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的瘟疫

海德格尔曾说：“当你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这句话可以用来认识文学作品中的瘟疫描写。

乔万尼·薄伽丘是佛罗伦萨的贵公子，也是欧洲中世纪那场大瘟疫的亲历者。席卷欧洲的黑死病起于1347年，十字军从东方将其带到西西里岛的墨西拿，由此开始向整个欧洲蔓延。佛罗伦萨系疫情最为惨重的城市。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牲畜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但是，薄伽丘却将瘟疫作为背景，发出了对生命的歌吟和礼赞。薄伽丘用文学传达了人文主义思想，确立了一种健康、欢乐、注重尘世幸福、肯定自然情感的现世生活观。还有薄伽丘的好友、被称为爱情诗鼻祖的彼特拉克，他最爱的女人劳拉1348年死于瘟疫。彼特拉克创作的《歌集》分为《圣母劳拉之生》和《圣母劳拉之死》。在诗中，彼特拉克直言：“我是凡人，只要凡人的幸福。”作为作家、诗人的薄伽丘与彼特拉克共同发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声。

一提起笛福，大多数国人都会想到《鲁宾逊漂流记》，而在牛津版《英国文学史》中，他被排在首位的作品却是《瘟疫年纪事》。笛福一辈子做过许多生意，他写小说的目的据说是为“填补”他生意上的窟窿。《瘟疫年纪事》是他六十多岁时的作品，也是笛福写得最用力的作品。

笛福五岁时赶上大瘟疫，伦敦死了一半人，六岁时他又遇上烧了近一个星期的伦敦大火，死亡成为笛福脑海里抹不去的记忆。笛福无数次听父母谈起当年的灾祸，他叔叔留下的记录本也一直被笛福保存。这都成为他写作《瘟疫年纪事》的素材。在这本书里，作为作家兼生意人，笛福细致地描述伦敦的社区、街道，甚至哪间房屋因瘟疫死过人，并提供了伤亡数字表、消费支出单，其间还掺杂了许多轶事。这部小说已成为英国研究瘟疫史的重要依据。

事实上，英国直到170年前还深受各类疫情困扰。我去过勃朗特三姐妹的家乡霍沃思，得知霍沃思村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仍然瘟疫横行。1848年，写《简·爱》的夏洛蒂的弟弟布朗威尔因疫病早亡；葬礼上，写《呼啸山庄》的艾米莉感染了肺结核，她拒绝治疗，很快便去世，年仅30岁；1849年，小妹安妮也去世了，只有29岁。而夏洛蒂算幸运的，她39岁去世。事实上三姐妹的作品虽未直接描写瘟疫，但都具有某种沉郁风格，许多人物也颇似劫后余生者。

同样，加缪笔下的《鼠疫》以他故乡阿尔及利亚为背景，以瘟疫为线索，描写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人们与瘟疫奋力抗争的故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那些敢于直面惨淡人生，于荒诞中奋起反抗，于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人道主义精神。而正“因为他杰出的文学作品阐明了当今时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各种问题”，使加缪成为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中国史籍中有关瘟疫的记载很多，但称得上有分量的作品却很少。因为总有人觉得写这种题材貌似有激情能鼓劲就够了，却放弃了文学更应有的担当。很多人将写作的难度无限量降低，把口水当诗，把段子当文章。而面对灾难，并不是有激情就能写好，还需要有思考，有良知，并需要找到准确的表达方式，而这种表达方式绝不是几行一吹而过的句子，而是能够留给后人足以作为参照和镜鉴的人文精神与人性光辉。

——摘自《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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