病毒对于年轻人特别致命，而年轻人通常是对流感最有抵抗力的群体；我们仍然不知道1918年流感大流行后的几年里流感病毒发生了什么——它去了哪里，以及为什么它变得不那么致命。尽管有很多的新发现，但也有如此之多的未知。”

集体记忆应有对历史的反思

在《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中，布朗用通俗的故事化叙事手法书写了人们对流感病毒曲折的认识过程，种种古老或前沿的治疗方式，以及它背后牵动的商业博弈，以及我们引以为豪的医学技术面对流感病毒时的无力感。对当代社会而言，流感已经不仅仅关乎生命，而对于流感，我们也理应知晓更多。

在布朗看来，“在抗击流感的斗争中，我们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知道了流感的起因”，但还无法根除流感，这也意味着“始于19世纪中叶、以抗生素和疫苗的发明为代表的医学革命”尚未完成。

除了流感，还有其他新的流行性疾病发生，比如SARS、埃博拉病毒。“这些疾病不分国界。自1918年至今，国际旅行业获得飞速发展。过去，从美国到英国需要在海上航行5天时间。今天，同样的行程，乘飞机只需要6个小时。我们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各地穿梭，我们携带的病毒也是如此。”

今天的我们已经习惯了流感的存在，但不能因此而掉以轻心。在与流感的持久战中，我们的态度也十分重要。

“在发动公众应对流感时，语言既是武器又是障碍。”布朗写道。比如强调它的流行和危险，或者使用一些专有名词取代“流行性感冒”，会帮助公众提高警惕，采取严肃认真的措施，但也有可能促使公众产生一些恐慌，甚至影响社会的运转。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错误信息和恐惧情绪的传播速度可能比病毒的传播速度更快，因此正确透明的信息不能缺席，来自科学家的警告和建议理应得到重视。

“医学是诊断和治疗疾病的艺术，也是防止历史重演的艺术。”1918年大流感之后，人类再也没有让流感病毒蔓延的规模如此之大、造成的伤亡人数如此之多。面对流感病毒，科学家未曾放松警惕。

关于流感的未来，比起盲目地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或者乐观主义者，布朗更愿意做一个现实主义者。“我相信，我们可以反思人类遭遇流感大流行的经历，利用现有的知识，采取切实的行动以防患于未然。”布朗写道。在他看来，1918年大流感应该被留置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人类的免疫力不仅来自免疫细胞，还包括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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