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袭两千英里 营救百名人质：恩德培行动背后的秘密

恐怖的灾难并非以色列独有；它是一个愈演愈烈的全球性危机，所有国家必须坚决面对的一个危机。它就像一种致命的疾病————会传染、会扩散————而且妥协和让步也不能打败它。屈服于恐怖主义分子的要求只会招致更多、更过分的要求。在对付恐怖主义的过程中，领导者记住这点将是相当明智的：当一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时，你不是谈判者，而是人质。

然而，这一忠告听起来简单，它对领导者而言却是最艰难的考验之一。坚持这样的立场需要愿意做出危险而艰难的抉择。它不可避免地要去冒风险。现代历史可以告诉我们无数有关这些时刻的故事，勇敢的男男女女代表他们领导下的人民做出看似不可能的决定。在这些故事之中，也许下面这个最清晰地展现了信念和复杂现实之间的争斗，这就是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个叫做恩德培（Entebee）的地方发起的解救人质行动。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天，我走进总理办公室参加政府的每周内阁例会，会议由伊扎克·拉宾主持。两年前，拉宾和我为谁将领导政府一争高下。拉宾获胜之后，他邀请我担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

西蒙·佩雷斯（左）和拉宾（右）

助理很快走近我，递给我一张折起来的便条，上面的字迹潦草得令人眩晕，预示着便条的内容和他的脚步声一样紧急。

“从本-古里安机场飞往巴黎————奥利（Orly）、中途在雅典停留的法航一三九号航班被劫持了。”便条上写道，“飞机仍在空中飞行，它的目的地未知。”

在接下来的数小时之内，劫机事件的细节渐渐丰富起来。我们得知，在雅典登上飞机的恐怖分子是以暴力而臭名昭著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的成员，而且他们已经控制了这架载有将近二百五十名乘客的飞机，其中包括一百多名以色列乘客和十二名来自法国的机组成员。

被劫持的法航班机（编号F-BVGG），摄于1980年

凌晨四时，我们确认，飞机已经在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降落。机场位于乌干达首都二十英里开外的维多利亚湖的岸边，距离当时我们所在的地方超过两千英里。

这一改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一九七三年战争之后，拉宾和我努力扩充我们的军队，使其适应现代化的需求，并且为可以延伸其触角做准备————有能力打击远超我们眼前地平线上的目标。但是，没有国家或是军队曾经面临涉及面如此之广的挑战。它需要我们在上千英里之外发起一场军事行动，我们的对手是武装的恐怖分子，或许还有乌干达的军队，而所有这些都是在我们获得的情报并不是最理想的情况下，而且时间紧急。我们大多数的高层军事领导似乎感到，军事救援行动根本不可能。

“如果我们屈服于恐怖分子的要求、释放恐怖分子，”我在一周后举行的、气氛热烈的政府会议上如是表示，“每个人都会理解我们，但没有人会尊敬我们。”而不管结局如何残酷，反之亦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展开解救人质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没人会理解我们——但每个人都会尊敬我们。”

“我们必须发挥我们的想象，并且审视任何一个看似疯狂的想法，”我对聚在一起讨论的人们强调，“我希望听听你们的计划。” 

“我们没有计划。”一个人答道。 

“那我想听听你们还没有的计划。”我回答道。 

到会议结束，团队中出现了三个可能方案。 

第一个是库蒂·亚当提出的。如果能说服劫机犯飞向以色列——让他们相信，一旦到达以色列，他们可以用人质交换罪犯，我们可以发起一场类似对萨贝纳航班发起的偷袭。 

无可否认，这是一个极富创意的想法，但它假定我们手中握有砝码，而其实我们并不拥有。恐怖分子肯定不会无缘无故选择恩德培——不仅因为它相去以色列的距离，而且因为他们拥有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Idi Amin）的支持。 

第二个办法是古尔本人提出的。他认为救援行动必须在恩德培进行。古尔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以色列伞兵将通过维多利亚湖悄悄潜入恩德培机场，然后向劫机者发起突然袭击，并留在原地保护人质。 

这一计划切实可行，因为以色列国防军更有能力去上演这样的场景。但它缺乏的主要是一个撤离计划。一旦人质获救，没有办法带他们撤离。如果乌干达军队出面干预，它有可能派出一支大到足以制服我们的、最精锐的突击队的力量。 

而第三个办法是迄今为止想象力最为丰富的一个方案。以色列空军指挥官班尼·佩莱德（Benny Peled）少将提议，以色列先占领乌干达——或者至少恩德培机场。这样，以色列的伞兵就可以暂时占领城市、机场和海湾，之后再袭击、击毙劫机者。接管了这一地区之后，空军的大力神军事运输机可以降落在恩德培机场、把人质带回家。 

表面上，这一计划看似荒谬可笑。古尔将其描述为“不现实，只是一个幻想”，其他人也同意古尔的论断。但在这三个计划之中，它却是最令我感兴趣的。我的感觉是，除了它的规模和野心，佩莱德的计划没有什么是无法办到的。不像古尔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还包括了一个撤离人质的策略。不像库蒂的计划，它不会要求我们操纵恐怖分子违背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去行事。实际上，当会议结束时，佩莱德的计划是唯一一个还未被我驳回的计划。

摄于1994年的恩德培国际机场旧航站楼，以及停在它前面的C-130运输机。注意1976年所留下的弹孔还清晰可见。

在我们刚得知法航的班机已经在乌干达降落时，我的一个保镖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他曾当过伊迪·阿明的助手，所以和后者很熟。 

“只要他可以，他会把这事一直拖下去的，”他这样评论阿明，“他喜欢人们的关注。” 

周三凌晨，当我睁眼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不停想着他说的话。如果我的保镖说得没错，这意味着尽管出于非常不同的原因，阿明和我有着同样的目标：延迟这场危机结束的时间。那天早上我返回国防部，更加确信阿明有可能会要求恐怖分子推迟他们的最后期限。与此同时，我召集了几个曾在乌干达服役、了解阿明的国防部军官。这一刻茅塞顿开。 

军官们告诉我，阿明非常依赖那些和他亲近的人的判断，而且他喜欢公众的关注，非常希望能在国际舞台上和其他国家元首平起平坐。他甚至想象，有朝一日他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们告诉我，阿明不喜欢卷入外国人的战争，因此乌干达军队不太可能会大批出现在恩德培。他们还告诉我，他们认为，这位独裁者不会主动杀死人质。

清晨，拉宾安排了一个部长级会议。会议开始前，我把古尔拉到一边，讨论我们刚刚收到的情报。四十八名非以色列籍的人质有一些已经抵达巴黎，并且提供了极为关键的细节。比如，我们证实，人质被关押在两个航站楼中的一个——被我们称为老航站楼的那个。看守人质的除了恐怖分子，还有乌干达士兵，而且人质已经不关押在飞机上了。我们还得到了航站楼布局的详细信息。对我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为救援行动做准备了。尽管我是国防部部长，我知道为了说服拉宾，我还需要其他部长的支持，尤其是古尔，他是个关键人物，没有他，军事行动就不会有实现的途径。在我说服他之前，试图说服其他内阁成员没有多少意义。但是古尔并不是一个容易劝服的人。 

在听完我给他的最新情报后，古尔说：“作为陆海空参谋长，我不能提出这个营救人质的计划。”听完这话，我明白或多或少我又得单打独斗了。

 

部长级委员会会议在一片沉闷、压力巨大的氛围中开始。最后的期限迫在眉睫，紧张气氛不可避免。

 部长哈伊姆·扎多克（Haim Zadok）告诉大家，人质家属坚持让我们和劫机者开始谈判，并且期望我们竭尽所能来解救他们的亲人。 

“问题并不仅仅是人质家属的诉求，”我接连着两天这样重复，“有一点应该明确，和恐怖分子谈判、让以色列屈服，会在未来打开一个更大的恐怖缺口。” 

“谁说这会打开一个更大的恐怖缺口？”拉宾反问。 

“是我这么说的。” 

“我要你说清楚，并且进一步详细说明。”他回答说。 

“直到如今，美国人还没有向恐怖屈服，因为以色列人树立了一个绝不屈服的世界标准，”我解释道，“如果我们屈服了，不止一个国家，整个世界都会同意，我们将招来更多类似的劫机事件。” 

“这就是目前的情况，”拉宾说，“在这一时刻，不做决定本身就是一个决定。”

 这样的辩论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拉宾再次干预说：“我希望澄清一点：我们没有时间回避。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和劫机者谈判？我要求你们这些政府官员不要逃避回答这一问题。” 

部长以色列·加利利（Yisrael Galili）回应说，他认为政府应该立即开始谈判，包括“愿意释放那些被关押的犯人”。拉宾支持他的建议，他注意到以前我们也做过类似的交易，为什么在这一情况下这样的交易反而不能接受？他不愿意卷入这一问题的辩论。 

“先例不是问题，”我说，“问题在于未来，人民的未来以及以色列飞机和航空的未来。除了那些被劫持人质的命运，我们应该关注这里人们的命运，关注这个国家会发生什么，还有对劫机和恐怖的重视程度。” 

拉宾并未为这番话所动，因为我仍然缺乏令人满意的备选方案。“我希望知道是否有任何人反对，”他说，“而且我不想在这件事上有任何误解。我提议，我们不要讨论如何谈判，但政府可以授权团队继续尝试解救人质，包括交换以色列的犯人。” 

当拉宾问有谁支持这一提议，桌子周围每个人都举起了手，包括我自己。因为拿不出清晰的军事行动计划，我眼下最需要的东西就是更多的时间。

 

尔后，得到了短暂的喘息：劫机者将最后期限延后了三天。阿明即将启程去毛里求斯，参加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的一个会议，而劫机者们答应在他返回之前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一下子，我们有了几天的时间，而不是几小时。

 

那天下午，“幻想协商会”再次开会，而且这是第一次让人感到，一个切实可行的营救计划正在逐步形成。库蒂·亚当和丹·舒姆龙已经草拟了一份行动方案，包括在恩德培机场降落飞机，然后控制机场。他们详细描述了行动计划。这一行动将在黑暗的掩护下展开，前后不会超出一个小时。第一架飞机将在晚间十一点着陆，紧随一架英国航机，以便能躲避雷达的探测。从飞机肚子里将会钻出两辆汽车，直接驶入老航站楼，卸下一队突击队员。这些人将除掉劫机者、救出人质。十分钟内，我们的另外一架大力神飞机也会着陆，里面会再出现两辆汽车。那里面的突击队员将朝“新航站楼”进发并控制它，一同被控制的还包括跑道和燃料库。一旦行动完成，两架以色列飞机将降落撤离人质。 

我们讨论了每一种可能的结局，我们可以想到的每个变数、每个可能出错的地方。我们可以发动这一军事行动最近的日子是周六晚间，尽管对计划的可行性仍然存有一些问题，军官们至少同意，我们有了时间做准备。

回到办公室，我被新情报轮番轰炸，这些情报都是我不在时收到的。我们已经派出了总参谋部侦察营一个名叫阿米拉姆·列文（Amiram Levin）的军官前往巴黎，协助法国情报官员一同问询非以色列籍的人质。其中一名人质、一位老先生走近列文说：“我知道你们需要的东西。” 

他告诉列文，他曾是法国军队的一名上校，因此在他被关押在恩德培机场时，他知道自己该留意些什么。他画了一张所谓老航站楼的草图，并简要描述了那里的布局，人质就被关押在那儿。从他口中，我们得知，一共有十三名恐怖分子和大约六名乌干达士兵。他告诉我们，人质被关在航站楼的主大厅，但飞机上的法国机组成员被羁押在女士洗手间。飞机并没有停靠在附近。他说，老航站楼有一面用空柳条箱垒成的墙，劫机者警告说，里面布满炸弹。不过从外面看不到电线，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它们会被引爆。这是很丰富的信息。因为法国人的慷慨之举，以色列的安全再一次得到了加强。 

恩德培国际机场的旧航站楼，摄于2008年

除了此人的报告，我们还收到了另一份来自摩萨德的情报。几天前，我们批准了一项飞行任务，派出一架飞机去拍摄恩德培。任务很成功，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高质量的机场照片。我们还从摩萨德头领伊扎克·霍非（Yitzhak Hof i）处得到确认，肯尼亚已经同意让我们用他们的空军基地作中途停留。古尔和我在他的办公室见面讨论了这些新的情况。须臾之间，他的怀疑消失了。他准备支持这一计划。 

有了古尔的支持，我立即让所有的事情开动。古尔马上利用这些新情报去和“幻想协商会”的其他成员落实行动计划，与此同时，我则去向拉宾简要汇报情况。 

我走进总理的办公室。“在这个时刻，”我说，“从个人而非官方立场而言，我确信，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军事行动计划。”我向拉宾描述了这一计划，以及正在忙活计划的那些人中的一些疑虑。我告诉拉宾整个经过，从围绕着计划召开的数次会议、人们提出的疑虑、解决了的以及仍然存在的疑虑。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当我把“幻想协商会”所有成员召集到我的办公室，古尔宣布他们已经准备好向总理汇报这一计划了。“跟我说说细节吧。”我要求道。 

尽管我还不知道拉宾的决定，我知道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获准前行的那一刻起就做好准备。作为国防部部长，我有权派遣以色列国防军到以色列境内的任何地方而无需总理的批准。因此，与其等待总理的答案，我命令大力神军用飞机次日就离开特拉维夫到西奈半岛的沙姆沙伊赫待命。我知道那里是执行这一任务的最好出发点——而且，如果我们得到了拉宾的许可，我们没有时间可浪费。 

这一计划现在脉络清晰。从沙姆沙伊赫，我们的军队将在雷达探测不到的区域飞越埃塞俄比亚领空，沿商用航班的飞行路线接近乌干达。由约尼·内塔尼亚胡带领的突击队将在老航站楼袭击恐怖分子并保护人质安全。其他的飞机则每隔几分钟飞来一架，运送突击队员。他们中的一些人负责控制新的航站楼、跑道和加油站，另外一些人的任务则是摧毁停靠在附近的苏联制造的战斗机。另一队人马将在高速公路上设置路障，阻止增援部队及时到达机场。 

一旦获救，人质们将被带上其中一架大力神飞机，飞往内罗毕加油。其他的飞机则紧跟其后去肯尼亚，然后再一起飞回以色列。这一行动已经精确计划到每一分钟，突击队员也已经开始演练这些动作，并昼夜不停地排除各种情况。他们像祖辈父辈研究犹太法典一样，研究机场的地图。然而，这一行动还是有成百上千个变数需要考虑，有无数种出错的可能。 

随着我们讨论的继续，一桌子的人中有人提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想法：他跟我们一样，知道阿明眼下并不在国内，他提出我们把一名突击队员伪装成阿明的样子，然后造成一种假象：仿佛乌干达总统在他的总统车队护送下已经来到机场。守卫老航站楼的乌干达士兵在黑暗中也许会被蒙骗住，至少也足以制造片刻的惊愕。古尔和我非常喜欢这个想法，于是立即下令搜寻跟阿明的座驾同款的轿车——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仅在前一晚，古尔还因为我幻想着詹姆斯·邦德式的任务而抨击我。而现在，他显然已经变了一个人。 

行动中使用的黑色奔驰轿车

我给拉宾送去一张便条，和他分享了这一有趣的新进展。“伊扎克，最后一次更新计划——一辆插着旗子的梅赛德斯牌大奔，而不是机场的车辆将从飞机里跑出来——伊迪·阿明从毛里求斯回国了。” 

“我不知道这是否可行，”我补充说，“但这很有趣。” 

拉宾总体上倾向接受我们的计划，但尚未承诺什么。“我对这一行动仍然不太确定，”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质。我们也未曾有过如此有限的军事情报。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冒险的行动。”他继续就计划的细节向古尔发问。“我同意所有的准备工作都进行下去，但是，我提议我们仍把这事当作是正在进行的谈判的一个附属行动，”他说，“如果我能使他们释放妇女和儿童，那将会改变整个局势。”他决定在第二天下午，也就是在飞机需要起飞前往恩德培之前，召开一个特别的政府会议。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得到他的最后的首肯。

曙光微明，我召集了“幻想协商会”的成员到我的办公室，我命令他们再次审核一遍行动的细节。“你有什么要报告的吗？”我问古尔。他告诉我测试环节已经按计划进行，大约需要五十五分钟才能达到地面。他说，他们在全以色列也没能找到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牌轿车，但是他让我放心，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辆同型号的白色轿车，并已经做主把它漆成了黑色。 

在聚会结束之时，古尔充满信心地宣布：“没有什么理由不去执行这一行动了，成功的几率很大。” 

那天下午，拉宾召开了一个内阁特别会议，向众人描述了已经出现的新情况。“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军事行动。”在描述行动的概况时，他解释说。他说完，我开始向大家讲话。 

“一个撕裂人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应该以这些无辜、手无寸铁的公民的生命为代价，来拯救这个国家的将来？如果我们屈服，我们就会招来更多类似的行为，”我说道，“世界各国也许会理解我们的方式，但是他们会在心里嘲笑我们。” 

接下来，古尔一步步地介绍了这一计划的细节，以及他的结论。正如他看到的那样，这次行动是经过精心计算、校准的，是他预计会成功的一次行动。他当然也注意到可能出现的伤亡，但他说，这些风险“在其他任何营救平民的行动中”都是存在的。 

西蒙·佩雷斯和拉宾一起欢迎人质回家

“如果飞机无法加油的话，我们最多能飞多远？”一位部长问道。 

“他们可能飞不回来。”古尔回答说。 

“那里的天气状况如何？”另一位部长问道。 

“有风险。”古尔承认。 

“如果我们发现他们连夜转移了人质怎么办？”第三个部长又问。

 “那这一行动将会是完全、彻底的失败。”拉宾说。 

然而，这些就是眼下的情况。这将是以色列国防军短暂历史上首次在中东以外的地方执行的使命，仅这点而言就是史无前例的。除此之外，加上情况的复杂以及一些未知的变数，我承认，它是“以色列国防军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但是，这就是需要付出的代价。 

在漫长的讨论结束后，拉宾说出了最后这番话。 

“我支持这一行动，”他首次大声宣布说，“我不是理想化，正相反，我知道我们为了什么才这么做……政府在有可能出现大规模伤亡的情况下决定是否发起这样的行动的时候，必须了解这点，”他说，呼应了古尔的评估，“尽管如此，我要求政府批准这一行动，但我此时的心情并不轻松愉悦。” 

众人一致通过了这一决定。恩德培行动势在必行。

以上选摘自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自传《大梦无疆：勇气、想象和现代以色列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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