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自由 人与书的彼此拯救

《偷书人》

作者：大卫·E.费什曼 译者：姚丽蓉

版本：西苑出版社 2019年1月

1943年7月的一天，年轻的基特尔打算做做运动，他在街道上拦下一个人，拿出一根香烟问：“要火吗？”对方点点头。于是他掏出手枪，朝那人头上开了枪。

基特尔的身份是纳粹党卫军二级小队队长，时常站在犹太聚居区的大门口，负责检查进入聚居区的犹太人身上是否藏着食物，一个土豆，或者几片面包。当吟游诗人施默克·卡奇金斯基排在缓缓前行的队伍中时，他和那些藏有土豆的人同样恐惧——我们知道，头上挨一枪是不会有第二种结果的，不同的是他还感到坚毅和兴奋，因为他身上藏的是袖珍本《妥拉》，以及另外四本小书。队伍在向前，犹如死亡在靠近。忽然，有人说，基特尔进聚居区了。队伍快速涌进大门，施默克跟了进去，并且再一次成功了：首先是避免被枪杀，其次是把几本书转移到秘密地堡。

大卫·E.费什曼用七年时间写成的《偷书人》，讲述的就是这样一段隐秘的历史，一个施默克们偷书的故事。

维尔诺被德国占领期间，大批的犹太人被送到树木丛生的波纳尔，在那里成为尸体，并持续堆积。这自然远远不够，这些犹太人还有书，有他们的文化，这是不可容忍的。因此纳粹政府成立了罗森堡国家指导总部，负责劫掠欧洲文化财产，而抢劫犹太文物是该组织的“一个特殊兴趣”。劫掠来的文物30%要送到负责“犹太研究”的人手中，他们研究的目的是从文字中找出足以证明“犹太人的堕落”的证据；余下的70%则只配被送进垃圾焚烧炉或造纸厂，变成灰烬或白纸，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没有文字。总之，纳粹想要的不只是犹太“人”的消失，还想在地球上擦除犹太“文化”的痕迹，不留一丝一毫。

可能是需要对付的人和文化实在太多，德国人忙不过来，1941年第一次文化劫掠后，他们在维尔诺围建了犹太人聚居区。突如其来的死亡早已司空见惯（四万人慢慢减少到不到两万），幸存的人更加痛苦，他们必须想办法活下去，而饥饿只是威胁的一种，精神的崩溃更折磨人。在一段“稳定时期”里，犹太人建起了医院、卫生服务、学校，以及图书馆——一个偶然的奇迹。

图书馆管理员是个名叫赫尔曼·克鲁克人，曾是“全波兰最受尊敬的图书管理员”。他徒步穿过荒野，从华沙逃至维尔诺，意外接手了聚居区图书馆。进入聚居区的第一天他便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因为他把书从垃圾中拽出，“并试图抓住被风吹走的几页纸”。正是他，在意识到书籍、宗教用品、艺术品将会遭遇再次劫掠后，决定偷书，建立地下藏书点。

克鲁克决定当一名偷书人无疑是出于一位学者对文化延续的责任，可能也受到现实的震撼：那些饿着肚子的人居然还需要阅读。更加让人意外的是，在经过1941年10月的一次“清洗”后，人少了，注册的读者人数却多了几百。统计数据显示，外借图书中，78.3%是小说，17.7%是儿童文学，4%是非虚构作品。那些爱情小说、犯罪小说适时地展现出文学最基础的功能，为经受苦难的犹太人提供了一处想象的避难所。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酗酒般的麻醉感，暂时忘记脑袋附近的那支枪，避免了精神崩溃。也有人从书中得到精神力量的充实，但只有少数“成熟读者”才做得到。

既然书可以在战争中拯救人，那施默克们拯救书，则带有回馈的意味。或者不如说，人和书正像两个生死与共的人，彼此掩护。他们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自己，因为他们没有忘记自己随时会消失于世间的命运，他们看到的是未来，“只是想为未来的人做些事情”。

短期的未来同样艰苦。当1944年7月，苏联从德国那里“夺回”维尔诺后，那些书和它们所代表的犹太文化依然不受欢迎。他们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下的偷书人。

这些书有的被偷运到波兰，有的被运到美国，但也许有些书没那么走运，散落在各个角落，比如垃圾堆中。这也没关系，只要没被送进焚烧炉或变成白纸，它的价值就还存在；更何况，“总会有一个孩子，他将在垃圾堆里拣起一本书来。我就曾是这样一个孩子。”多年后，布罗茨基（生于1940年，犹太人，1987年诺奖得主）在《一个不温和的建议》中说。

撰文/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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