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伤口另一端》 词语还能真诚地触摸世界吗？

《从伤口另一端》

作者：阿莱士·施蒂格

译者：梁俪真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5月 阿莱士·施蒂格，斯洛文尼亚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

“坚固的世界已烟消云散”？

诗似乎就是用词语去触摸世界，这个世界可以是我们的身体，也可以是自然界，不仅是物体，也可以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爱恨情仇，总之，事事物物。但我们的语词还能真诚地触摸和观察这个世界吗？在我看来，这也是斯洛文尼亚诗人施蒂格想去处理的问题（之一）。

与初民不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无法单凭一腔热情和纯情写作哪怕一首真诚的诗了，我们可以想象《诗经》中那些质朴之歌，爱恨直从胸中涌出，不违人心亦不违天道。但与那时候的宇宙图景不同，我们失去了脚下坚实的大地。正如格林拜恩在评价施蒂格时候所言：

语言经由那组织了人类仇恨并带来死亡和破坏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被历史拖拽着穿过了20世纪之后，在所有那些所发生的恐怖经验之后，诗人已不再能置他的事务于一种稳固的基础上。

用施蒂格自己的话说，“所有那些告诉我们自我为何的一切已失去稳定性”（《照样，当我转过街角》）。以坚固的宇宙图景作为保证，我们说什么和怎么说似乎都不是问题，但如今，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说什么和怎么说就撕裂成了两个东西，我们真诚的表达，在说出口的那一刻也许就已经变形扭曲，我们口吐莲花，它却可能成为利箭射穿他人。这是一方面的困难。另一方面的困难，来自一个更加形而上学的理由：我们相信我们的语词和世界，或说身体，处在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之中，语词似乎意味着更少的东西，而身体或世界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心中五味杂陈，而到口中，只是“却道天凉好个秋”。语词能言说的似乎总是太少，得鱼忘筌，得意就应该忘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悲亦复如是。如此看来，我们陷入了双重的困境里：一方面，我们的言说失去了支撑，变得可疑，另一方面，我们所说的是那么少，而遗失的是那么多。

身体，是人与世界的伤口

但也许我们低估了语言，或说低估了语言对我们的意义，特别是诗对我们的意义：

“每个人/都曝露于/他自己/仅有的语言中”（《那时》）

“有时身体/成为/词……身体需要词/来令/其他/身体/知情”（“无标题”）

离开语言，我们的身体、世界都是不可见的。这种玄乎的说法，更直白的表达是：对于它们，我们是熟视无睹或视而不见的。这样一种语言观也几乎是现代诗歌的底线共识：是语言在说人，而不是相反。

但仅仅如此，我们只是知道语言要言说人，怎么言说，站在什么位置言说是合适的，这个问题依然令人疑惑。我们能否站在旷野上呼号，向上帝求救？我们能否站在爱人耳垂边低低絮语，表达诚意？这样的行为如何不沦为一种不自知的表演？施蒂格给出的方案是，“从伤口另一端你睁开眼”：

当它化为乌有，你睁开眼，像那个时刻的/母亲，从伤口另一端你睁开眼（《刮擦器》）

诗人把伤口理解为我（主体、言说者）与身体或世界之间的中介，其实，身体就可以视为人与世界的“伤口”，伤口不是你主动获得的，而是一次意外，一个偶然，是世界或身体对你的粗暴的进入，从这个伤口你体验到、目睹着身体或世界，但你体验到的、目睹到的不是一个独立的“物”，比如说你不是体验到、目睹到一个与你无关的雨伞、蚂蚁等等，而是体验到、目睹到一件事，伤口就是“事”的痕迹。伤口意味着很多很多，但是离开伤口，什么都将不再持留。所以对施蒂格来说，“事事物物”的重点显然是在“事”上，而诗就是对伤口上“所见所闻”的记录：

它之所是，并没有名字。/当它消失进它的迷宫，只剩下希望，/希望至少会有几个名字，称呼它所不是。（《蚂蚁》）

因为我们并没有对“物”的命名，而是对“事”命名，而伤口既是迷宫的入口，也是迷宫的出口，连接着言说者和身体或世界。所以，我们似乎应该把凝固的物看作是结疤的伤口，我们不能通过一个“名词”来把握身体或世界，而应该通过“动词”来把握“事”，即通过“物”凝视“事”。这样“他就将它们提交给语言领域”（格林拜恩），并且事总是在时间和历史中展开的，所以“并不存在不具有历史化意义的物体”（格林拜恩）。这其实也解释了为何施蒂格晚近的诗歌转向文化政治领域，事总是历史的事。在欧洲，历史总是缠绕着政治、宗教等等（如《站立在你的王国的边陲》）。

伤口，是语言和世界的切面

从伤口另一端凝视，不是也不可能是跳到世界或身体的位置看，这只不过是一种假托的第三人称。通过伤口让事物自己呈现出来，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事物以自己的语言呈现出来。根本就没有一种事物自身的语言，伤口的自我呈现是通过人的语言呈现出来的，因而是经过人的，我们总是从人的立场来看和感知这个世界。但与人相关的，和以人为中心的是两回事，这个过程可以被描述为“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了拟人论”（罗科·本钦），这是一种立场的转变，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世界依赖于人的感知，这种立场推到极致将得出，语言根本上不受限制，而拟人论则将人与物编织在一个不可分的网络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背后，是一种笛卡尔式的主客二元分立的认识论和表征主义的语言观。简单地说，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认为自我（心灵）和世界是两个分立的存在序列，认识就是主体对客体投射到心灵之镜中的印象、观念的理解；而语言就是对这种印象、观念的记录，也就是说语言是对象的表征。这样语言和世界就完全属于两个领域了，如何保证语言可靠地记录了对象？不仅如此，甚至当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的时候，世界的存在与否都是可疑的，怀疑论的幽灵如影随形。

这样一些哲学问题，对施蒂格来说并不是外在的，他的诗歌写作充满着冷静的思辨，不少诗歌中直接探索词语与对象的关系，接续着玄学派诗人的传统，他“反思了所有这一切”（格林拜恩）。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和表征主义的语言观，问题在于把主体（人）自外于世界，这就是说，进行认识的人不是在这个世界之外进行认识活动的，两个之间有一个裂缝，所以难以将自我和世界统一起来，语言似乎总意味着对事物的不完全的记录，甚至是错误的记录。但当我们把人和世界看作是一个相似性的网络，语言和事物之间并不存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鸿沟，而是说它们本来就是连续的，事物总是已经概念化了的，语言化了的，如此我们的语言就能够去揭示事物内部的信息了。这个过程中，虽然我们运用语言去揭示“事情”，但语言不是对事情的表征，而是和事情融合在一起的，因而就没有如此这般的鸿沟了。而且因为事情不能离开语言，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之家，“存在”必须要在语言中存在，所以离开语言，事情就无法显现出来，因而它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意义世界里，根本就是无意义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事情并没有多于语言的东西，但这不等于说语言可以替代事情，他们相须而不可分离。

这样一种语言观，还有一种泛灵论的形态，我们可以符咒为例。符咒是语言，但其与事物会有现实的具体的关系，即符咒不是像镜子一样洞照对象，而是实际的对事物产生影响，事物与语言之间是真实的联系，语言就在世界之中：

人类的灵魂与污水/遵从同样的规则分支散布//那架照相机……//照相机沉降得从来不够深/它们应已永远地深陷在了竖井里（《以垂直的方式》）

伤口就是语言和世界的切面，它属于语言，也属于世界，我们看待世界的地方，就在世界之中，就深陷在竖井里：

记录伤口，愈合/这个世界的残损拥有的名字（《瘿瘤》）

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使：

那长久隐匿在景深无法被辨认的/涌到表面。成为表面。（《沙洲》）

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

穿过第一扇门进入一个存在着的世界，/穿过同一张第二扇门进入并未存在的世界。（《沙洲》

后记：本文的写作部分获益于杜尔斯·格林拜恩、罗科·本钦的文章及北大一次关于施蒂格的研讨会的录音稿，特此致谢。

□文/项品超黄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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