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开创性影集首次展示了南非种族隔离的日常现实

来源:澎湃新闻 2020-03-14 10:48 https://www.yybnet.net/

原创玛格南图片社 MagnumPhotos玛格南图片社

我们通过《玛格南成员回顾》系列，与大家分享图片社摄影师们的作品，回顾他们镜头下的经典瞬间。

本期故事，让我们一起透过玛格南摄影师厄内斯特·科尔（Ernest Cole）一批失而复得的底片，深入了解他对南非种族隔离的记录、他的生活和作品的深远影响。

Struan Robertson指出，图中记录的是换班。合约过期了的矿工站在右边，拿着自己的离职文件，穿着“欧洲的”服装。新员工站在左边，大多穿着部落的毛毯。

南非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1940年，厄内斯特·科尔（Ernest Cole）生于南非德兰士瓦的黑人小镇。他的开创性影集《奴役之屋》（House of Bondage）向世界首次展示了南非种族隔离的日常现实、羞辱和恐怖，也让科尔成为同时代最伟大的纪实摄影师之一。可惜的是，从七十年代早期开始，科尔便停止了摄影活动，后于1990年在纽约去世。

人们早就认定，科尔的绝大部分底片已经丢失。此前公认的是，科尔在离开南非的时候留下了一批底片，但他后来在美国和欧洲完成的作品也不见踪影。然后突然之间，一家瑞士银行联系上了住在南非的科尔的外甥莱斯利·马特拉萨（Leslie Matlaisane），问他是否想要取回三个保险箱里的约六万张底片。

没人知道是谁把底片存进去并一直支付保管费的，但是当时银行要求取走那批资料。马特拉萨在2017年取了出来，后于2018年把作品送到了玛格南。关于那批底片如何存入瑞士银行还有另外一则轶事，不过需要在完成调查后方可透露。

由于非法出现在白人地区而被铐起来的黑人。Julian Bahula指出，当时的法律禁止拍摄警方用手铐铐人的图片。

南非，1960年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这六万张底片从未公布于世，有的是科尔流亡海外前在南非拍下的，有的则是他从摄影界隐退前在美国完成的。通过这些底片加上科尔自己留下的笔记，我们希望解开围绕他人生的一些谜团，了解他决定离开摄影的原因，并更好地欣赏他作品中无与伦比的力量。

今天，玛格南全球授权总监哈米什·克鲁克斯（Hamish Crooks）通过下文探讨，我们对科尔的人生了解多少，以及他的作品在玛格南档案库中占有如何重要的地位。

人满为患的炎热教室里，男孩蹲着认真听课。

南非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我最早看到厄内斯特·科尔的照片是在七十年代末，当时全球对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抵制愈演愈烈，我对非洲国民大会的兴趣也越来越浓。我父亲收藏了一批摄影集，有一天，我看到一本南非黑人摄影师彼得·马古班内（Peter Magubane）的作品。他的作品以新闻专题摄影为主，让我了解到那个残酷的制度，也让年轻的我怒火熊熊。

但父亲把另一本书推到我面前，书名叫《奴役之屋》。他说：“如果你觉得那本书很震撼，那看看这本吧。”马古班内的书是对南非不公现象的一系列质问，而《奴役之屋》更有深度，读起来像是在种族隔离的疯狂世界里，一个人对人生做出的证词。

集体体检，男子成群进入医生办公室。

南非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这跟其他记者、摄影师的角度都不一样，他们百分之九十九的作品都是聚焦“他者”，那些记者和摄影师刻画的人和生活方式“非我族类”。而《奴役之屋》讲述的就是科尔本人的生活——他并非临时飞到那里开展报导，而是真正地在其中生活。

让我最受震撼的是刻画一个黑人孩子的一系列照片。他不到八岁，在小镇中心向白人男子乞讨。在整个专题里，男子毫不在乎，随口拒绝施舍，或是随意挥手，狠狠地打在男孩的脸上，好比赶走食物上的苍蝇一样平常。我想揪出那名男子，用《低俗小说》里马沙·华莱士的话来说，“让他的屁股重返中世纪。”

“求求你了，给一毛钱吧，我很饿。”夜幕降临，黑人小孩在黄金城向白人乞讨。他们或许能拿到一个铜板，不然就可能被打一巴掌。

南非，约翰内斯堡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科尔的摄影生涯始于《DRUM》杂志，这是一本开创性的南非出版物，关注以黑人为主的社会生活，并尽可能报道种族隔离问题。《DRUM》的职员不断由于违反各种关乎隔离或审查的法律而被逮捕，当时，种族隔离法规定黑人只能被雇佣成为“劳工”。而科尔是南非的第一位黑人自由职业摄影师。

1950年的《人口登记法》把所有南非人分成了四类：黑人，白人，有色人种，印度人。这样观念上的分类决定了种族隔离制度下你能得到的机遇。所以，科尔要想接触记录种族隔离的恐怖之处，就必须被划入有色人群，而他也成功了。

此后，他可以进入黑人无法进入的区域了。在这样的种族分类过程中，种族隔离制度的无情被赤裸裸地呈现了出来。黑人会漂白自己的肌肤，为的就是被官方分入有色人种，还会拉直头发，因为有一项测试是把一支铅笔插入头发——要是掉了出来，你就是有色人种，因为你的头发没那么“非洲”。

被偷东西的白人。若被黑人触碰，白人会感到生气，如果被黑人抚摸下巴就更是狂怒。这名男子便被怒火分了心。

南非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科尔充分利用了他在《DRUM》供职的机会，运用当时得到的权限更深入地挖掘自己被委任的摄影项目。他在1960年离开了《DRUM》，开始为南非的各大报纸和美联社从事自由摄影。

关于科尔（他出生时的姓是“Kole”而非“Cole”，是他的父母后来改用了更加英国的第二个写法），有趣的一点是，他总想着要做出一本书。即便是在做小项目、小任务的时候，他也会思考那些照片该如何融入其他作品中。

吉尔斯·佩雷斯（Gilles Peress）、阿巴斯（Abbas）等许多其他玛格南摄影师也是这样工作的——影集是真正传达个人理念的唯一方式，比杂志里有页数限制的一则故事要更为有力。

客人与母子。

南非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在《厄内斯特·科尔：摄影师》（Ernest Cole Photographer）一书中收录有科尔用打字机打出的一篇自传。文章中，科尔提到亨利·卡蒂尔-布列松的《欧洲人》（The Europeans），这是他视为目标并向之看齐的一本书。这很有意思，因为卡蒂尔-布列松重形式大于内容，而科尔更看重内容而非形式。并非是说他的照片没有美的形式——跟大多数玛格南摄影师一样，他能拍出很美的照片——但对他来说，主题才是关键。

科尔似乎属于五十年代南非中产黑人的世界，住在当时知识分子聚居、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区的索菲亚镇（Sophia town）。就跟二十年代的哈莱姆区文艺复兴一样，五十年代的索菲亚镇是黑人文化和智识蓬勃发展的中心——抵达城市的农民正是在这里经历了昙花一现的创意碰撞。后来，种族隔离政策将现存的不公合法化，索菲亚镇便被摧毁了，这也是意料之中。

Struan Robertson指出，这家银行位于他和科尔开设工作室的大楼里。黑人和白人有不同的柜台。

南非，约翰内斯堡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种族隔离有效地让受过教育的黑人与有色人种开始遭受驱逐。也就是说，他们可能被赶出自己的家门，被运往从未去过的“家乡”。科尔一家的房子也被毁了，他们原本拥有自己的房子，后来却沦落到需要交租，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穷困成为新的常态——突然之间，他们开始饿肚子了。

除了科尔以外，一大批记者、作家和音乐家都经历了这一切。纳尔逊·曼德拉也属于那一代人，无数受过教育的黑人在一夜之间迎来生活上翻天覆地的改变。许多人开始流亡，有些人则陷入了沮丧绝望的深渊。

高峰期的Doornfontein火车站。无需赘言，图片已充分刻画了种族隔离的真实情况。

南非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到了1966年，科尔已经越来越难在南非开展工作。他得冒着很大的风险才能拍下一些作品，其中许多可能会让他面临终身监禁，尤其是那些记录监狱或矿井里人们经历不人道的体检或其他羞辱行为的照片。而他之所以能拍下那些照片，多亏了一些智取的方法。

显然，他学习了伊安·贝瑞（Ian Berry）等摄影师的做法，学会如何迅速抓拍，这样才能在被发现之前藏起相机、拍好照片。我怀疑，他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有色人种身份，才能进入各种各样的地方。南非是个非常“本质主义”的地方，而在当时，白人不会想到他可能会跟“黑人”感同身受，或者说有让色人种看到黑人受到虐待是件奇怪的事情。

佣人也有爱的资格。抱着孩子的女人说，“我爱这个孩子，虽然她长大后也会像她母亲一样对待我。但是现在，她是无辜的。”

南非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六十年代中期，他经被捕了好几回，其中最著名的几次是涉及他对南非黑人抢劫白人的记录——有人说，这是促使他离开的导火索。那帮扒手被抓了起来，警方知道科尔拍下了他们的照片，也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拒绝检举他们。除此以外，科尔还拍下一位白人警官下班后跟黑人女子聊天的情况，这让警方很不满。科尔进退两难。

到那时，他已经担心身边被安插了间谍，也开始怀疑身边跟他一起工作的“记者”。他的办公室里有位据说来自南斯拉夫的记者，后来他得到秘密消息，那其实是一位南非警察。我想，另一个导致他离开的关键性因素在于他真的很想做出一本书，而这本书是不可能在南非出版的。他深知这一点。

报纸是她的地毯；装水果的板条箱则是桌椅。

南非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1966年，他离开南非，靠着要去卢尔德朝圣的借口拿到护照。由于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还是有色人种，这个方法奏效了。他就此离开，带在身边的底片后来出版成了《奴役之屋》。此前，他已经主动把部分底片寄给了海外的朋友，比如约瑟夫·莱利威尔德（Joe Lelyveld）。

科尔知道玛格南，他在文字里也清楚提到过玛格南摄影师以及他们的书，很可能从那些富有深度的作品里看到了相投的志趣。到达巴黎后，他便开始寻找玛格南摄影师，认识了马克·吕布。吕布没时间见他，但推荐他去伦敦。

在伦敦，科尔见到了玛格南在英国的代理人约翰·席烈森（John Hillelson），日后正是后者建起了玛格南的伦敦办公室。席烈森看到《奴役之屋》的作品并深受震撼，便立马致电玛格南的巴黎和纽约办公室，说他们必须给这本书找到出版商。

《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 ）马上买下来并将其出版。《生活》杂志接下了美国的出版事宜，世界各地的杂志也纷纷抛出橄榄枝。

Struan Robertson和其他人指出，城里的长凳只有白人能坐，上面也刻有这样的说明文字。约翰内斯堡没有“黑人专供”的长椅，黑人只能坐在路牙子上。

南非，约翰内斯堡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1967年，《奴役之屋》在纽约出版，一年后在伦敦上市。这本书在南非被禁了，当时的人们就算对科尔有印象，可能也只认为他是个给大众杂志拍照的人……人们对他的作品认识甚少。他在欧洲、在流亡海外的南非人群体中要远更有名。

这本影集第一次让大众真正了解到南非的情况。当时，反种族隔离运动达到高潮，大部分人却普遍对这个国家的现状视若无睹。极少影像资料成功流出南非，而这本书改变了一切。

《奴役之屋》，以及后续的一系列彩色增刊和全球各地的杂志文章，让种族隔离真正进入大众视野。

美国，纽约，哈莱姆区，1970年前后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科尔本人似乎从未对这本书感到满意，而我们现在只能从他的笔记和信件中找出信息，弄清真相。我想，他是希望展示出更多真实的南非日常生活。但是，最后出版的影集更多地是聚焦了南非黑人和南非白人之间的关系，主题放在了种族隔离，从开头到结尾都是一场暗流涌动的高声控诉。

其中的政治意味已经很强，但我认为，他想做到更多，想做一本有更多叙事内容、引入更多背景介绍的作品。这是我感觉他想要实现的目的，但世界并不允许。书里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控诉。

雪佛兰黑斑羚。

美国，1970年前后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从年轻时起，科尔就像一位典型的玛格南摄影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作品应该得到怎样的评价，以及人们应该通过怎样的视角来看待它们。在我看来，从这个方面来说，他跟尤金·史密斯（Eugene Smith）这样的摄影师最接近。

要是人们说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黑人摄影师”，科尔想必会回以痛斥。这不是他希望的，他想成为最优秀的摄影师，没有任何限定。这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议，白人摄影师认为他是个自视甚高的黑人，黑人摄影师认为他看不起他们的成就，所以才不满足。在职业上，他陷入了很微妙的境地。

美国，1970年前后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影集最终出版后，福特基金会给科尔委托了一个长达三年的长期项目。项目大纲就是，“在美国南部完成《奴役之屋》。”我无法想象他当时的情景。走出舒适区、让摄影师拓宽经验是一回事，但是，要派一个来自南非、刚刚来到美国的23岁黑人千里迢迢去到适用吉姆·克劳法的南部，完成“美国黑鬼”项目？

许多伟大的摄影师都常常被要求以另一个角度或是在另一个地方，再现他们最优秀、最激情澎湃的作品，这也正是科尔曾经或许苦苦挣扎的地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反对种族隔离是科尔的生活常态和工作内容，这是他深深了解的体系和生活。但是，无论看起来有多么相似，把同样的深度和激情投射到另一个项目上都并非易事，很多人都曾失败。

美国，1970年前后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在玛格南和其他许多深入求索的纪实摄影师身上看到无与伦比的专业精神；在可能无法投入同等激情的故事上，他们也能做出富有深度的作品。科尔的一些笔记让我了解到，他或许并不认为民权运动与己相关，这可能是导致他日后摄影生涯终结的一个因素。

福特基金会项目的第二部分是记录“都市黑人”。新近发现的一批底片里有数千张摄于纽约，这些可能都出自福特的那批委托工作。他们真的不理解科尔的无能为力。《奴役之屋》前后花费十年，而要让他以一个外人的角度，在不了解社会背景的情况下做出类似的作品？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南非，Mamelodi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对那批纽约作品做了一点编辑，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摄影师享受来到新城市的时光，到处认识新的人和价值观，即便他在笔记里对某些方面流露出了讽刺的态度。对于纽约生活中那些在种族隔离的南非被视为禁忌的东西，他也显然充满兴趣。大量的照片刻画了跨种族情侣、反政府抗议活动和蓬勃发展的色情产业，正如最近播出的剧集《堕落街传奇》（The Deuce）里描绘的那个年代。

想要拼出科尔的生活全貌，就得从各种轶事传闻中收集筛选事实。当时见过科尔的其他摄影师说，他开始跟“一群不良人士”混在一起，但我对此存疑。什么是不良人士？可能他只是主要跟非裔美国人和生活在美国的非洲人来往，不然他还能做什么呢？毕竟，经历过种族隔离的他不太可能跟白人走到一起，更别说是做朋友。

非洲人可能不在城市的酒吧里喝酒，但可以在街旁买啤酒喝。星期五下午的酒铺外，人群散去后的景象。

南非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其他摄影师也对他的作品提出了一些批评。他们质疑他的南非作品和美国作品之间存在质量差异。科尔得不到认可，或许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外，美国的职业圈子对于新人或新贵向来不留情面。科尔生性腼腆，却跟纪实摄影界最优秀的人走到了一起，还能接到并完成近乎梦幻的委托，这或许都让思乡情切的他倍感压力。他或许曾享受纽约生活，但他也始终有一颗想回家的心。

我们了解到，他一度申请过南非护照，但是最终被拒了。自那以后，他知道他或许再也无法归家。他成了无国籍人士，在1969年后开始旅居瑞典，常常跟Tiofoto合作。年轻的科尔很自律，在南非从不喝酒，这在当时的黑人或白人记者中都颇为少见。但是到了美国，他开始喝酒。

南非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从1972年开始，科尔渐渐暂停摄影活动。对我们来说，那个阶段他的生活已经成了谜团，但清楚的是他停止了工作，也不再管理自己的档案。随后便是流落街头。关于这段生活，我们无从得知更多的信息，只是努力希望拼出更全的面貌。

从六十年代末的瑞典时光，到1990年他因癌症在纽约的医院去世，我们知道的是，在人生最后的几个月里，他曾跟一位流亡的南非医生一起生活，但至今也没有更多其他的细节了。

南非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对我来说，他在《奴役之屋》中强有力地记录了人类境况，随后却近乎消失，这是摄影界的一大悲剧和损失。每当人们问起“纪实摄影如何改变世界”的时候，那个愤世嫉俗的我总会想起“全民公敌”的查克·D的一句话。

人们问，他的音乐能否改变世界，他说，“我的音乐要能改变世界，唯一的方式就是把我的黑胶唱片送到白宫，然后把它们狠狠地砸在一些人的脑袋上。”同理，摄影不会改变现状，但偶尔会有几本书——比如菲利普·琼斯·格里菲兹（PhilipJones Griffiths）的《卷入越南》（Vietnam Inc）和科尔的《奴役之屋》——能够改变你对某些事物的认知。

美国，纽约，哈莱姆区，1970年前后

Ernest Cole | Magnum Photos

要是考虑到玛格南档案库的规模，从数量上来说，新加入的这批作品不算很多。但非常有趣的是，在玛格南的档案库中，老实说，其实并没有多少作品是摄影师真正投身亲历摄影内容的。往往，我们都是在拍摄“他者”。这是我们常常陷入的状态：以一位中产阶级摄影师的身份，闯入并观察他人的生活。当然，我们也可以持有同理心，但科尔不需要同理心，因为那就是他所处的现实。

从摄影的角度和从玛格南的角度来看，这让科尔的档案拥有了极大的价值。它们能让我们认识自己是谁，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关系到纵览并延续纪实摄影的历史。摄影师跟摄影题材深深交织，这样诞生的作品是极为少见的。这些作品就是摄影师的人生。

美国，纽约，哈莱姆区，1970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